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标题党手段太高，经常让你没读完就后悔。朋友转来一篇冯小刚的文章：“人民严重不靠谱”。看起来很有标题党味道，但贫道毫不犹豫就打开了。因为冯导不是——他一张嘴就够标题党们想半夜的。

文章写得果然和冯导的戏一样有看头：“卡扎菲死了，利比亚人民都欢呼雀跃上街庆祝。半年前，老卡在位时，同样看到大批利比亚人民同仇敌忾上街挺‘卡’。人民的戏演得真好，每一出戏都是全情投入看不出丝毫的破绽。为此，我建议授予利比亚人民本年度集体最佳表演奖。他们戏演得好，把老卡都给骗了，真以为人民分了两拨呢。我觉得老卡临死前喊的肯定不是‘人民万岁’，他喊的是：人民严重不靠谱！话音未落，被人民一枪给毙了。”

文章后面用幸福美满的英属殖民地开曼群岛和脏乱差穷的独立国家牙买加做了对比后得出结论：“殖民者为什么一手奴役掠夺，一手还搞建设呢？我无知的理解是，他们视殖民地人民为后娘生的，为了堵别人的嘴所以要假装善待一点。而本民族的统治者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对人民视为己出，都是亲骨肉就别假客气了，不懂事就骂两句，不听话就大嘴巴子抽你，这才透着亲透着实在，不见外。”

当然最后要加上一句：“肯定是歪理，别认真啊！”的俏皮话，以便与全国政协委员协调起来。

贫道看完只能说：“文笔确实不错，没想到”。

贫道有一点“想到”了：大咖们这方面的观点确实很一致：从骨子里透出对造反和造反者的仇恨和鄙夷。其他议题可能还各有各的看法，郭德纲会和周立波互掐，但沾着这个题目，意见肯定一致。

第二届地方与行业网站峰会媒体论坛上，马云为了说明“网站巨头死了小网站也没戏”，直接拿“把地主斗死了，农民不一定富起来”当“公理”。韩寒杂文《三论》的“谈革命”中，花了大篇幅论证“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文笔同样不错的陈丹青回答凤凰网记者时呼应说：“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最后上来，然后继续来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是奴役别人，利用这个国家，然后糟蹋这个社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同意韩寒的‘三论’，他看得很清楚。至于反抗，我指的是用革命方式反抗，暴力方式反抗，这个时代真的不但过去了，而且应该过去。”

冯导全文最后写的是：“人们天真地认为：赶走殖民者，就是独立；杀了村里的地主，农民就过上好日子了。经过土改的实践，地主的人头嘁里喀喳地落地，农民摆脱穷困了吗？还是邓大人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

当然最后几句有点忽略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现在，杀地主的逻辑似乎又深入人心了。地主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留给你们的节日不多了。”

穷人把富人打倒，分了富人的财产（生产资料加浮财）。这样搞有理还是没理呢？几千年来，干这事儿肯定没理，是大逆不道的。无论中外史书凡是有关穷人造富人反的记载，肯定都是恶魔干坏事儿，连论证都不用。

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到“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

也就是说，本来用不着中国顶级风光的电影导演冯导去费心论证“造反无理”这么简单的道理。千不该万不该，二百年前德国生出个马克思，写了本资本论，论证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部分财富叫“剩余价值”，这部分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让老板们给昧了，劳动者从老板手里抢过来是合理的。按老毛说是“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老马这一忽悠，劳动者“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闹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样看，让冯导心烦写出《不省心》的随笔，还都是老马惹的祸！

不过，无论老马还是老毛，证明“造反有理”都是花了大功夫的，远没能达到大咖们信手拈来就妙笔生花的境界。

老毛悟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还是到延安后。这时王明从苏联回来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一下就把台下没见过世面的大老粗们给镇住了——连彭德怀都打心眼里服气。老毛为了扭转局面（贫道瞎猜），也在这个时期读了大量马列原著（这是实事儿）。但《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不是好懂的。说实话，就算今天看，“剩余价值”究竟是资本创造的还是劳动创造的，更多的也是与“屁股”（立场）有关。用逻辑分析就有些乱。而剩余价值的财富归属与谁，对于造反是有理还是无理却是致命的。贫道估计就算老毛看懂了，把剩余价值的道理给手下那批认字没几年的泥腿子讲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于是老毛在1939年的一次大会上讲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四个字，造反有理！

大咖们今天有疑惑是正常的，因为这一百多年来，剥削无理压迫无理造反有理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基本道理之一，世界五大洲人都认这个道理,包括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不仅不敢随意批判造反行为，反而那些对抗政府、蔑视法律的草莽英雄往往是正面形象。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不惜编造出一个来满足需要：英国是虎啸山林的罗宾汉，美国是胡作非为的西部牛仔……。这个时期全世界正闹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殖民地到处是“恐怖分子”在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这些开始被政府标注为恐怖分子的人后来都成了民族英雄，他们的塑像至今在这些国家被尊敬。直到今天，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也很少见把这一时期造帝国主义反，造殖民主义反，造剥削阶级反的那些人打成“革命分子”进行羞辱。不管真的假的，美国还是把每年1月的第3个星期一定为反抗种族压迫的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在美国，谁敢羞辱金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

但是放眼世界，也就是今天的中国，能随随便便地把以前造反的泥腿子重新吊起来羞辱。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反抗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起义被重新说成土匪流寇，而镇压他们的官军再次被顶礼膜拜。

2010年，北京昌平树立一座李自成塑像。用百度搜搜，有关消息大部分都有“引起争议”“不应该”的内容。有人说“李自成发动的起义是有一点进步意义（也存在着很大争议的人物），但大明朝创造的辉煌历史显然更值得我们尊重吧？”有人说：“这个仅仅只在京城呆了40多天，且不具备任何人心的短命大顺政权领袖，为什么会在北京享受如此殊荣？这尊雕像的屹立不仅对于佟麟阁、赵登禹这些曾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著名民族英雄是一种亵渎，就是相比于谦、袁崇焕这些保卫过北京的明朝功臣也是极大的不公”。

有意思的是，有人注意到闯王老家陕西米脂县广场上的李自成塑像没有了，去掉了，说是放他的行宫了。

离米脂不远的山西宁武县2011年新修了一座陵园，气势雄伟，雕塑有群像，还有介绍其事迹的浮雕，属于忻州文物保护单位。主人是明末三关总兵周遇吉，虽然浮雕上的字样只有“与李自成大战与雁门关下”的文字，但百度上全是褒扬之词。周遇吉在宁武关击杀义军数万，阻其北上十数日，宁死不屈，确实是大明不二忠臣。死后被明帝追封太保，谥号忠武，列祀旌忠祠。而且顺治帝也为其重修墓地，立碑三通。宁武县政府干的，是继承了大明福王和大清顺帝的风采而已。

李自成和他的义军的遭遇在当今中国不算最坏的。最坏的自然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了。如果在网上统计10年来中国十九世纪被贬义词定义最多的人是谁，非洪秀全莫属，如果统计同期褒义词最多的是谁，一定是曾国藩。曾国藩基本成为有清一代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而洪贼肯定是最残酷最无耻最荒唐的坏人了。当然，李自成同期的张献忠比李自成的评价更差些，而且是官方的话。前几天中央台报道挖出的张献忠“沉银”的节目中，专家介绍时张献忠的名称就是“流寇”、“流窜于……”，与当年大明君臣朝堂上用的词完全一样。

2012年，贫道陪外地同学参观被定为“豫商代表”的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家里挂了两个清廷赐予的“千顷匾”，是拥有耕地20万亩的河南最大的地主。当然，康掌柜的还有造船，运输和商业经营，并以此摘掉了“大地主”的帽子戴上了“豫商代表”的桂冠。记得参观出来有同学问我有什么感想。贫道说：

“上个月我和家里领导参观海德公园，领导问马克思墓碑上那行字写的什么。我说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领导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吧。贫道说不是，马克思基本思想毛主席说的最贴切，说‘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是马克思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压迫无理、剥削无理、造反有理。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又把马克思翻过来的东西又翻了回去，又讲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了。你看，解说员讲到康家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时举的例子是什么？是康家如何支援政府镇压捻军。”

说实话，2004年哲学家李泽厚在《读书》上发表“告别革命论”时，“革命”已经臭不可闻了。早在九十年代后期，虽然没有什么“论”，但中国历史上每个具体的造反活动都被学者们“不屑”了几遍了。李先生也无非是从哲学上进行了阐释：

“第一，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另一问题，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坏处？又不尽然——”

按李先生推荐（他没有介绍“非假如”史学的逻辑）的道理，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文化革命皆非历史必然，没有“一定要发生的逻辑”。既非必然，就是人为，只能是革命者尤其是领导人忽悠和折腾出来的。后面对革命评价的前提用了“革命并非全是坏处”，几几开就不言而喻了。如果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都没有历史 的必然性，都是少数人忽悠、折腾出来的，那么洪秀全、李自成等辈杀人无数且没有能“成功”，说他们属于祸国殃民的乌龟王八蛋，还有什么异议么？所以，李先生的所谓“告别”并没那么简单，告别是“把革命扔到历史垃圾堆里”的意思。

刘再复与李泽厚是哥儿们，在一次与“凤凰文化”记者谈话时解释说：“我们的《告别革命》只是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这两种基本方式上做出选择，即认为阶级、阶层矛盾永远都会有，但选择‘阶级调和’的办法比选择‘阶级革命’办法好。”还说“李泽厚先生早在七十年代，他的著作就高度评价康有为，积极肯定改良思路。而且比较过‘法国派’和‘英国派’，对后者很肯定，对前者却提出怀疑”。

刘再复是从主观上说的：虽然事情要办，但不杀人比杀人好。这个说法肯
定大家喜欢。

说这方面的题目不能少了茅于轼。茅先生在他的《回顾中国的土改》一文
中说：“世界各国都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土改。因为人类社会的早期无例外地都是农业社会，而现代化的社会农业只占总产出的很小一部分。在此转变期间必定有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居民。同时农民所占用的土地也必定会有大的分化改组。这就是土改。不过各国土改所用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中国和苏联采用的是暴力土改，尤其是中国。六十年前的暴力土改其遗患至今犹在。……劫富济贫从道德而言，是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但是公平也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无可厚非的目标，它也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的。这里的区分点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劫富济贫。在文明国家里都是用温和的手段，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取得大体上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法，这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而在中国的土改，不但不是温和的，而且是极端暴力，非常血腥的。” 猛一看茅与刘说的是一个意思，但茅先生还是更深刻一些：平均土地这事儿全世界都发生过，其他国家都是“征收累进所得税”，温和手段，多方面协商。只有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选择了暴力。

现在看来，演艺界、商界大咖们比主流公知们在革命问题上更激进些，但也更浅薄些。公知们知道直接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是不行的，要说也只能说剥削和压迫确实不对，但不能因此证明“造反有理”。有话好讲，温和手段，协商解决，要改良不要革命，剥削和压迫无理，但造反也无理。冯导马云等很干脆——穷人穷不是富人富造成的，穷人杀了富人照样穷！当然， 茅于轼、刘再复、李泽厚等算不上什么学者，还有很多国内权威学者对中国土地问题和土地革命问题有巨著。说真的，中国大咖们和主流公知们和大腕儿学者们就这个问题表达的立场和论证的道理，在当今世界也是很稀罕的，基本属于胡呲，连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也很少会有说他们讲得有道理的。

但他们就这么讲了，而且还能获国家级的文学奖——你有啥法儿呢？

关于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究竟是不是几个人忽悠忽悠就搞起来的，贫道以后会连续发文章探讨。

有一点还想再啰嗦一下：冯导说卡扎菲最后喊的是“人民严重不靠谱”，是为了诙谐有趣，但贫道看后觉得无非反映了冯导内心的道德尺度。当然一个人前面说了后面不算了也经常。冯导拍《集结号》时说“不怕死违反了人的本性”，似乎自己与英雄主义无缘。但他自己在《老炮儿》里面对死亡手持大刀义无反顾踏过冰面时，难道不是想过一把英雄主义的瘾吗——虽然知道是假的。但到了卡扎菲这里，又显得冯导太那个了。

卡扎菲最后几分钟喊了些什么不用再猜了，当时网上就公布了士兵用手机拍下的卡扎菲生前最后几分钟的视频。视频中,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用手抹去脸上的血,对四周的年轻人说:“我对你们做过什么?”“你们懂得是非对错吗?”

老卡最后喊的是：

“祖国万岁，真主保佑利比亚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