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年以来，学术界积极响应号召，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努力述学立论、建言献策。这其中，话语建构可谓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建构起中国话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得到正确解读和有效传播，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才能得到科学总结并获得世界承认。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总书记的讲话标志着建构社会科学中国话语的进程正式启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

　　新的社会进程呼唤新的话语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从自觉到自主的发展历程，为中国话语的建构作了良好的准备。近些年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话题经常被人们提起，就更说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开始步入自主创新的轨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关于建构中国话语的要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承担起的一项历史任务。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通过话语建构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开拓全球治理空间的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发生于人类社会走向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间节点上，是人类历史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运动。经济全球化是这场运动的横向维度，而后工业化则是这场运动的纵向维度。在经济全球化的维度上，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不仅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而且也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在后工业化的维度上，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则意味着从现实出发去开拓人类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建构是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行动，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出于对人类即将走进的未来社会进行规划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回望工业社会时，我们看到，工业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之一，人类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人惊叹，而所有值得赞美的成就又都与启蒙思想家的社会设计方案有密切联系。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同时也发现了诸多足以否定启蒙思想的社会现实。比如，随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增长，契约作为人的关系的中介，作为规范人们社会活动的设置，呈现出功能弱化的趋势，大量的社会活动已经无法在人们的契约关系中获得理解，也无法通过契约加以规范。因此，如果仍然原封不动地按照始于18世纪启蒙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科学话语去开展行动，那么只能做出两种选择：其一，抱怨新生的社会因素引发了风险和危机；其二，将新生的社会因素强行拉入到既有的社会生活模式之中，为了维护人类自工业化、城市化以来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及其生活模式，而不断拒绝、排斥或化解新生的社会因素。然而，那些新生的社会因素恰恰意味着历史进步的力量，必将引领人类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正是既有的话语妨碍了我们对新的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把握。新的社会进程呼唤新的话语。这也说明，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不仅担负着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而且也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回应。甚至可以认为，这将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历史转型的时刻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作的一项伟大贡献，是通过话语建构而开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建构新的话语应对“反全球化”挑战

　　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后工业化进程，作为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即便它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但还只能说处于起始阶段。它的一些消极方面仍然突出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比如，冒险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特别是这些资本与一些民族国家中的权力阶层或公开或隐蔽的联姻，扩大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在全球范围把人们朝着两极的方向拉扯。同时一些地区性的风险也被迅速地传播到全球，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正是这些现象给了工业文明的捍卫者以口实，使其扯起“反全球化”的旗帜，而在工业社会中建构起来的话语则对“反全球化”行动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但是无论怎样反对，都不可能阻碍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更不可能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至多是使人类后工业化的步伐稍稍延宕。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是整个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所积累起来的能量得以释放的基本途径。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工业社会在释放自己积累起来的能量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否定，这是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正视它，并寻求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抑制它的消极影响。一旦我们提出了这一要求，首先就指向了话语。唯有率先实现了新的话语建构，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社会建构方案才能被设计出来并不断加以完善。

　　人类的认识史已经证明，科学处在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研究永远不会止于某种既成的状态。但是科学创新又是非常艰难的，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而且制约科学创新的因素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机制，其中，既有的思维惯性发挥着极大的阻碍作用。与一般的科学创新相比，话语重构会显得更加艰难。特别是在既有话语拥有霸权地位的情况下，重建社会科学话语的行动会受到排斥和压制。正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在1651年发表时遇到了那些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怀有感情的人的激烈反对一样，在今天，当我们基于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而提出话语重构的问题时，也必定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挠。然而，在历史进步的需求面前，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也不能退缩，而应一往无前，努力建构起适应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要求的话语体系。这一新的话语体系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连着历史，又指向未来。

　　焕发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想象力

　　中国学者在回应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挑战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完全有能力建立起新的话语的。

　　我们看到，在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一些话语已经成为思想和行动的包袱。我们建立起的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理应是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的吸收和超越。这样，人类将会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轻装前行，而不再受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理论的羁绊。要承担起这项任务，就需要从现实的要求出发，需要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施加于我们的巨大生存压力有着清醒认识，抱定改变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其观念的态度，以充分的想象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充分的自主创新。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所面对的是正在迅速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现象以及这些新的社会现象所引发的新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拥有了充分想象力的时候，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缺乏想象力，就不可能拥有面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也就不会承担起话语建构的使命。我们之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看到对旧思想的重复注释、对旧理论的不断复述，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在工业社会的守成时期，出于教育和理论传承的需要，重复地去对旧思想进行阐释和对旧理论进行复述也许是必要的；然而，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终结一个时代和开启另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终结和后工业社会的开始。在这样一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期，所需要的就是面向现实和面向未来的创新，因而就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想象力提出了新要求。只有当我们在时代探索中焕发出这种想象力，并始终保持这种想象力，才有可能承担起话语重建的使命，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自身的独特价值和独有魅力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