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往的教科书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结果是“一个胜利与两个失败”。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与全面抗战路线的胜利，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与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在最新版的教科书中，不仅把国民党所有的溃败全部删去，甚至违背事实把不少大败说成大胜，这种做法除了表明教科书编者是亲美反共的“果粉”以外，还有什么理由呢?

笔者前几天一文《最新历史课本在亲美反共道路上越走越远》引发了朋友们广泛关注。有些朋友表示，笔者所用的2016年部编本教科书作为比较对象不妥，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又出台了新的统编历史教科书。在这里，笔者要澄清一下相关问题：2017年的确又出台了新的统编历史、语文和政治教科书。但是，实际上其于2016年的部编本仅仅是名字与个别语句不同，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就这些个别语句改动来看，2017年的统编历史教科书较之2016年的部编本历史教科书在思想倾向上是倒退而不是前进。仅仅以2017年的统编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部分的七年级上册为例，其相对于2016年的部编本教科书主要改动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进一步否认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强调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尚未进入文明国家时期。例如，2016年的教科书当中，接受武王伐纣时的表述是“周武王时，得到吕尚、周公等人的辅佐，日益强盛”。2017年版教科书相关表述则改为“周武王时，得到吕尚、周公等人的辅佐，周部落日益强盛”。突出了在武王伐纣之前，西周还属于一个“部落”，而不是国家。

第二是进一步突出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性和否认民族融合的进步性。像2016年版的教科书中第29页介绍的是春秋时期中原周边有“戎狄蛮夷等族”，2017年版则改为“戎狄蛮夷等民族”，突出了这些周边居民已经发展到形成“民族”的程度。2016年版第88页介绍“西晋时期，内迁各族大多已使用汉语”，2017年版则改为“西晋时期，内迁各族大多使用汉语”。表面上看是仅仅删掉了一个“已”字，其实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内迁的少数民族使用汉语并最终融入汉族是一种符合历史趋势的进步行为。

因此，笔者前几天文中2016年版教科书为例进行的批评也完全适用于2017年版教科书，甚至可以说，2017年版教科书在亲美反共道路上比2016年版走得更远。在这里，笔者想重点说一下今年提出“14年抗战”后教科书的相关改动中对于国民党过分吹捧的问题。

就教材的整体结构上来看，旧教材抗日战争共有三课内容，新教材增幅为五课。主要是把旧教材《血肉筑长城》(重点讲敌后战场的抗战)一课扩展为《正面战场的抗战》和《敌后战场的抗战》两课，以突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丰功伟绩”。这种做法是在建国以来的所有历史教材中从未有过的。

就具体内容上来看更不得了，可以说为了吹捧国民党到了肆意违背史实颠倒黑白的程度。例如，教材中只字不提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仅仅强调是“东北军不战而溃”：

当然，教材的这种改动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近年来有很多历史专家研究出来的所谓“新成果”。譬如说，有一位历史专家通过查阅蒋介石的日记发现，蒋介石一直是希望抗日的;还有一位历史专家通过查阅蒋介石时代国民政府的地图发现，早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在地图上收复了台湾。因此，蒋介石在网友中也有了“日记强国，地图开疆”这一“美称”。

问题是，以这种“日记强国，地图开疆”的“当代史学新成果”作为教材的编写依据真的合适吗?如果不抵抗政策仅仅是东北军的个别行为，不是蒋介石政府的国策，那么也没有什么人拦着蒋介石派中央军去东北抗战呀?蒋介石派了吗?

最新历史课本关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就这么不靠谱，后面关于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论述自然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新教材把国民正面战场的抗战说成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

例如，关于淞沪会战。旧教材中只有一句，“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接着，又向南京进犯”。新教材详细介绍了会战的发生和经过，并强调：“淞沪会战持续3个月，毙伤日军4万多人，打破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然而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在淞沪会战中是派70万人对抗日本的20万人，把军队都摆在日本海空军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结果损失惨重，以至到淞沪会战末期连跑都来不及跑，最终在南京大屠杀中连军队带老百姓都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刀下鬼。这明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耻辱与悲剧，却被新课本说成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再如，新教材增加了对武汉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介绍，称前者使“日本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彻底失败”，后者“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把第三次长沙会战列专节进行介绍，可以说是吹上了天：

实际上，教科书主要是用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材料，按照国民党的宣传风格一贯喜欢把大败说成大胜，像台湾的教科书中讲解放战争的时候就长期宣称“歼灭共军4000余万人，然后胜利转进台湾”。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民党方面宣称日本派了12万人，实际上参战日军仅有5万多人，参战的国民党军队有30万人。作战的结果是，日军伤亡6003人，其中战死1591人，国军战死28612人，按伤亡比3:1计算，国民党伤亡人数应该不少于10万人。

其实，国民党所谓的“辉煌胜利”，只不过是因为日本军队并没有真正想与国民党交战而已。国民党自己不少人也认可这一观点，像张发奎就认为：

“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事实也是如此，到了第四次长沙会战日本希望占领长沙打通大陆交通线时，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日本人仅仅用了一天一夜就占领了长沙。这其实是被教科书删去的豫湘桂大溃败的一个组成部分。课本之所以要删去这些内容，大概也是怕解释不通吧。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打怕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方面强调，如果国民党真的投降的话，很快就会被八路军赶出中国去。侵像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不久，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就表示：

“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事实上，了解一点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有协议，如果是国民党占据的地盘，中国共产党是不能去占的。然而，如果要是日本占领的地区，中国共产党从日本手里边又夺了回来，国民党却往往派兵去占。因此被时人称之为“八路打日本，日本打老蒋，老蒋打八路”。

也正是这种原因，日本人把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称之为“友军”，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在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纵观二战整个历史，情况就更加清楚了。凡是战前腐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政府垮台或者流亡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都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像南斯拉夫的铁托，越南的胡志明能够很快在法西斯侵略者的手里解放全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内没有一个国民党政府这样的所谓领导扯后腿。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比铁托和胡志明差，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扯后腿的蒋介石政府。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从日本手里夺回了1亿人口居住的地区，而国民党基本上是日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一直到日本投降前一天仍然在丧师失地。

因此，所谓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是站不住脚的。否则，如果要是真的像教科书新增的内容这样所说的，国民党的每一场会战都胜了，那么经过14年抗战，怎么大半国土沦入日本手中?为什么至1945年3月，从日本手中收复敌后领土、开辟了19个解放区和根据地(拥有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1.2亿人口)的是共产党人呢?

在以往的教科书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结果是“一个胜利与两个失败”。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与全面抗战路线的胜利，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与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在最新版的教科书中，不仅把国民党所有的溃败全部删去，甚至违背事实把不少大败说成大胜，这种做法除了表明教科书编者是亲美反共的“果粉”以外，还有什么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