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快30岁的男人，大学本科学历，白人。在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以前，我曾在2008年和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两度支持罗恩·保罗（Ron Paul，美国德克萨斯州医师、众议员、共和党人，曾于1988年、2008年和2012年3次参加美国总统大选——观察者网注）。我曾自认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只要个人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个人应该享有以其自身和财产从事任何活动的绝对自由——观察者网注），但理智最终使我放弃了这种信仰。

这些天，我更像是个新派的反动分子（Neo-Reactionary），我爱上了尼克·兰德（Nick Land，英国哲学家、作家，“另类右翼”的支持者，反对平等主义，反对主流政治——观察者网注）的书，还对李光耀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为何我会支持特朗普？特朗普要怎样做才会失去我的支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不妨后退一步，先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来考察特朗普的崛起。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人们认为，苏联体制非常稳固，将永远存在下去。但很少有人能预见到，仅经过短短10年，曾经看起来固若金汤的苏联体制就分崩离析了。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限制使其无法摆脱经济危机。10年前，我们也同样认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是稳固的，但今天看来，情况已经大为不同。

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某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那种意识形态或制度就会变得不合时宜，难免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自由民主制度为何能根基稳固？答案很简单：没有任何其他制度可以持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其他制度可以维持大面积的社会繁荣，也没有任何其他制度可以不断巩固具有强大施政能力的政府。在这一前提之下，自由民主体制之外的其他制度或者在历史进程中被系统性扼杀，或者悄无声息地自生自灭了。

但曾经孕育出自由民主体制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由民主体制已经造成了失业危机、经济增长停滞、系统性政府能力弱化以及生活水平的全面下降。至于那些极少数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是提高了。

在我看来，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失败，这个体制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已经无法解决这个国家日益严峻的问题。特朗普当然不是个完美的总统人选，但他提出了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案。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是我最欣赏的政治人物，他曾表示：“自由民主制国家如今已无法维持全球竞争力”。他指出，自金融危机结束以来，最为成功的国家都不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更不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自2000年以来，中国、新加坡、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俄罗斯都大幅提高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

维克多·欧尔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受自由体制形式限制的民主制度，即一种纯粹的、非自由的民主制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特朗普并非欧尔班的同路人，但他与欧尔班在对社会理想形态的看法上是有相似之处的。特朗普当然不是反民主的，他只是代表大众发出了鄙视精英的声音，正是那些所谓的精英掌管着施政能力已经系统性弱化的政府。如果说特朗普做了什么，他只是将民主精神植入了自由非民主体制（Liberal non-democracy）而已。

我之所以投票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在我看来，他的非自由倾向不但不是缺陷，反而是一个不错的优点。当有人指责他破坏美国的法制基础时，我并未看到危机，因为美国的所谓法制只是那些有钱聘请大律师的精英人士们操控的游戏罢了。当他与国会怒目相视时，我并不为国会所谓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价值感到担心，我们的国会只是制造政治机能失调的机构罢了；相反，我会将特朗普视为与国会那些无耻政客斗争的武士，而那些政客们就像妓女，通常是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办事的。当他对诸如Carrier这样的跨国公司施以霹雳手段时，我想说，在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面前，终于有人不再保持沉默、挺身而出了。

在政府里，有谁会为美国人民的利益发声吗？美国人民需要这样一个强势人物，他可以为人民的利益与那些贪婪无能的精英们抗争。我们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强势的领袖人物，能够为人民废除蹩脚政策、打击权力寻租、清理游说集团并教训其豢养的议员们。

可如果特朗普不能与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s）、保罗·莱恩斯（Paul Ryans）等人在法人权利（Corporate Right）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问题上放手一搏，恐怕他也不能指望一直获得我的支持。反之，特朗普若真能提高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我将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这一切与意识形态或遵守法制并无关系，我在乎的其实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他能让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吗？他能降低一路攀升的犯罪率吗？他能降低高企的失业率吗？他能增加人们的收入吗？如果他能做到，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在充满权力寻租和利益集团的自由民主体制下，特朗普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将难免与强大的体制壁垒发生冲撞。如果特朗普能开启体制改革，他无疑将获得我极大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他将面临精英集团的抵抗，那些被豢养的众议员、参议员及其背后的势力（Deep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些美国作家、记者和政治活动家认为美国存在着一个国中之国，即所谓的Deep State，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Deep State都能影响并控制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观察者网注）也绝不会让特朗普轻易成功。

如果特朗普对上述势力发出挑战，我会支持他；如果他让步屈服，甚至与这些势力媾和，他就会失去我的支持。

在写下上述段落时，我内心是很伤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性太过乐观，在意识形态上对现实功业的态度又过于严苛，这导致了它在全球的失势。其实从理论上来讲，自由民主是个很好的制度，非常吸引人。但当我看到希腊等南欧国家的经济窘境，当我意识到美国经济复苏仅是假象，当我看到政客们日益缺乏理性时，我不再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还有任何优越性了。

也许，为了避免金钱政治（Plutocracy），美国的体制不得不向专制（Caesarism）方向有所倾斜。而且，这一趋势似乎已经难以避免了。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1月9日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