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象很风行“翻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历史上的人、事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可，毕竟历史也会有偏差，甚至是谬误，需要通过后人们的研究和发现不断进行修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的“翻案”是正常的，也是很容易被人理解和认同的。然而“翻案”毕竟是件颠覆性的事情，就需要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具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支持，才好做这篇“翻案”的文章。

　　不过如今人们的热衷于“翻案”其意并不在于还原历史，而在于通过“翻案”来达到某种政治的诉求。有些案是历史的“铁案”，是不容易翻的，对这些“铁案”如果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翻案”，那只会把自己翻到阴沟里。比如“土地革命”这个案，就不容易翻，有些人要利用小说或其他一些方式翻这个案，就要先问问历史会不会答应。

　　抗日战争时期，年轻的白修德被美国《时代》杂志派驻中国采写抗战新闻，后来他与同为该杂志记者的贾安娜共同撰写了《中国的惊雷》一书，这两位自由主义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他们眼中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景况，1946年出版后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并多次再版。这本书的第二章是写那时的中国农民的，我几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十分惊讶于彼时农民的悲惨境况，就作了一些笔记，不妨摘录如下：

　　“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由控制土地的人来决定的……中国地主把佃租提高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好一点的田地，他们收取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某些地区，如重庆，他们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权十分集中的县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欧洲的贵族一样，自己有武装的家臣，有无情的收租管事，有农奴——即佃农。小自耕农常常并不比佃农好过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税，并且常常是在抽着，他必须负担政府的勒索，各种本地官吏的零星窃盗，以及驻在他的县里的军官们的需求。路过他的地方的小兵们，都觉得可以随便问他要猪要肉要吃的。有时农民需要贷款，而贷款在中国，可以把名义上拥有土地的农民降而为替债主耕种的雇农。一笔借款——买种子，买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农民陷入高利贷的天罗地网之中……而重利盘剥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到六十以上。一个人一给高利贷者掌握以后，就很少脱身的机会……

　　在任何乡结里，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通常大镇市上总有‘小康’之家组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圈子。他们的田地产业给他们以威严的气概和文明的外表。当传统主义者说起中国乡村民主的时候，他们总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决定的。父老差不多总是有钱有地的人，或有钱有地之家的商业上的同盟者。中国少数的‘博学之士’，即出得起钱受教育的人，也是这些人家出身;中国各级政府的人员，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来的。这些人由于对自己阶层的忠实感，从根起就有官僚主义。在乡村里，富有土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统一性显而易见。政府指派保长和甲长，负责收税、征兵和维持公共秩序，这些保甲长一定差不多全是有钱人。……

　　在华西成都附近的一个县份里，百分之七十的田地是属于一个人的，他过去是军阀。这些军阀现在即使失掉了军事地位，依然拥有势力很大的经济力量。……

　　中国农民被投机家、军阀和西洋的工商业弄得破产，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关系之中，渐渐被迫得气都透不过来……在现世界之中，只有中国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坏。……

　　人民大众如得到机会以原始的公道加之于压迫他们的人，其如火如荼的粗野，是什么都比不上的。抢掠和屠杀，火焰中的庙堂，以及泥泞的草鞋脚蹂躏锦锻的景象，是令人惊惧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论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别力。……

　　中国的大问题，是在于能否有什么民主形式的政府，运用聪明的法律，在农民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把乡村烧成一片大火之前，用和平的手段来缓和这种紧张状态。”

　　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已经用他敏锐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农民这个大问题，他寄望于一个民主的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免于走投无路的农民将乡村烧成一片大火。然而最终这个民主的政府并不存在，因为当时的政府恰恰是造成农民悲惨境地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农民烧起烈火就成了历史注定的了。如果说白修德的中国记录是依靠记者的敏锐的感性观察，还不足以说明当时的乡村现实，或者可以质疑言过其实了，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对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可辩驳的书写，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他在其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中写道：“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20世纪，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而这已不再受到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农民最终有机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种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于20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阶级的豪绅地主。……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绅所以能够在旧封建帝国垮台以后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事实上也不愿意)作出消灭它的尝试。……地主阶级在传统上基本是一个寄生阶级，它通过收取自己土地的地租来获得财富，但它对农村生产几乎或完全没有贡献。……地主阶级是一个在经济上毫无价值而在社会和政治上又令人生厌的阶级。”

　　这就是那个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挖空心思要为之翻案的地主阶级，那个在许多人眼里温情脉脉的乡贤阶级！彼时，越来越多的出身于这个阶级的有识之士也对这个阶级心生厌倦，并纷纷逃离这个阶级，成为背叛和埋葬这个阶级的先锋队。而莫里斯·迈斯纳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现代历史的开始”，他在书中这样界定这个现象：“虽然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首次向豪绅统治和整个儒家社会政治制度发起了革命性挑战，但真到世纪之交豪绅阶级的成员也转而反对本阶级的儒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时，中国革命的现代历史才正式开始。”这叫众叛亲离，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其实就布满了从旧阶级里背叛而来的人，从整体而言，是他们领导着困顿的农民去革他们旧阶级的命的，例如领导海陆丰革命、建立第一个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彭湃，就出身于富豪之家，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据他自述，这个家庭“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就是这样一个人，分了自己的田地，烧了自己的地契，从一个阶级跨入另一个阶级，并成为其本阶级的掘墓者。象彭湃这样出身富家的子弟走上革命道路的不计其数，这是中国革命特有的现象，只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是封建地主阶级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拌脚石，成了逆时代潮流的落伍者，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历史节点了，资产阶级不能灭亡他，必会有别的阶级来完成这个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承认是替中国的资产阶级完成了消灭地主阶级这一革命任务的，所以说，如果替地主阶级招魂翻案，是逆历史潮流的荒唐之举，不是退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而是退到更远的封建主义那里去了，是切切实实的封建遗老遗少，是穿着当代服饰的古人类。

　　作为一场革命，存在不存在暴力甚至是罪恶呢?恐怕断然的予以否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过火的行为一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这个问题要看怎么去理解，白修德在书中说：“人民大众如得到机会以原始的公道加之于压迫他们的人，其如火如荼的粗野，是什么都比不上的。抢掠和屠杀，火焰中的庙堂，以及泥泞的草鞋脚蹂躏锦锻的景象，是令人惊惧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论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别力。”这是从革命的天然属性方面讲的，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这是革命的正义性，没有这种革命暴力，土地革命恐怕连一天都推进不下去。但从现在的资料以及严肃的历史研究来看，作为土地革命的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努力避免暴力和过火行为的，他们一直强调消灭地主阶级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从精神上消灭。但由于地主阶级如白修德在书中所述的对农民压迫的过于残暴，造成阶级矛盾深重，中共的控制力尚无法完全阻止某些地方在土地革命中的过激行为，据莫里斯·迈斯纳研究：“虽然共产党人企图完成农村的土地革命，但他们努力避免暴力和过火行为，因为内战的最后几年，这种暴力行为，曾破坏了北方省从许多地区的土改运动……党的领导人号召结束乡村的革命恐怖并试图控制农民激进主义的自发势力……1950年初，许多被指责为“极左的分裂者“和”滥杀无辜“的年轻村干部被开除出党。……1950年夏季的土改运动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有秩序地进行。一旦隐藏在农村中的那些阶级斗争的势力被释放出来，那么官方的规定和官僚机关的线束都很难对之进行控制，农村中较有特权的阶级的反抗与贫农对土地的要求(以及惩罚从前的压迫者的要求)都比北京领导人所预期的要强烈得多。……毫无疑问，在土地改革运动所释放出来的农村社会冲突的内在动力中，有一种巨大的暴力与恐怖的可能性，但是，假如没有爆发朝鲜战争，那么，很快便释放出来的这种反对地主的恐怖，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那些希望共产党政权尽快垮台、国民党政权卷土重来的地主加紧了自己的反抗。对于新政权来说，战争引起了对反革命的担心，而这种担心主要针对地主。”暴力是土地革命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一些暴力行为是正当的，是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必然措施;有些暴力是过火的，甚至是罪恶的，但这毕竟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不能因局部而否定整体，就象不能因身体某一部位有恙而否定整个身体的道理一样简单，土地革命是中国历史大背景下必不可少的一场革命，难道因为其中有过火、有罪恶就否定它的正当性吗?苟如此，中国恐怕现在还要停留在封建社会。

　　土地革命是自公元前221年秦建立封建集权国家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一方面由于其内部矛盾极度激化已经生成内生变化因素，需要用极端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的平衡和发展，还有一方面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早已完成，工业化已成为历史的浩浩潮流不可阻挡，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土地关系阻碍了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市场等要素的形成，而当时的国民党由于其自身无法逾越的缺陷，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根本无法实现，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和摆设，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担当了这一历史重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能在极短的历史阶段内，摧枯拉朽，啃下了土地革命这块硬骨头。这块骨头何其硬?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如此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毛泽东把土改当成与战争一样的“关”来过的，他在这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中这样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土地革命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关”是过了，中国也如愿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之路，并在极短的几十年里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要走的路，挤进了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之列，土地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提供了无法估量的支持和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复兴基础，其功莫大焉。而为什么在今天会有人大掀翻案风，为历史上那个极端让人生厌的、保守的、落伍的地主阶级鸣冤叫屈、为这个阶级脸上涂脂抹粉呢?这是中国小农经济、私有化经济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这就回到了毛泽东生前一直强调和担忧的修正主义复辟问题，回到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创建，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等7份材料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对照现今对地主阶级的翻案风，对土地革命的丑化风，毛泽东的担忧是多么具有超前的预见性，简直就是一幕生动鲜活的活话剧，这股愈演愈烈的翻案之风，不是起于体制之内吗?不是得到了体制内的广泛呼应吗?

　　土地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击，是瓦解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只推手，是中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文明之途的必由之路，因此，为地主阶级翻案，并以此企图否定土地革命是逆历史潮流的，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其妄想恢复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内心是邪恶的，其对历史的认知是痴盲的，这就决定了其思想格局是矮化的，因此必然会被历史文明的车轮碾压的非常难看。

　　一个连来自地主家庭的子弟都争相背叛和逃离的阶级，一个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弃之如敝帚的阶级，不知这帮子人哪来的翻案的劲头和底气?是因为无知无畏，还是要给这个芜杂的社会制造一点低级的笑料和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