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让向来低调的屠呦呦迅速处于一种她并不习惯的热闹之中。面对来自国内外众多媒体的约访，她感到很不适应，大多数时候都是丈夫帮忙接听家里的电话。她常常对领导说：“赶紧停下来吧，我不太愿意搞这种场合上的事，你们让我去做科研、谈项目，我可以，你们让我去讲这些场合上的话，我不会讲。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屠呦呦的性格一贯如此刚烈。例如，在2009年度唐氏中药发展奖的评审过程中，她再三强调不要推荐自己，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告诉记者：“屠老师性格直爽。不管跟官大的还是官小的，她站着，别人坐着， 因为她不愿意坐着。每次开会，她从来不说客套话，直接就提青蒿素在发展中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屠呦呦对青蒿素的执着，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每当谈起青蒿素，她的眼睛就会发亮。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尽管身体不是太好，她还是坚持到单位与年轻人交流。平日里，她也时刻关注青蒿素的国际发展热点。每当领导到她家拜访，问她有什么困难时，她谈的都是青蒿素的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事实上，从事科学研究，屠呦呦最初的原动力并不是从好奇心开始的，而是一种肩负国家使命的责任心。“（国家）交给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她显得很淡定。

当时，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 “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的脑海中已经没有“母亲”的记忆。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对屠呦呦和丈夫而言，这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理解的无奈选择。

1969年1月，屠呦呦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正式走上抗疟之路。最初，她只是“光杆司令”，一个人踏上了寻药之路。她大量翻阅历代医籍、认真走访老中医，甚至连一封群众来信都一定要打开看看。

两年之后，她和3个团队仍然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屠呦呦的执拗和坚持带动着大家。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厚厚的一摞医书被翻得书角微卷。直到有一天，她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而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

1971年10月4日，在历经190次失败后，屠呦呦和课题组成员紧张地盯着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当看到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时，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

然而，青蒿素要上临床，必须先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前的毒性试验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为了争取时间，课题组用“土法上马”，用7个大水缸代替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

“当时条件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整个楼里到处弥漫着乙醚，对很多科研人员造成了伤害。有的人得了病，屠老师也得了肝炎。”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继续说道：“上世纪60年代的科研人员，即使知道有伤害，也没有一个人退下来。拿到药以后，屠老师更是自己带头试吃。”

北京时间2015年10月5日下午5时30分，正在家中洗澡的屠呦呦对获得诺奖浑然不知，在客厅看电视的老伴突然告诉她：“你获奖了！”她还以为是华伦·阿尔伯特奖的消息。很快，贺信和鲜花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争议。

张伯礼告诉记者：“她对别人对自己发现青蒿素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耿耿于怀，但是现在明确了这一点，老先生胸怀很大，去领诺奖的时候，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奖是奖给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动。”

在张伯礼看来，“青蒿素的问世，屠老师的发现是1，后面科学家往后添了很多0，这是一个群体的产物，拯救了人类。而青蒿素获得诺奖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如何尊重原创，如何发挥团队精神，把这两者处理好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优势。”

虽然年过八旬，但屠呦呦从未把自己纳入退休行列。如今，她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青蒿素被滥用以及疟原虫耐药性问题上。她从不讳言自己对如何利用青蒿素的独特立场，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她都努力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过，在工作中如此“执拗”的屠呦呦，在生活中却是个“粗线条”。她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由我家老李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