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理论成果，其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错误估量时局的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发表时不要提他的名字，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做了一些修改并以现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篇重要著作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前不久，有人却提出“历史证明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意见是正确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像毛泽东所说‘迅速到来’，一年之内也没有夺取江西。‘星星之火’并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在江西迅速‘燎原’，四年后红军不得不离开江西，开始长征”。至于林彪要求中央正式发表时不要提及他的名字，则“是为了保全毛泽东的面子”。该论调言下之意就是毛泽东错批林彪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革命高潮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那么，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是否科学，他所说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和“一年之内争取江西”究竟具体是指什么？

 “争取江西”是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下来的红军的行动方针。当时，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矛盾激化、大战在即。毛泽东和前委经过分析，认为应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一带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前委向中央和福建省委报告了红军的这一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4月3日，红四军收到中央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称为“二月来信”）。“二月来信”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做了比较悲观的估计，认为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朱毛在部队中目标过大，指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二月来信”虽然肯定了农村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5日，毛泽东执笔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对中央“二月来信”提出不同意见，不同意红四军分兵行动，同时结合井冈山斗争和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战斗经验，对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做了科学的判断，认为“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这个判断不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蒋桂两派军阀即将爆发混战的政治形势为红四军开辟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赣浙闽三省与湘粤两省相比较，敌军军力最弱，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有利革命的因素，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同时，这封信还进一步提出红四军下一步的具体行动，“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争取江西”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特指，这就是他反复考虑酝酿的在赣南、闽西一带利用有利时机和有利条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在红四军内部却有部分同志（例如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对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可能表示怀疑，他们希望在粤赣边界区域进行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建立和巩固根据地。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根据闽西特委提供的龙岩驻军陈国辉部主力入粤参战的准确情报，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再次入闽，创造工农武装割据。但是，对革命高潮的怀疑经过一二次批评显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之下，尤其是当红军面临围剿、处境艰险之际，如果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缺乏科学分析，就无法看清革命的前途和道路。尽管在4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确定了在赣南闽西二十余县开展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但是古田会议召开之际红四军再一次面临着闽粤赣三省“会剿”的危机，红军是否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创建和巩固根据地还是仅流动游击作战，由于林彪致毛泽东的新年贺信而再次提出来。从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当时所怀疑的“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以及“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就是指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个行动计划。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就指明林彪的思想症结所在：“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此外，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还大篇幅引用了1929年4月5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关于争取江西的计划即转战赣南闽西的具体内容。这些材料都直接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说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争取江西”实际上就是指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一军事计划。事实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写后一年多时间即1931年秋冬，红军挫败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使赣西南和闽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关于“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争取江西”的预见和计划。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讲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并不是说明天就要到来，而是指要经过正确的斗争和争取，经过科学地把握有利时机才能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于1930年1月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革命高潮的分析和预见恰恰充分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独具慧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之中。遗憾的是，当时的“左”倾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并没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有利时机，却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在福建“反蒋事变”发生后采取“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一个可能到来的革命高潮被断送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新变化，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动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至于有的人以红军丢掉中央苏区被迫长征和战略转移来否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性，指责毛泽东对革命高潮判断的失误，只要略有党史基本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当时“左”倾中央的错误造成的，把它栽赃到毛泽东身上岂非荒唐可笑？

从否定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现象，我们看到有的人所谓的“学术研究”，其科学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根本没有认真研读《毛泽东选集》，不好好地研究历史，不充分地占有历史文献，就轻率地发表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甚至以此来贬损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这实际上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