引子：又是一年新中国的国庆日。在这个普天同庆、自豪满怀的伟大日子里，回顾一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较量，重温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关历史与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辩证的思维方法、以阶级分析方法与从事实出发为代表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对正确辨析台澎金马各种政治势力、舆论思潮和社情民意，正确思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切实的必要性。

10月1日下午，蓝皮示人但同样反共的台湾省旺报网络版发表了题为《慎防美中谋50年关系新架构》的社评文章，宣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月即将访中，美中正紧密商议相关议程之际，美国国务院官网介绍‘台湾’页面的‘中华民国国旗’却突然消失，中美‘台’三边关系敏感时刻，……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重新定义美中关系，在重新定义美中关系时，是否会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特朗普是否会与北京签署中美第4公报，都必须慎密应对。……如果美中关系基础结构出现改变，‘蔡政府’将面对空前的‘国安’危机，届时两岸关系可能必须重新定义”。可见，“民主”拒共、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永远分裂仍然是国民党和蒋遗民的“民国梦”。

国民党反动派一词所为何来

只有扳正被颠倒的是非观念，扳正被混乱的正义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判断标准，才能避免落入由大陆和台湾省蒋遗民共同编造“绚烂民国”、仰慕“民国范儿”、梦呓“民国正统”的反攻倒算陷阱之中。只有钉死国民党这个百年烂党的反动本性，方能正本清源。  

从1895年创建兴中会，到1905年成立同盟会，再到1912年8月11日合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政团为国民党，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直在没有一个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情况下，奔走在他的政党政治道路上。尽管在8月25日的国民党成立大会演讲中，孙中山发表了诸如视他党为兄弟、非谋一党权利、勿争党见而陷国家于危险地位等政见宣言，但合并后的国民党成分更庞杂，不少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甚至反革命立宪派分子混迹其中，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了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而彼时的孙中山却醉心于“实业救国”，无暇顾及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同样醉心于政党政治的宋教仁在1913年3月20日晚被杀，只是让孙中山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梦想，不得不接受“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国民党员消极叛变、暴露出伪革命党人本性的现实。但就算他在1914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这个党仍空挂着革命二字，既未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彼时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也提不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更将党员分成三六九等、要求党员绝对服从自己，使中华革命党始终不过是数百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相互取暖、名存实亡的秘密小团体，依旧没有改变其依靠军阀打军阀的“革命”路线和护法战争必然失败的结局。为区别五党合并的国民党，在1919年10月10日纪念武昌起义八周年之际，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1923年，孙中山决定采纳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派来的政治顾问、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鲍罗廷的意见，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就孙中山在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邓泽如等人“弹劾”共产党上书所作的批示，苏若群和姚金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中分析道：“首先，他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批评国民党，指出国民党的缺点，是为了‘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听其操纵。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其次，他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苏俄施压的结果。再次，他认为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就要服从国民党，否则将与之断绝关系”。之所以有这种表态，“一方面……他要向他们表明，他对共产党是有警惕的。另一方面，孙中山……是为了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在孙中山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公开声明，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有将中国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也无意于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因为他和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都不信仰共产主义(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孙中山认为中国不能实行苏维埃制度，他在1924年底北上北京途径日本时对记者说：‘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为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因此，尽管孙中山在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与态度上是坚定的、心情是迫切的，包括在临终前的《致苏联遗书》中也明确表示：“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党员成分复杂、政治立场不一的国民党内部就始终弥漫着一种与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大旗下、实现国共合作极不协调的反共反俄氛围，并在其后的排共浪潮、创建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和杨希闵刘振寰叛乱、东征陈炯明及南征邓本殷等重大事件中，毫无顾忌地蔓延和涌动在国民党内部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逝世。5月18日至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戴季陶主导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即第十号训令)，声称“总理所创行之三民主义，为本党始终不渝的主义，而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施方针，更必须以总理自著之‘三民主义’为标准。总理在时，党员之行动，一决于总理。总理既殁，党员之行动，惟有完全取决于总理之遗教。……且以后无论何时，决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戴随后连续发表《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并于当年12月13日致信蒋介石，污蔑国共合作的“惟此两种中心之不能容，则为本党之基本问题，……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而党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组织则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重理论之困难，因此之困难，既非由我造成，更非我所乐就，又非我之所能解决。”面对与戴季陶主义遥相呼应的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铁杆反革命右派，在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违背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下，第三国际对中国支部和中国形势的误判与妥协退让，助长了本就是投机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蒋介石反共反俄的冒险底气。从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迁都武汉与南昌之争等光脚踩刺窝式的步步试探，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回避蒋介石南京反革命政权而贸然发动的所谓二次北伐，再到被南京反革命政权伙同帝国主义封锁长江及沿线地区，造成武汉政府经济危机日趋严峻，加之本就与工农水火不容的夏斗寅何键许克祥等反动旧军阀的大肆造谣与公开叛乱，倒打一耙指责工农运动“过火”的武汉政府不得不非法限制工农运动，并“礼送”共产党人，以期向蒋介石表态靠拢。这一系列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行动，将国共关系和第一次国共合作陷于杀机四伏的危险境地和血淋淋的破裂结局，已不是斯大林发几道遥远的指令、年幼的共产党开几个被动应对的会议所能挽回的了。

如果说成分复杂、良莠不齐、腐化堕落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健在时就已经是投机革命和日后必将反革命的代名词;如果说纲领不明确、组织不健全、纪律不严明和理想奋斗多出自对孙中山个人的忠诚均足以证明孙健在时的中国国民党就已绝不可能担负起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历史重任，这些都还只是国民党的腐烂表象的话，那么，全程经历了这段历史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评价，无疑要形象得多：“国民党不是任何一个阶级利益的代表，更不是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国民党逐渐失去了在反对专制统治斗争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意义，因此它不能不成为‘空中楼阁’。”而对于孙中山，他曾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孙中山)身上，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样，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辞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他忽而激烈抨击帝国主义者，忽而又对美国大使舒尔曼说，美国人应当干预中国事务，从而背叛了自己国家的真正民族利益。”

——“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

必须指出，鲍罗廷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并不能掩盖他自己犯下的诸多致命错误。  鲍罗廷、斯大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及第三国际对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革命事业的把持和指挥，也恰恰反映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尚在蹒跚成长的必经之路上，这是终将担负起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向成熟之前必须经受的血与火的磨难。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作者苏若群和姚金果的判断不同，笔者认为：尽管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艰难的妥协忍让和人财物力的帮助支持下，取得北伐胜利的国民党看似有了纲领、组织和纪律，有了个管辖更多省份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中央军，但国民党的纲领无疑是一个把共产党当作敌对党进行清算屠杀的反革命纲领，国民党的组织自此彻底转向特务化和法西斯化，国民党的纪律不过是挂在嘴上贴在墙上的独裁欺骗工具，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更是以加倍的速度变成了适应独裁暴政和法西斯特务统治的傀儡机构，而国民党军——即蒋遗民念兹在兹的所谓国民革命军，则毫不例外地成为国民党剥削压迫国民、维系蒋介石反动统治、与地方反动军阀勾心斗角大打出手、与国内外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的反革命反人民反社会的流氓武装集团。  作为一个彻底投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血腥的政治-军事独裁集团，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豢养的蒋匪军彻底撕去了孙中山去世前的伪装，彻底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成了必须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完全、干净、彻底消灭的死敌。

国民党反动派一词从未过时

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性，归根到底体现在蒋家王朝的阶级本性上。  就像蒋家王朝的四大家族必须听命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一样，国民党作为代表这些反动阶级的反动政党，是断无可能去真心践行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民族主义、为四万万劳动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权主义、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民生主义的。  只要我们稍微对比一下早已覆亡的蒋家王朝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言行，同败逃台澎金马至今的国民党军政残余势力和蒋遗民的言行，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是何等的神似和穿越。

——关于三年内战的战争责任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1949年2月13日发的《特别宣传指示》是这样说的：“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

——蒋介石在其1949年的元旦声明里是这样说的：“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同一天晚上的广播演说中是这样说的：“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对此，毛泽东在 2  月 28  日《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一文中辛辣讽刺道：

——“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  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 ‘  匪 ’  ，就应当 ‘  剿匪 ’  。既然 ‘  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 ’  ，就应当 ‘  戡乱 ’  。  ‘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比较蒋介石 ‘  公道 ’  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 ‘  平均地权 ’  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 ‘  各方 ’  ……不宁唯是，而且有 ‘  全国人民 ’  ，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 ‘  若干人士 ’  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

如今的台湾省的国民党政客和蒋遗民，仍像它们的糟糕前辈一样手法拙劣、毫无长进，难怪大陆的蒋遗民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就是不上岸。他们的可爱言行是这般表现的：

——关于国民党的政策和两岸统一问题  ，国民党的新科中央委员黄敬平在9月22日接受香港特区中评社采访时说：“国民党有党纲，洪秀柱与吴敦义其实不会对立，任何人当上党主席之后，不会跟党纲背道而驰……大陆现在把国民党分成三类：郝龙斌反‘台独’，缓统;洪秀柱强烈反‘台独’，比较统派;吴敦义不提反‘台独’，立场比郝洪更不提统一。上述这些归类，没有办法禁止别人来说……但是这些都不会是当事人的真心想法，因为国民党正在走‘务实化’……国民党走务实路线，就是取得执政权，党意与民意不能落差太大，要相互结合，党意不能跟台湾主体需求差异太大，自然要务实调整，如果国民党还一直把统独挂在嘴边，认为‘中华民国’反‘台独’、独台或反统一，这在台湾选举市场来看，有时并不讨喜，这也是国民党选举打两岸牌一旦遭遇民进党攻击，可能无法招架，民众也不埋单……  ‘没有执政权，就没有一切!’……国民党若2018还拿不县市执政权，一切都是空谈，更别奢望2020重返执政。或许有人会有豪气说‘宁可败选也要坚持理念’，但是口号再多，县市都拿不到执政权都是白谈……最具体例子就是新党……回顾20多年来几次大小选举……新党始终走不出都会区，政治影响力逐渐缩小，市场被其他政党瓜分。”“国民党何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与理想?就是党纲，没有表达不一样，也从来没有修订，吴敦义至少在这个框架走……至少在这个框架内，是可以预期，不会像蔡英文或柯文哲，这样大陆有何好担心?”

——曾担任吴敦义竞选党主席发言人的江岷钦在9月20日接受香港特区中评社采访时说：“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民党是个重‘势’的政党，运作方式主要是以职位为取向，谁当了党主席，全党便以这个人为核心。像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这么干练的人，在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还是得顺从李登辉的领导。原因无他，因为这是国民党的传统。”“日前吴敦义在谢票之旅的感恩茶会上表示希望国民党成为感恩的政党。这种观点显示了吴敦义对人情世故的娴熟以及他采取的整合策略：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对吴敦义而言，他需要一个团结的国民党，才有可能集中火力针对民进党，在2018年与2020年的政治版图上攻城掠地。吴敦义当选党主席后，旋即聘请竞争对手郝龙斌担任副主席就是例证。”“就国民党的发展历史与吴敦义的风格而言，未来国民党的运作会在扩大参与的方式下增加决策的精准度与可行性，但是重大的人事政策与两岸关系还是以党主席说了算。”“吴敦义是现阶段国民党的压箱宝，而两岸政策则是国民党的压箱宝……不过，由于目前在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在台湾根本无法实际执行。因此，吴敦义采取相对务实的做法，先以重返执政作为主要目标。他深知国民党如果没有执政，两岸政策就像镜花水月，虚幻不实。……在吴敦义竞选党主席期间，曾有幕僚建议吴敦义的两岸政策要超越蔡英文，修正马英九。或许是谨慎个性使然，终究吴在就职演说中还是以他认为最四平八稳的说法来陈述两岸政策。……吴敦义的两岸政策会跟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行情成正比，如果国民党在2018年县市长的选举有不错的成绩，吴敦义在两岸政策上就会有更大幅度的展现。……因为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最佳决策往往无法付诸实行……相对于蔡英文的意识形态，吴敦义的两岸观点应该还是大陆方面更好的选择才是。”

——民进党伪行政院长赖清德10月3日在伪立法院回答同党“立委”郑云鹏质询时说：“我身为民进党员，一定服膺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相比之前的“我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明确表态，赖清德的立场没有丝毫所谓“变软”。郑云鹏也据此确认：“广义认同‘中华民国’的都是独派，没有人是统派。依据《台湾前途决议文》来看，国民党也是独派，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与国民党现在的主张差距不大。”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反驳说：“中国国民党的主张是坚持‘中华民国宪法’，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坚决反对‘台独’，此一立场绝不动摇。”

我们之所以引用平常不那么显山露水的国民党中层干部的言论，就是要说明国民党不仅烂在了高高在上的高层树梢、烂在了四分五裂的基层树根，更烂在了难堪大用的中层树干，可谓从表皮烂到了树心。  

没有品尝过权力滋味的 黄敬平 把确保重新掌权当作吴敦义路线的务实优点加以赞扬，但国民党没掌过权吗？  马英九轻佻地把国民党的下台当成了个人一辈子玩弄权术后的心满意足、惺惺作态，轻佻地把国民党的下台当成展示其地摊选举“优越性”的道具，进而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然而留给吴敦义们的却是被清算不当党产后每月必须面对的化缘发饷，以及各种被边缘化的灰头土脸。马英九以为能跟大陆炫耀他作为地摊政客的“优雅”，就像蔡英文信心满满的“一旦民进党胜选，中国会主动靠过来”梦呓一样，令人莞尔。黄敬平、江岷钦们根本没搞清楚最基本的因果逻辑：并非投机取巧才能确保胜选，或者说投机取巧得来的权力也必将快速失去，只有提出并践行正确的政治主张，才能确保权力的长治久安。  从这个意义上说，赖清德、郑云鹏们说的一点没错，恰恰因为国民党的独台言行在本质上跟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乃一丘之貉，恰恰因为中共叛徒的出卖、长达38年的独裁戒严及解严后台独势力的迅速膨胀使蒋遗民和台独分子占据了这个政治飞地的人口主流，才会出现如今年复一年的地摊选举和权力买卖。也就是说，除非能在台湾省大规模重建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并高效开展群众工作，尽快扭转该省台独和独台势力的猖獗局面，达成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的统一结果，否则，不靠迅速而有力的外部军事手段即天津方式的话，是根本无从实现国家统一的。

李明贤等蒋遗民要坚持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过是个早已被粉碎的伪宪法，他们自欺欺人的“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谎言，本身就证明了蒋遗民梦寐以求要搞的是两个中国，甚至大言不惭谋求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平起平坐、分享主权，共进联合国、同坐安理会。很显然，打着伪宪法、伪法统的旗号标榜自己反台独，这就是谋求小骂大帮忙的国民党式“反台独”伎俩，这就是蒋遗民妄想用反台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交易，要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现实”的复辟翻案民国梦。只有一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官僚和黄色文人，才会为张亚中们鼓吹的“一中两宪”、“一中三宪”、“统合理论”、“大屋顶架构”等等反动逻辑拍手叫好。他们假装反台独，为的是丢车保帅替伪民国张目。  

赵少康、郁慕明搞的新党之所以在台湾省当下的地摊选举中难有斩获，既有上面提到的无从扩大统派群众基础，甚至成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先进政党的客观原因，也有新党本身就是个脱胎于国民党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观原因。也就是说，首先要有作为，才能被历史选择，而非 黄敬平 倒因为果的逻辑——只有选上了，才能去作为； 只有跟民进党比烂，才能被更烂的台民选上台。  大陆若要指望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纵横联合、搞所谓和平发展，只会等来和平分裂的结局，区别不过是走“台湾国”的和平台独道路还是走伪“中华民国还在”的和平独台道路;如果要指望通过打击民进党把国民党扶上台，甚至通过经济让利和政治妥协让其配合大陆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无异于是在做白日梦，除非国民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除非蒋遗民是一群先进分子，除非大陆同意由蒋遗民和台独势力的四不像“国军”来缴械解放军，除非大陆同意由民进党来清算共产党的“不当党产”，除非大陆同意由2300万敌我莫辨甚至非我族类的“台湾人”来当13亿中国人民的家、作13亿中国人民的主。

国民党和蒋遗民的反动性不容回避

2017年，是一个不应被轻易忘记的年份。整整90年前，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自此彻底成为劳动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忠实走狗和卖国贼。90年过去了，现如今有些愚蠢的新“农夫”又唱起了和平的高调，他们早已忘了或者根本无知“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  ……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

也许，一段时期以来跟国民党打过交道的某些大陆政商学界人士，似乎觉得国民党并无黑白老照片、亲历者回忆录展现描述的那么狠毒，仿佛白公馆渣滓洞、息烽集中营里的钢鞭烙铁老虎凳只是传说中的虚幻故事，有些人更被衣冠楚楚的高级蒋遗民党棍政棍、文娼奸商洗傻了脑子，张口闭口“国军老兵真抗战，中华正统民国范”，一年到头模仿着空洞矫情的龙应台式腔调，在各种场合及平台上指鹿为马、睁眼说瞎话，居心叵测地在对台工作中大肆淡化社会主义政党的党性、极力强调非党性，刻意营造生意属性、不遗余力地粉饰太平。

整整17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今，这个论断依然没有过时。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列宁全集》第29卷)“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第二、‘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11月，《列宁全集》第1卷》)

列宁指出：“非党性”的胡说，不过是掩盖着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和反动立场，“是属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需发展严格的党性。”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必须具有严格的党性，这就是要求党员应当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很显然，无论今天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人承认与否，无论今天的修正主义人士承认与否，只要港澳台的社会延续着混合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虚伪“文明”，则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不会停步。  而像包括台湾省新党在内，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政党，也都不会是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都必然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为工人和农民说话。它们要么是打着赞成统一的旗号企图在大陆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它们称之为“代表了最完整中华文化的正统中华民国”，要么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早已被它们自己玩烂搞垮的“亚洲四小龙”的所有制关系和产业分工旧秩序中去——它们称之为“‘台湾’优先”。  

害怕友邦惊诧，进而回避对台工作中政党的政治属性，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鸵鸟意识。  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即指出：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  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革命必须由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由先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统一大业同样必须由先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完成。  毫无节制的赎买式让利，滋养了败逃台澎金马的国民党蒋遗民，给民进党等台独势力输了血、打了气、壮了胆，培养了更多极端仇视新中国和共产党的绿色台商、黄色文人、太阳花“学生”。可以说，每一次挟洋自重的“外交突破”、每一件以武拒统的军火交易、每一条侮辱大陆的“三限六不”，都足以证明这个枉顾国民党、蒋遗民反动本质的机会主义对台生意经，实际上早已失灵、早已破产。  

祖国统一大业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而天津方式下战场起义和经过诉苦改编的国民党蒋匪军，照样可以马上调转枪口成为英勇的解放战士。  这两个看似无关的事实说明了同一个道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凭什么对彻底荡涤蒋家王朝反动政府在台湾省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丧失信心呢?我们不该丧失信心，我们更应当汇聚起磅礴的力量去促进我们伟大事业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