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改十四年抗战，是与猪队友国民党的分道扬镳

点击：  作者：淡定明志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7-09-20 09:43:42

 

              【摘要】：抗联的抗日斗争，贯穿了十四年，如果只算八年，等于抹杀了抗联六年悲壮而英勇的历史。而国民政府的抗战，只能纪念八年，之前6年，他们是步步妥协，步步退让，充满了屈辱。当然有人会说那也是无奈，是为了拖延时间，换取准备时间。但这并不能抹杀那六年的抗战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也沿用了国民政府八年抗战的说法，但是十四年抗战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后来由于跟国民党统战的需要，坚持沿用了八年抗战的说法。然而后来发现，在统一大业问题上，国民党依然是那个不变的尿性，不断地内斗和分裂，依旧是对外软弱和妥协，台独势力不断壮大，服贸协议都没通过。在祖国统一大业上，看来还是要自己捋胳膊上啊，指望猪队友，只能是被坑。所以死了心分道扬镳就等于止损!

关于抗战，从小到大一直说的都是“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个说法早已经深入人心了。

但是从2017年开始，全国的所有历史教材，都要把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了，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看八年抗战的说法是怎么来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国民政府。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宣布投降，国民政府就把抗战胜利归结于八年的坚持奋战。

国民政府这么说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和退让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本人在口述历史中虽然否认了蒋介石下达“不抵抗”的命令。但是之前，蒋介石次跟张学良交流说：日本现在惹不起，能忍则忍，现在不是打的时候。

另外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外交大权交还给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在不同场合，安抚张学良，一切对日纠纷，都可以踢球给中央，中央用外交手段解决。

蒋介石告诉他，有《九国公约》和国联在，日本断不敢强占我们的领土。张学良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在之前日本制造的很多事件上，比如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等，都是如此处理的。

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再没取得跟蒋介石联系的情况下(蒋介石正在船上去南昌，督军剿共)，做出了不抵抗的命令。

蒋介石在21号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没说要抵抗，而是依然把希望寄托到了国联身上。所以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有没有下这个命令，这个锅都甩不掉。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北军里也有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偷偷还击的。比如九一八事发地的守军，当时有人就还击了，但整体上是且战且退，一般不认定为反抗的第一枪。

9月19日早上5点，日军进攻长春南岭兵营，广大官兵群情激奋，自发奋起抵抗，向日军开火，但最后不得不奉命撤退。这个可以算是第一枪，但不是有组织的。

而1931年11月4日的嫩江桥抗战，则是在马占山组织下，有规模有组织的抗战，战斗非常激烈，多次打退敌人进攻，给日军重创。所以这个一般被认为是有组织的坚决抗战的第一枪。

马占山的抗战极大提振了民族士气，维护了民族尊严，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心。但是马占山孤军奋战，子弹越打越少。

所以马占山不断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增援。但是盼来的只是一口大黑锅，马占山被任命为黑龙江省正牌的主席，但并未有给一枪一弹、一兵一卒。

那意思就是说：你爱抗战就抗战吧，反正你是省主席了，丢了黑龙江是你的责任。要兵没有，要枪妄想，钱粮自己解决。

最后马占山弹尽粮绝之际，采用了诈降之计，背负了诸多骂名，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从抗日英雄沦落为全国四大汉奸之一。

马占山当了伪满洲国的黑龙江省主席，他利用职务之便，哄骗日军和伪军，瞒天过海，筹款筹枪给抗日武装，最后在1932年4月，带着大批军需溜走，然后通电全国，继续抗日!

这是东北军爱国将士的抗日，也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当天就有了，其中马占山的抗战，声势最大，让敌人最头疼。

除了东北军爱国将士的抗战，还有更多的抗日义勇军，不断在东北大地涌现。东北抗日义勇军在1932年秋，达到了几十万人。

东北义勇军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族入侵的新的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率先进行抗日的先驱，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开端，揭开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掀起了第一波抗日高潮，对于唤醒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起到了重大作用。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写给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映了义勇军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慷慨激昂，催人警醒，随即传唱到了大江南北。

然而由于东北的义勇军几十支队伍，并没有统一的领导，所以各自为战，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困难，加上旧军阀作风，并不能完全跟群众走到一起，所以被日伪各个击破，损失惨重。

形势再次好转，就是因为TG的组织工作。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初，TG就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并不断揭露日帝的野心。

与此同时，TG还派出大量的党员和团员，奔赴东北大地，组织抗日斗争，其中有名的有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赵一曼等，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逆行者。

1932年到1934年，东北先后建立起来16支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并创建了小片的根据地，地方政权也相继建立，这就好比在日伪心脏上，插了一把刀。

1933年9月开始，东北各地党组织开始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游击队逐渐统一化、正规化和序列化，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组建了反日联合指挥部，初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1934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只有800人。

就这800多人，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把日伪打得苦不堪言，夜不能寐。

1935年，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为军长，魏拯民为政委。似乎也挺大，估计是为了吓唬敌人，但实际只有1200人。这支部队是一支逆向的基建狂魔，最擅长破坏铁路。

1935年还成立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委。第四军李延禄为军长，全军仅有230人。不过第四军还曾攻克过县城，缴获100余枪，子弹万余发。

第五军由周保中在1935年2月成立，全军900人，频繁与敌人交战，屡获胜利。第六军于1936年1月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全军不到1000人。第八军在1936年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全军800人。

1935年，日本侵略者，开始蚕食华北，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仍然步步退让，中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

中共满洲省委开始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大约有3万多人，3万多人听起来不多，但长征过后的红军也就这么多人，这些人是抗日中坚。

东北抗联分为三路大军，活跃在东北大地70多个县，挫败了敌人上百次的讨伐，交战数千次，消灭了大批有生力量。

日本关东军恼羞成怒，把东北抗联当成心腹大患，称之为“满洲治安之癌”，所以不得不大量增兵，(派了40万人)进行疯狂和野蛮的围剿。

他们采取的方法有，篦梳山林，就像梳头发一样，在丛林中一遍又一遍的进行拉网式搜捕。一旦发现，就像壁虱一样叮住不放。所以抗联打一仗，要不停奔走上百公里，才能把敌人甩掉。

同时还切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采用归屯并户、集团部落，从此造就了大量的无人区。集团部落周围有土豪，土向内翻形成土墙，高三米，厚一米，上边还有铁丝网和炮楼。

部落里的人，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就像猪圈羊圈一样，饱受风吹日晒雨淋之苦，还受到严格的监视，过着非人的生活，还要承担各种劳役和苛捐杂税，很多人活活被折磨致死。

某些地区还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实行三光政策。只要发现有人给抗联提供援助，全家枭首示众，并株连邻里。

东北抗日最大的困难是自然条件过于恶劣。东北冬天太漫长了，战士们在冬季作战，没有棉衣，脚蹬着单鞋，爬冰卧雪，露宿山林，有的一觉醒来，手指都断了。

还有的战士在行军途中被活活的冻死，死后仍然站立着。抗联老战士单立志回忆道：

【人先是从脚往上冻，最后脑袋都冻坏了，走着走着，抱着树突然就痴呆了。还有人让我们给他一枪，可是谁能忍心给他一枪呢，只能活生生的看着他冻死。】

有人说何不点火取暖，东北都是原始大森林?你一点火，日本人马上就来了。所以抗联战士又困、又饿、又冷、又不敢睡，一睡着不到半小时，准被冻死。

而且东北的雪，长时间不化，每次出动，都留下深深的脚印，给隐蔽和找食物带来巨大困难。

另一个困难就是补给非常困难。东北抗联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与关内完全隔绝，加上日本的归村并屯，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很多东西专卖。

所以补给只能从敌人的据点夺取，这实际上也就是用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的。在这种匮乏的物质补给下，抗联将士仍然坚持在高山密林中与日寇浴血奋战，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抗联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在完成一次掩护任务后，不幸被日未发现，并在激战中受伤被俘。

在狱中，劝降失败的日军恼羞成诺，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铁签穿指甲(最后干脆把指甲全拔掉了)、拔牙、压杠子、扭胸肉、搓肋骨、这都算轻刑。

注意这里的鞭抽，可都是蘸了盐水的。烙铁把赵一曼身上烙得没有一块好皮了。长时间的各种传统酷刑，让人的痛觉变得麻痹，逐渐变得无效之后，日本用了最先进的电刑，身上很多地方都已经碳化了。

赵一曼已经变得奄奄一息了，但始终没有投降，也没有出卖抗联和组织的秘密。不但如此，她没有放弃抗日的信念，给看守自己的警察做思想工作，最终成功劝说他一起跟她抗日。

这名伪警察冒死把赵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透露给报社，同时他还组织了几个朋友，包括一名医院的小护士韩勇义，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安排赵一曼越狱。

营救方案策划非常周密，还是非常顺利的，他们把赵一曼背出了医院，坐上了汽车，冒着风雨一路向东，然而天不遂人愿，路过阿什河边，小桥已被冲垮，只能蹚水过河。

由于道路泥泞，还得背着赵一曼，耽误了路程。后来终于找到一辆马车，正欲进山，被敌人发现，全部被捕。最终所有人都被酷刑折磨，这名伪警察董宪勋也被刑讯致死，年仅27岁。

由于无法从赵一曼口中获取情报，日军决定枪毙她。赵一曼在奔赴刑场的途中，预感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向警察要了纸笔，留下了给五岁儿子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这封遗书存在日军审讯档案中，直到1957年才被发现。她的孩子宁儿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赵一曼的孩子，养父母只告诉他，你妈妈可能在东北，是个共产党员。

后来当他确认身份，并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他已经26岁。他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着遗书，已经泣不成声。回到家，他用钢针将赵一曼三个字刺进了皮肤，以纪念母亲。

他觉得他的母亲是很伟大的母亲，但是他心里很难受。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连烈士证和抚恤金都没有去领，因为他觉得那是用自己母亲的鲜血换来的，他不敢去碰那个证。

除了赵一曼，还有八女投江的事迹。1938年八名抗联女兵，在冷云率领下，与日伪军决战，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她们最终被敌军围困，最终弹尽粮绝。

这个时候，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她们拒绝投降，选择了毁掉枪支，手拉手高唱着国际歌，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

还有杨靖宇，河南人，身材魁梧，身高193cm，手持双枪，枪法极准。1940年2月，深陷重围，而且他已经受伤了，在雪地上留下了点点血迹，最终他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日军的《作战总结》中写道，他穿着破烂的鞋子和撕烂的衣服，可他的胃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日军把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这一点，金一南教授有精彩的描述。

总之，在1940年冬天，由于严寒、饥饿、病痛和封锁，加上战斗减员，抗联部队只剩下2000余人。为了保存革命种子，这些人退入苏联境内进行整顿。

抗联的抗日斗争，贯穿了十四年，如果只算八年，等于抹杀了抗联六年悲壮而英勇的历史。

而国民政府的抗战，只能纪念八年，之前6年，他们是步步妥协，步步退让，充满了屈辱。当然有人会说那也是无奈，是为了拖延时间，换取准备时间。但这并不能抹杀那六年的抗战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也沿用了国民政府八年抗战的说法，但是十四年抗战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后来由于跟国民党统战的需要，坚持沿用了八年抗战的说法。

然而后来发现，在统一大业问题上，国民党依然是那个不变的尿性，不断地内斗和分裂，依旧是对外软弱和妥协，台独势力不断壮大，服贸协议都没通过。

最终大陆渐渐地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在2015年抗战胜利日大阅兵的时候，大大讲话正式提出了十四年抗战。在阅兵中，还单独有了抗联的方队。

而此前一天(9月2日)，马英九依然沿用八年抗战的说法。两种说法第一次形成强烈对比。

马英九在任八年，我们让利无数，然而最终国民党在大选中惨败，连裤衩都输没了，问题是还在内斗。

所以大陆最终坚持了自己主张，并从2017年开始，把十四年抗战正式写入教材。而在2017年吴敦义当选为国民党主席之后，大陆的贺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第一，以往给马英九、朱立伦和洪秀柱的贺电中，都是用先生和您来称呼，而这次给吴敦义的贺电，直接用了一个你。

第二，从以前贺电中面临“重要机遇”、“良好局面”、“新形势”，给吴敦义的电报中直接变成了“面临挑战”。这就说明我们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弃了这个猪队友，可有可无。

第三，在以往的电报中，北京方面都提到了“两岸同胞福祉之大义”、“民族之大义”;但是给吴敦义的电报中，没有这样的字眼，已经不跟他谈民族大义了，可想已经不寄希望了。

第四，以往的电报中，北京方面都提到了“互信基础”，所以有“交流互动”;拍给吴敦义的电报中，没有“互信基础”，所以也就没有了“交流互动”。这就说明了已经没有信任了。

第五，以往的电报中，北京方面提到的“共同维护”，到了给吴敦义的电报中，变成了“把握方向”。这是给吴敦义的忠告：我自己来维护，你好自为之(看着办)。

总之，马英九执政期间，我们让利巨多，然而马娘娘过于软弱，过于爱惜自己羽毛，没能遏制住台独，最终让两岸民心渐行渐远，和平统一变得越来越渺茫。

在祖国统一大业上，看来还是要自己捋胳膊上啊，指望猪队友，只能是被坑。所以死了心分道扬镳就等于止损!

最近台湾拥核的呼声渐高，希望我们的第一排准确把握情报，在于台湾拥核之前，彻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最后再次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再次向为抗战做出贡献的前辈致敬!提醒大家，勿忘国耻，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