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及国际国内因素，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远非尽善尽美，但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宗教信仰应当成为个人私事的原则立场和大方向从未动摇过，坚持以科学世界观和唯物史观教育全体公民的原则立场和大方向(如《宪法》对此就有明确表述)也从未动摇过。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无神论为世界观的基础和起点。中共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有机统一体。以革命党言之，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无神论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将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规定为党的政治纪律，事实上是要求所有党员必须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世界观;以执政党言之，中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由于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及国际国内因素，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远非尽善尽美，但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宗教信仰应当成为个人私事的原则立场和大方向从未动摇过，坚持以科学世界观和唯物史观教育全体公民的原则立场和大方向(如《宪法》对此就有明确表述)也从未动摇过。

现在的问题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宗教有神论世界观的影响有增无减，宗教极端思想及其必然产物暴恐事件业已成为社会公害、人类公敌。为从思想根源上根除暴恐基因，挽救尽可能多的宗教极端思想中毒者，中央和有关地方党委在综合施策的同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也赋予了重要使命;网络空间对宗教极端言行深恶痛绝、同仇敌忾，虽有个别情绪化言论，但主流舆论是非分明、正气磅礴，大方向不容否定。另一方面，在中共党内，十八大以来，反腐洪流中落马的不少贪腐分子令人侧目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迷信或信教问题，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党政官员支持宗教极端思想、暗中配合暴恐分子的“两面人”现象。党员信教问题之严重，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党的组织的纯洁性、先进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有鉴于此，为在新形势下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从严治党”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据此，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中明确规定：“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可以说，党中央对于党员应具备无神论世界观的要求，已经提到了空前突出的位置。

所有这些来自中央和民间的声音和行动，均可理解为对于中央领导核心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的论述的具体阐发或积极响应。特别是包括体制内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草根网民在内的主流社会对于宗教极端言行的本能反应，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对中央主张的认同感，是充满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正能量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宗教管理领域、社会安全领域坚持中共领导地位足堪依靠的民意基础。保护好、引导好、运用好这种宝贵的民意基础，具有根本性的政治意义。

然而，近日却有人发明了一顶“极端无神论”的帽子，用心险恶地扣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网民头上，无中生有地诬称“这些人甘做西方极右翼势力的传声筒”，“欲把国际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起了破坏民族关系的恶劣作用，应依法制止和惩处”。

我们说，如果确实有人违犯了“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所引用的《宗教事务条例》中的有关条款，当然应该依法制止。但为什么偏偏要用所谓“极端无神论”这个概念来指称违法者的思想原因呢?妖魔化某特定宗教的“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宗教色彩尽人皆知，既然是“极端无神论”，怎么会“甘做”他们的“传声筒”?网上那些过激言论，在西方都是“极端无神论”者发表的吗?在中国，为什么不可能是出自其他有神论者?为什么不可能是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栽赃陷害、借刀杀人?再从学理上说，无神论发展到科学无神论阶段，用科学理性完全彻底否定了神的存在，作为科学无神论最高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深刻揭示了神观念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更没有给神的存在留下任何余地，这样的无神论，是否正是“极端的”无神论呢?毛泽东曾告诫党内，“决不能”赞同“唯心论或宗教教义”;著名的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也宣告，“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这些是不是都很“极端”呢?

“极端无神论”之类荒谬论调，在宗教极端主义业已成为社会公害、人类公敌的全球背景下尤其显得刺耳，在中国主流社会日益重视科学理性和无神论的时代氛围中尤其显得怪异，其对无神论的刻骨仇恨、极端仇视则令人细思极恐。而更匪夷所思的是，体制内的这些“极端仇视无神论”者明明是热衷于媚教吃教的“知识寻租”型学术乡愿或文化买办，却酷爱打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幌子招摇撞骗、欺世盗名，自以为骗术高明，似乎普天下没有人搞得清他们究竟是在以马克思主义观宗教还是在以宗教观马克思主义。深究起来不难发现，这些人既是现存体制下宗教研究类学术资源的掌控者、“裁判员”，又是某些部门政策设计方面倚重已久的智囊高参，有的还是国内外某些可疑宗教势力的学术护教者和利益代言人。此种“三位一体”的身份造就了一小撮拥有涉教问题话语权、甚或影响顶层设计的学阀，这一点与个别涉教类官僚的不学无术(如看见巨型佛像就惊呼“震撼人心”)、宗教特权势力的坐大，交织勾画出一幅奇特而荒唐的时代景观。

说穿了，“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的真实矛头并不是针对网上那些言论，而是“无神论”一词和今天这个词背后的深刻含义。晚近若干年来有一股逆流思潮一直致力于将无神论污名化、妖魔化，诬陷无神论者唯利是图、“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应对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贪腐猖獗现象负责。“极端无神论”帽子的炮制和出笼，可谓多年以来伴随主流意识形态弱化而出现的无神论被污名化、消声化态势的继续，是将无神论进一步妖魔化的新伎俩。尽管字里行间也有“温和无神论”之类虚头巴脑的文字游戏作掩护，但“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深藏骨髓、溢于言表的却是对于无神论的极端仇视。要而言之，“极端无神论”的提法在此时出笼，丝毫无助于遏制宗教极端思想，丝毫无助于矫正网上少数人的过激言论，而只会使已经对“无神论”很生疏的社会大众不明觉厉。在中央领导核心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战略地位的重新部署亟待落实的关键时刻，刻意渲染“无神论”莫须有的负面形象，不管是前面加上“极端”也好，加上“战斗”也好，所起的作用都是“撤火”而不是“添柴”。因此，“极端无神论”提法的炮制和出笼，不能不被视为一起披着学术外衣、明目张胆公然挑战中央领导核心政治权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对于此种怪现象如何理解?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某些势力若干年来沆瀣一气、权力勾兑、利益共谋，形成了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的既得利益联盟。这个暗黑联盟假冒信教群众的名义与党和政府讨价还价，蝇营狗苟于狭隘的小集团利益或个人私利，为此，必然要绞尽脑汁反对以科学理性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挖空心思鼓噪“党员可信教”、“信教可入党”、“族教一体化”之类祸党祸国谬论，必然要自以为是地反对主流社会对于一切蒙昧迷信现象的正当质疑、甚或将其诬蔑为与宗教极端主义“殊途同归”的“极端无神论”，必然要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处心积虑地曲解、干扰、抵触、抗拒中央的战略部署，妄图使主流社会的深刻反思即“三个如何”——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减低宗教信众增加速度，如何抵御宗教对群众的精神诱惑和思想渗透——成为无解的“天问”。但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否弃怪力乱神、寻求牢牢掌握自己命运的劳动大众的艰苦奋斗，“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这类人的前景必定是不美妙的。

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人民的幸福，当前必须力排“重”议，坚定不移地在全社会为无神论正名，通过有原则、有策略、有协同、有方法的无神论宣传教育，营造出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习惯的、能够有效制衡有神论信仰和抑制宗教极端主义发生的无神论思想文化氛围，不断地把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团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我们相信，历经一切有识之士和爱国同胞的不懈努力，共和国辽阔的天空终将长葆蔚蓝和清新。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