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艳韩轩：文艺界腐败重灾区翻身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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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艳韩轩：文艺界腐败重灾区翻身逆袭

点击：作者：李红艳韩轩来源：长安街知事发布时间:2017-04-20 11:24:22

春日，晴空。位于东三环北路4号的一处大院，草木茵茵，排练厅里传出的歌声，铿锵激昂。走进这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顿觉一派生机。

然而，当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两年前，景象迥异。2015年7月9日，一则消息正式公布：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总经理顾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其实在此之前，东方便已陷入停摆、混乱，空余一个亏损超4亿的烂摊子。

“东方”命运，何去何从？外界的议论、猜疑、观望，汹涌而来。而近两年来，伴随外界“窥探”的目光渐渐散去，“东方”人开启了一条自救重振之路，并一路辛劳地奔跑着。

迈步，从头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从停滞到奔跑的过程中，“东方”人经历了怎样的困与苦、迷与茫。

【中国东方歌舞团】

在中国文艺界，中国东方歌舞团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歌唱家王昆、李谷一（上图）、刘秉义，朱明瑛、成方圆、牟炫甫、郭蓉、崔京浩、张燕……

作曲家谷建芬（上图）、王佑贵、卞留念……

舞蹈家莫德格玛（上图）、阿依吐拉、崔美善、姚珠珠……

他们，是这个团里最耀眼的明星；他们，都是“国宝”一样的艺术家。

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东方歌舞团演职人员

1952年，中国歌舞团（原名中央歌舞团），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倡导和关怀下建立，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

1962年，东方歌舞团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倡导关怀下成立，是文化部直属歌舞团。

2005年，中国东方歌舞团在原中国歌舞团和东方歌舞团基础上组建。2009年，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成为现在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一路走来，东方团历经六十载风风雨雨。然而，2015年，时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顾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而这，被称为“文艺界反腐第一刀”，轰动一时。

【寒心：人人自危】

那些曾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优秀舞者，竟成了给“东方”大院看守院门的安保人员。

作为东方演艺集团现任“掌门人”，宋官林的上任，可谓异常匆忙。

2015年7月7日傍晚，就在顾欣“出事”前两天，宋官林突然接到调任通知。当时，他担任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

“整个团里几乎没有笑声。”第一天走进东方演艺集团的宋官林，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惨淡景象，气氛压抑，人心惶惶，“正式宣布接任之后，都没有人过来跟我握手，感觉人人自危。”

人人自危，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东方”，一点都不为过。

此前，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文化部开展巡视，称东方演艺集团问题严重：“直属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混乱，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三重一大’制度流于形式，国有资产流失和廉洁风险大”。再看“东方”账面，自2010年以来累计亏损高达4.38亿元，2014年演出收入不足200万元。这个曾拥有王昆、谷建芬、李谷一、莫德格玛、朱明瑛、郑绪岚、李玲玉等一大批耀眼艺术家，曾经在演出市场上风生水起的艺术名团，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

除了账面上的亏损，更让人惋惜和难过的是艺术家、艺术人才的大量流失。“真是人财两空。”国家一级编导何利山，直到现在都觉得痛楚有如锥心，“我是上世纪90年代进团的，那会儿多辉煌啊！可现如今呢？崩盘了，没人了！”

崔京浩代表作《父亲》

心灰意冷的演员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朝鲜族歌唱家、《父亲》的演唱者崔京浩，他5年没能上台演出了，后来在朝鲜族同胞的众筹下，凑了一笔钱筹备告别音乐会。他在望京开了一家擦鞋店补贴收入。“歌唱家去擦皮鞋了”，坊间的议论，令人扼腕唏嘘。

“自谋出路的人太多了，很多人都觉得没办法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青年舞蹈家曾明，2006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进入东方歌舞团。和团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从中国舞蹈界的“最高学府”毕业，拿了无数的奖，最大梦想就是到这个久负盛名的歌舞团工作。可2013年，他和众多同伴突然被告知：“聘用合同到期，没有多余的岗位。”

舞蹈家曾明

当年业务考核拿了全团第一的曾明，彻底懵了。他希望留下，却得到一个让他更为震惊的回复：“你们可以报考保安队。”就这样，2014年，曾明的多位同伴——那些曾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优秀舞者，竟成了给“东方”大院看守院门的安保人员。

曾经，东方歌舞团舞蹈中心有着150多人的队伍，可以分成好几路演出队出去巡演。但历经这场“动荡”，舞蹈中心仅剩27人。最困难的时候，东方歌舞团一台晚会的演出报价，甚至已经低到了5万元一场。而且，还时常凑不齐演员。“都是老弱病残，受过伤的、年龄大的、刚生了孩子不能上场的。”在曾明的记忆里，“当时的东方歌舞团，连一台晚会都办不起来了。”

【暖心：力挽人才】

“没有‘东方’就没有我，在‘东方’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它，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东方”的各种病症，宋官林看在眼里、印在心上，决定实施“暖心工程”，“必须把流失在外的人才都找回来，对一个艺术院团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

歌唱家里，宋官林第一个想起了崔京浩。他接任之后的第一次出差，就是赶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探望正在那里筹备告别音乐会的崔京浩。“回来吧，把鞋店关掉，重返舞台，‘东方’给你主办音乐会。”宋官林把话说得很实在，“目前，我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但我有设备，有排练厅，有舞蹈演员，我们出情出力，给你办音乐会。”闻此，崔京浩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哽咽再三，终于吐出了一句：“我该怎么感谢你？我给你擦擦鞋吧。”

《东方情》崔京浩音乐会

后来，宋官林又陆续请回了一批团中砥柱，以及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刚生完孩子不久的舞蹈演员刘佳妮，是舞团的台柱子。在宋官林的办公室里，她一言不发地听宋官林聊了很久，关于‘东方’的重新出发。末了，她笃定而干脆地说了俩字——“靠谱”。刘佳妮说，宋官林所言，戳中了他们内心深处未曾泯灭的艺术梦想和对“东方”深深的期待。陆陆续续的，舞蹈中心从最惨淡时的20几人恢复到了50多人，“能演出了，可以开张了！”

找回了人，接下来就是搞创作了。宋官林上任第三天，与何利山进行了一次深谈：如何把演出重新办起来。“你是要政治的，还是要娱乐的；你是要艺术的，还是要市场的？”何利山毫不遮掩，直白地向这位新官发问，得到的回答也很干脆：“都要，我要属于‘东方’的。”

何利山愣了一下：“东方”的？周恩来总理曾给东方歌舞团定过调子：要坚持在表演中国优秀歌舞节目的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国家的优秀歌舞节目。这何其难啊！但他马上明白过来，在全团有如一盘散沙的情势下，这场演出不仅要唤醒艺术家们对老“东方”的爱，更是要唤醒千千万万观众对“东方”无数演出盛况的记忆。最终，在全团努力下，大型环球情景秀《东方之爱》诞生了。

大型环球情景秀《东方之爱》

作为“老东方人”，歌唱家郭蓉也是宋官林上任后“重点约谈”的对象，希望她可以回来“坐镇”，但郭蓉心灰意冷，迟迟没有答应。直到另一部同样带有“东方”字样的新作品——大型环球经典音乐会《东方之声》演出前一个星期，看到那么多熟悉的“战友”又一次出现在排练厅，郭蓉觉得，自己是时候回来了。

2015年10月26日，梅兰芳大剧院，《东方之声》首演，郭蓉又一次以东方歌舞团歌唱家的身份站到了舞台之上。那天，她发着高烧，嗓子火辣辣地疼，但还是用流行音乐的方式演绎了一首《松花江上》，慷慨激昂、振奋人心。整台演出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叫好声如潮奔涌，演员们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演员就是这样，上台前有无数个理由说我不参与，但当你在台上享受到观众的鲜花和掌声，那一刻就什么都不想了。”郭蓉深情满怀，“没有‘东方’就没有我，在‘东方’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它，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信心夺回市场】

“永远在路上”背后的辛苦，只有参与者自知，“拼了才有希望”，成为大家伙儿挂在嘴上、刻在心里的话。

重新起航，看似悄然，实则轰烈。当外界以为“东方”困于窘境、限于沉寂之时，她其实已经开始了和时间赛跑的市场征战。

广东、上海、黑龙江、甘肃、四川、福建，入林区、下田间、进厂房、登舰队……整个2016年，“东方”一直在路上。郭蓉记得，有一次去南方基层城市演出，舞台就是当地的露天广场，演出刚要开始，暴雨突袭，观众们都跑到广场边上的长廊躲雨。而演员们头顶却无片瓦遮掩，暴雨拍在身上，演出却依旧继续。“永远在路上”背后的辛苦，只有参与者自知，“拼了才有希望”，成为大家伙儿挂在嘴上、刻在心里的话。

演员在舞台上受伤，坚持到下场才包扎治疗

一边进行巡演，何利山和演员们一边还投身于舞剧《兰花花》的创排，这也是“东方”第一次排演舞剧，还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400万元的支持。由于演员们之前参排的多是歌舞晚会，对舞剧这种单纯用舞蹈语汇讲述剧情、塑造形象的表演形式，不能立刻适应。何利山一遍一遍地跟他们说戏，掰开了揉碎了讲；舞蹈演员们也一天排3班，每人每天在排练厅的时间足有十几个小时之多，“整整两个月时间，真的有点扛不住了，那也拼了！”

痛苦归痛苦，信心却在与日俱增。

2016年10月，《兰花花》巡演来到陕西省富平县。演出中，当女主角兰花花要被设计毒害、安排“冥婚”时，台下观众齐刷刷指着有毒的馒头，大喊：“别吃！别吃！”全剧终了，饰演反派地主的演员愣是不敢登台谢幕，生怕被台下观众给打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