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彬：中国底层借贷的灰暗江湖

点击：作者：彭彬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3-27 11: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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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底层灰暗民间借贷：暴力、色情、艾滋病催收……这个江湖充斥着无数的灰暗与暴力。

　　一、裸贷女孩被逼肉偿

　　民间借贷乱象频发，其中最疯狂的是裸条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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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2月，李丽因为创业，注册了一家网络借贷平台。据其回忆，该平台实行实名制，必须上传身份证、学生证以及填写家庭信息，包括家里人的联系方式。李丽表示，她通过该平台第一次借了500块钱，周利息30%，因为没还上，重新借了新债还旧债，周利率仍为30%。利滚利后，李丽更加无力偿还，总欠款已达5.5万元。

　　李丽不敢声张，想再次通过借新贷还旧债的方式来还款。此时，对方已不再轻易借款，要求李丽手持身份证拍裸照作为抵押。无奈之下，李丽只得照做。很快，新的还款日到了，李丽仍还不上。对方表示，不还款的话就会把照片发给家人甚至在网上公开。

　　李丽称，身边很多女同学都被卷了进来，但她们不大愿意讲出来。

　　裸条借贷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有骗子专门骗女生裸照，卖家汇总后在Q Q群中打包出售。此外，还有卖家进行业务延伸，称可以介绍一夜情、包养等服务，95后女生为借款三次被骗裸照。

　　山东的一位女孩王颖，还曾被逼迫肉偿。

　　二、天津小伙3700元晚还两小时被逼卖房

　　民间借贷，并不只是姑娘受害。

　　 “我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天津小伙王平没想到，在民间借贷平台自己晚还款一个小时45分钟，会被迫卖掉房子，丢掉工作。

　　王平1981年生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2009年结婚后，每个月工资基本上都上交给妻子。2012年在内蒙古的父母房子装修，差三万块钱。

　　“父母养我这么大，装修时我不出点钱说不过去，但怕跟妻子说后，引起家庭矛盾。”王平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找小贷公司借款3万，月利率9%，每个月还4000多。

　　此时，王平的工资并不高，为了还这笔钱，并每个月按时上缴工资给妻子，王平还找了同事借钱三万。就这样还了一年多，总算把这笔钱全部还清。

　　“前后还了差不多七万，工资都贴进去了，还欠了同事钱。”王平说，小贷公司的第一笔借款透支了他的还款能力。

　　2014年6月，王平所在的公司大范围裁员，王平也在其中。当时王平拿了三万多的裁员补助金，王平把这笔钱先还给同事，不料妻子经常追问这笔钱的去向。

　　“当时我被问得实在受不了。”2014年10月，王平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底薪一万。在去上班前夕，王平找到一家民间借贷公司，借款三万，月利率6%。扣除了户费等费用，到手是两万多，一年为期，每个月需偿还4700元。

　　王平一边交钱给妻子，一边还钱，到2015年2月时，王平手头上已没有余钱偿还。王平当时打电话给平台沟通，问是否能够缓两天？当时对方也答应了，但过两天借款平台直接找到他，让他拿出五万多元，把借款全平了。

　　王平无奈，以月利率8%又从一家借贷公司借款5万，实际上打了7万的借条，把前面的借款还清。

　　为了偿还新的借款，王平又在2016年5月3日，通过中介机构，向一家平台借款4.7万元，约定20天为一个还款周期，还款日5点前还钱，每个周期连本带息还款3900元。

　　随后，王平又通过中介借款两笔。其中一家借款4万，月利率6%，实际到手3.5万。另外一家借款3.5万，月利率8%，实际到手3.25万。

　　7月21日，王平向借款4.7万元那家平台还款晚了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当晚这家平台就上门，让王平给八万块钱清账。王平拿不出来，对方当晚把王平带到一家洗浴中心，限制通话。此外，还有数人一直住在王平家。

　　“这些人就住在家里的床和沙发上，也不走，王平又被带走了，当时被吓死了。”王平老婆张莉说。为了救王平出来，张莉和王平母亲商量，决定把房子卖了还款。

　　借贷平台称，他们这些人一天成本是两万，卖房周末不能成交，周一给钱需要付15万。对方还称，他们负责人马上要去五台山，如果去之前办不成，接下来发生的讨债费用还要算在王平一家头上。

　　借贷平台建议王平先借钱把这15万还上，并提出可以帮忙从其他平台借款40万，顺便帮王平其他债务平掉，等王平把房子卖掉后，再还钱给那家平台。

　　“他们说去平账，可以更便宜些。”王平说，当时自己吃饭，上厕所都有五个人跟着，持续两三天，精神处于崩溃状态，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

　　随后，这家借贷平台工作人员代王平去另一家平台借了40万元，钱存入王平的账户后，表示这是帮王平借来的钱，分两次存入王平账户，当天下午王平按其要求，将39.09万元分两次提出，交给了供贷平台的工作人员，房子在张莉的张罗下成功卖掉，总共得款63万，其中13万还了房贷。

　　随后，借款平台人员带着王平来到银行，取走了剩下的50万，并撕毁了借款合同。此后，王平再也未能和对方取得联系，而说好的平账，也不见了影子。

　　根据王平提供的录音，王平和母亲一起去一家借款公司，对方称没有收到钱。21日，王平给一家平台打电话，对方也称没收到钱，可以帮他问问另外一家平台。

　　此后，记者以想借钱的名义，打电话给王平提供的一家平台老板电话，并自称想借钱，对方称知道王平的事情，钱的确他没收到，现在忙，随即挂上了电话。当晚，王平表示平台再度找他催债。

　　“我们连房子都没了，居然还不愿意放过我们，现在哪怕剩余的15万我们不要，能把所有账都平了，我们也能重新开始生活。”张莉说。

　　王平夫妇曾向警方报警，未获受理。记者曾陪着王平来到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墙子派出所，办案民警表示，公安部门只负责刑事和治安，这类民间借贷只能通过法院解决。

　　三、监狱改造模范深陷民间借贷二进宫

　　湖北随州余明的故事更让人叹息。

　　2003年，因借钱10多万元未还，余明以诈骗罪被判刑8年。后因在监狱中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先后三次减刑，余明于2008当年7月1日刑满释放回乡。

　　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出狱后，余明开始尝试做生意。2009年4月，余明发起成立随州梦欣三合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余明个人出资5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卫浴、厨具、建材材料销售；装潢设计、安装、加工。

　　此后，余明一度拥有3家建材装饰公司、一家服饰公司，员工达300余人，在当地人眼里，余明俨然成为一位成功人士。

　　与此同时，余明开始对外捐款，其中最早一笔捐款发生在2009年下半年，余明来到自己服刑的襄南监狱捐款1万元。此后数年，余明积极向襄南监狱“爱心基金”捐款10余万元，并多次走进监狱现身说法，鼓励犯人积极改造。此外，余明还雇佣了一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作为公司员工。

　　余明的上述行为，很快被当地树立为监狱改造转化典型，当地媒体多次对余明的各种行为进行报道。湖北省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还授予余明“湖北省刑释解教人员勤劳致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据当地媒体2014年报道：“余明作为曾经历坎坷的老大哥，想帮扶每一个走进高墙，重新改造的同伴。去年年底，余明投资800万创建了占地40亩的阳光教育基地，如今厂房也开始搭建，今年年底可完工，可吸纳500多人就业，阳光大门向每一个想重拾人生的刑释人员敞开。”

　　以“阳光教育基地”为名，余明与数十名随州市民接触，以谋求借钱。据借款人李某某介绍，2013年3月份，余明将她带到“阳光教育安置基地”拟建场地上参观，希望能借给他钱用于工程建设。余明声称：“省市两级某行政机关即将为自己的阳光教育安置基地拨款数百万至千万元，但款项尚未到位，为不影响工程进度，希望借钱先行开工，待政府拨款到位后，立即连本带息归还。

　　余明还向李某某出示了政府机关授予的牌匾、新闻报道等，并将自己的房产证作为抵押。李某某觉得对方具有官方背景，值得相信。2013年3月至当年9月份，李某某总共借出260万元，除部分是自己的积蓄外，大都是从家里亲戚、邻居等处借来的，还借了五六万元的高利贷。

　　杨某某称，“阳光教育安置基地”挂牌时，当地司法局的确有领导参加，他本人也因此加深了对余明的信任。

　　“当初余明以司法局拨款暂时未到，开发工程需要短期垫资为由，向我们寻求帮助，并承诺我会用生命护卫你们对我的信任！”借款人周某称，虽然自己当时心怀戒心，也建议拒绝，但她爱人姜某曾是当地一家媒体，曾与余明有接触，被余明扶贫济困和各级媒体的报道所惑，一次次对她说“我相信他的人品！”最终，周某与丈夫姜某合计被骗90万元。

　　除了姜某，当地还有一位被余明骗去数十万。不完全统计发现，已经至少有31人被骗，合计被骗金额超2000万元。

　　根据检察院起诉书，余明称，自己借款时为了融资进行扩大再生产，以月息10%利率进行民间借贷，到2012年，余明已借款800余万元，每月需要支付利息80余万元，正常利息已经不能支付到期利息。

　　为了能够支付到期，以保证资金链不断裂，2012年8月至2015年7月，余明及其妻子虚构接到武汉市经济开发区龙湖社区二期还建房400万元栏杆工程能够赚钱，建设随州市曾都区阳光教育基地争取财政1000万元拨款，争取拨款开税票，争取拨款行贿、银行贷款行贿等事由，向社会公开宣传，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实际从江和翠等26名被害人处非法集资1704.72万元，其中其妻子直接参与集资332.4万元。

　　四、艾滋病催收队全年无休

　　巨大的借贷需求，也催火了催收行业，暴力催收，骚扰催收，甚至还出现了艾滋病催收队。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身体弱，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干这个。”记者曾以想要催收淮安一笔25万生意欠款的名义，联系上自称是艾滋病人催收团队负责人张大彪时，他正带着团队成员在安徽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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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彪出生在亳州市利辛县，当地在上世纪90年代初“血浆经济”红火一时。由于卖血设备被污染，多位当地村民感染，自1995年利辛县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该县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过千例，产生了不少“艾滋病村”。

　　张大彪称，自己也是因为卖血浆被感染，为了活下去，他把周围三四个村庄艾滋病患者组织起来，以帮别人催收为生。

　　据张大彪介绍，他们团队的收费标准为欠款总额的30%，但还收取前期费用，标准为每人每天700元。待欠款到手后，前期费用从其提取的30%中扣除。

　　“只要我们去的，没有要不到钱的，你这个账款估计去四五个人就够了。”为了增强信任，张大彪描述了自己今年一次催收的经历。

　　去年3月，张大彪受一家公司委托，到河南一家民营企业催收100万欠款。他带了十几个人过去，一亮艾滋病证，老板当时脸都绿了，保安也不敢上前。张大彪称，老板当时就想走，他一使眼色，两位妇女就跟了上去，按住老板车门……“没两天，我们就收到老板的欠款。”张大彪称。

　　据张大彪介绍，他们在催收时，还会采取假装犯病的策略，在地上打滚干呕，口吐白沫等手段，给欠款人施加心理压力。

　　记者在百度贴吧等看到，类似张大彪的自称艾滋病催收团队并不罕见，一些催收团队还会直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而在各大催债论坛上，也能看到雇主四处询问：“我想找艾滋病人催收，怎么联系？”

　　五、如何化解民间借贷之困？

　　民间借贷乱象频发，背后是民间融资难。

　　山东信常律师事务所主任祝圣武表示，试图通过房产抵押，为自己创办的律所向山东某银行进行贷款，结果遭到信贷员拒绝，信贷员称，经营未满三年，因此没办法办理经营贷款。祝圣武吐槽：“像我这样经营不满三年的小微企业，根本就没有资格经营贷款。”

　　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只得寻找民间融资，最终死在了民间借贷。2011年9月20日，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失踪，并于9月21日确认由于负债过高、资金链断裂而逃跑。而相关报道显示，紧接着在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不过，3月10日，周小川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时表示，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种现象近年来依然始终存在，但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实际上每年在上升。

　　既然小微融资比例都在升，为何还有那么多悲剧呢？

　　（来源：昆仑策网，根据网文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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