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夏敬芝：错误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和思政课教师的影响

点击：作者：杨军夏敬芝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6-10-28 09: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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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 思政课”)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分析中，有一种倾向，即片面从思政课教师方面寻找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与此同时，针对多元多样社会思潮的蔓延激荡的现状，又有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讨论如何在教学中引领社会思潮，显示出了一种主体自觉。然而，针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讨论都必须正视以下现实问题，即社会思潮如何制约思政课教学效果，仅仅依靠思政课教师能否在教学中破除社会思潮的制约，以及如何实现有效引领。思政课的教学过程，是教师对意识形态认同主体——大学生进行教化、引导，促使其情感、心理和思想向希望方向发展的活动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四个相互作用的要素：传播主体(教师)、认同主体(学生)，认同客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社会思潮，尤其是错误思潮，主要是通过作用于认同客体和社会环境，影响传播主体和认同主体，进而制约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深入分析这种制约，有利于正确认识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发挥的问题，探索提升教学效果、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行路径。

一、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歪曲与解构

长期以来，错误思潮以特定的问题取向、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就当代中国“ 向何处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多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悖的主张，在思想空间中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立，意图争夺有关中国发展和未来的话语权。为了夺取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引导权，错误思潮不仅积极采用多种手法，如篡改命题、歪曲原意、肢解体系、泛化概念等，否定、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1]，而且从多个角度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否定、歪曲和解构。主要表现如下。

1. 错误地解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依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把西方社会发展道路预设为“人间正道”，把现代化预定为“西化”，错误地解构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书写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它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把革命归结于少数革命家的鼓动;否定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把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 背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 误入歧途”;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的积极贡献等，从而破坏了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知，诱导人们质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2. 歪曲、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错误思潮制造改革开放先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对立，割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成果与之间的内在联系;曲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如以西方“ 普世价值”的内涵来解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 中国梦”描述为“ 宪政梦”，把中国共产党“ 依宪执政”解释为“宪政”，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解释为“ 复兴儒学”，以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来解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曲解得面目全非;以当代中国存在种种社会问题为由，打着关注、维护人民权利的旗号，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 提出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立的社会发展方案。针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潮强调“中国梦”的实现必须由“普世价值”来引导，要求中国建立西方的“ 宪政民主”制度;“ 新儒家”则提出“儒化中国”的政治构想，要求把儒教定为“国教”，要“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

错误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歪曲、解构和攻击，不仅损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科学性，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功能，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辩护功能，而且造成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困难，以致在一部分大学生眼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么“ 是大话空话，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关系”，要么“ 与西方的理论没有明显区别”。

二、社会思潮对社会思想环境的改造

思政课教学的社会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高校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虽然社会环境作为思政课教学的外在因素而存在，但受人的社会性的影响，教师和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发展变化直接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思政课教学内容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验证、运用，思政课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这决定了思政课教学效果与社会环境的密切相关性。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发生的变化，都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社会思潮的发展蔓延，造成了当下意识形态多元的社会思想环境，因此也不可避免对思政课教学产生了影响。

1. 社会思潮对高校小环境的改造。阿尔都塞曾说，学校是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公共领地，是各种公共理念发生交汇与撞击的地方。以讨论公共话题为特点的社会思潮“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层面”[2](P10)。在当今世界“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下，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向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以致“我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于西方”[3]。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中虽然不乏反映现代社会在经济管理、政治运行、社会治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性和规律性的内容，包含一些合理因素，但是它们并不是“超然中立”“价值无涉”的，其中有些已经植入西方意识形态内容，或者说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已然被学术的理性话语所遮蔽。我国高校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讨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构建核心话语、展开理论逻辑和设置议题，实际上就是将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嵌入到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使其成为社会思潮的主要发源地，这些教师就成为社会思潮核心观点的生产者、解释者和传播者，在课堂教学、学术讲座以及科研成果发表中，抱持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表达着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异乃至对立的观点。同时，更有一些管理人员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学科，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做学问”，甚至要求取消思政课、取消研究生招生的公共政治课考试等。

2. 社会思潮对社会大环境的改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思潮发展处于积极活跃的状态，社会思潮利用多种渠道传播。已有调查显示，在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获得信息的所有渠道，包括网络、专业课教学、学术讲座、纸质媒体和书籍等等，都充斥着多种社会思潮的各种观点。[4](P34-35)社会思潮尤其是错误思潮的蔓延发展，推动我国社会思想领域和舆论氛围日益发生变化。

第一，错误思潮以所谓“ 学术研究”为由，反对“ 崇高理想”和“ 宏大叙事”，强调“ 关注现实生活”和“个体命运”，积极宣扬“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企图煽动整个社会忽视、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忽视对远大理想和集体主义的追求，从而导致大量党政干部丧失了判断理论是非辨别能力和政治敏锐性。

第二，社会思潮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大众提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价值观念、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话语体系，积极利用媒体争夺关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的话语权，在舆论空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 挤出效应”，意图迫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思想和话语中日益边缘化。

第三，错误思潮积极利用当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局部问题整体化”“个别问题普遍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历史问题现实化”等手法，引导人们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现实中一些具体方面的不满转移、聚焦到我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基本政治制度上，在网络舆论中将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力量污名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极“左”勾连在一起，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诱导人们质疑、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现实中国政治制度。

概括而言，错误思潮通过发挥认识评判功能，诱导人们否定、放弃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信仰、价值观和理想，促使人们以各种消极、非理性心态看待社会和自己的生活;通过发挥社会分化和整合功能，把有相同立场和态度的人们聚集到自己的旗帜下，站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并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力量公开对峙，加深了社会的分裂;通过发挥社会动员功能，鼓动社会成员“ 积极抗争”“ 死磕到底”，通过网络围攻、网络舆情事件等向政府施加压力。可以说，错误社会思潮的蔓延发展，正在制造一种阻扰、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认同的思想氛围。

三、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和思政课教师的影响

“意识形态认同有两个向度，从个体向度来说是‘我要认同’，从社会向度来说是‘要你认同’。”[5](P63-64)“我要认同”反映的是认同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条件和自我要求，这是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必需。在思政课教学中，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理论思维能力和知情意条件，出于自尊和自我发展的需要，能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息作出能动的反映。“要你认同”反映的是国家对社会成员的要求。思政课是传递这种要求的“主渠道”，思政课的实效性，应该体现为这两种向度的结合。

当前，党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门对思政课教师的政治态度、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都有明确要求，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政治敏锐性和理论思维能力、对教学工作的热爱等。大多数思政课教师也能认识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教学中回应社会思潮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言：“教员，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员，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直面现实热点、难点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和建议。不能以一己之偏见‘骂堂’，以获取一些缺少生活经验和辨别力的学生的掌声。”[6]

但在教学实践中必然面临这样的情况：其一，社会思潮涉及多个学科，有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有的观点颇具迷惑性，有的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相似性，仅仅凭借思政课教师的知识结构、理论修养和信息来源，并不都能剖析其中的是非对错，这样在教学中就难以做到以理服人。“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7](P223)其二，社会思潮的核心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渗透到一些专业课程的内容中，大学生基于对专业选择的认可，一般不会对专业学习的内容怀疑、批判，因此思政课教学中对社会思潮的评判，特别是否定性的评说，必然使相关学科、专业大学生感到疑惑，甚至导致他们思想上产生抵触;其三，在很多高校，专业学科、专业课程常常有比马克思主义学科、思政课更高的认可度，如果思政课教学对社会思潮的主要观点进行评判，触及其他学科、专业的声誉，校内舆论倾向未必会朝着有利于思政课教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即使思政课教师有引领社会思潮的自觉意识，在教学上也未必能做到或者敢于做到“彻底”。

此外，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歪曲和错误解构造成的思想混乱在思政课教师中也存在。近些年来，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认识宪政和“ 普世价值”、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共产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使改革不会犯颠覆性错误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上，思政课教师中也存有疑惑，甚至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当前社会思潮的发展，其核心观点已对大学生思想产生了明显影响，使他们对思政课功能、价值的判断产生了动摇，尽管很多大学生对社会思潮是什么并不清楚。具体表现在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认识上，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思政课“无用”论。“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及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的发展，使大学生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于其现实生活没有实际意义，因而认为思政课没有必要开设。其二，思政课“ 洗脑”论。错误思潮在社会舆论中弥漫，已经对一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这些学生认为网络媒体上某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大V”的言论代表普遍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仅仅是为了维护共产党执政的需要，思政课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进行的强制“ 洗脑”。其三，思政课“低端”论。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特别是对高校思政课的抹黑，加上部分思政课教师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上的确存在的问题，以致大学生低估了思政课内容的科学性、思政课教学的专业性，认为思政课教学就是“唱高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些学生在教学评价中甚至对思政课教学水平高的教师表示惋惜。

社会思潮的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繁杂斑驳的现实场域，侵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所需的主体条件，破坏了“ 我要认同”的个体向度，同时还以大量的逆向因素严重干扰着“ 要你认同”的社会向度，从而使思政课的实效性难以实现。

讨论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当前社会环境，尤其是思想环境之中来考量。尽管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提升，与教师的个人主观因素、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形式都有相关性，思政课教师应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但是，教学效果不理想，不能仅仅从思政课教师的素质、能力去寻找原因，也不能只寄希望于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学手段现代化。正如刘建军教授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已经处于“ 超载”状态，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 宝”全部押在思政课上，也不能把效果不佳的板子都打在思政课教师身上。[8]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思政课教学只是这个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个系统工程又是处于当下中国经济结构多元、社会结构多元、意识形态多元和各种社会问题叠加的条件之下。复杂多元的社会存在、积极能动的社会思潮，决定了提升教学效果、谋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过程十分艰难，也决定了单靠思政课回应社会思潮力不从心。思政课教学效果问题，在高校内是个教学问题，但折射出的却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须推动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提升需要形成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社会化的途径和高校内外多种力量构成的合力，以此来破除社会思潮对思政课实效性带来的制约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