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借着国共两党和解，海峡两岸缓和，大陆方面对台湾释放出善意之机，国内自由派中的前朝遗老遗少大肆为民国时期招魂。岳南的“民国以后，再无大师”说法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手头没有资料无法了解他是不是前朝遗少，但是他对邓稼先的诅咒首先就让他评价历史的资格大打折扣了。他对“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敌视首先在于他对新中国的仇恨，以此作为前提，他才会恨屋及乌，对一切为了新中国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人也抱有刻骨仇恨。

明天，是中国拥核52周年纪念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打破了美苏英几个大国的核垄断，同时也不再受他们的核讹诈。

两天前，为了写文章而上网查阅资料，发现提出“民国以后再无大师”高论的作家岳南曾经非常恶毒地诅咒“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的文章以后，他在微博的跟帖中恶狠狠地诅咒邓稼先说：“为铁幕砸钉加楔制造军火罪不可恕。”

这非常令人不解，他到底对“两弹元勋”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如此恶毒诅咒？

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制起步的“两弹一星”事业，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当时，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如下：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威胁不存在了呢？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后来，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历史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众所周知，在1957年之前，新中国曾经几次遭受美国的核威胁，其中就有已经把核武器装运的情况。

这些年来解密的美国机密文件更加证实了这些。

1994年美国政府解密一份文件，这份1950年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有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为反击GCD中国入侵朝鲜，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又据《纽约时报》2015年12月22日报道称，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首次披露了一份详细清单，列明了一旦与苏联交战，美国携核弹的轰炸机可能的攻击目标，标注了苏联、东欧和中国领土上的目标数量和类别。这份文件是截至目前美国解密的最详细、最全面的核目标清单。
  “最高机密”刚被揭开。

莫斯科是头号目标，北京排第13位

无论在发生战争时，中国是否会选择站在苏联一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都将中国视作苏联阵营的一部分，并把中国的飞机场和城市列入目标清单，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破坏”的目标清单中，北京排在第13位。文件也指明攻击北京市及市郊丰台区，合计23个中心点。北京的两个空军指挥中心和两个空军储备区也成为目标。北京及其郊区丰台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也被列为目标。

当然，由于美国的核袭击计划有可能会导致美苏核大战，美国的对中国的核袭击计划当时受到了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M没有低头，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发表了那一次不怕核武器的著名讲话，但是被“战略忽悠局”局长沈某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砍头去尾，刻意掩盖事实真相，对此前美国对华的多次核威胁只字不提，于是让M的这次讲话就变成了M不顾民众死活的“战争叫嚣”。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核武国家曾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试爆核武、珍宝岛冲突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上空经常战云密布，多次承受着挨原子弹的风险（美国四次，苏联一次）。面对威胁，MZD带领下的ZG毫不妥协、畏缩，并最终研制出了自己的核武器，成为影响世界军事平衡的举足轻重的核力量。

中国政府不但庄严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52年来，不但从来没有对无核国家进行过核威胁，也没有发生过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以及像朝鲜同美国之间那样的与核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胁，哪怕是面临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多次称核导弹能够打到中国哪里哪里的情况下，都没有进行相互核威胁，完全是自卫性质的。

而这样的情况，却被岳南诅咒为“铁幕”，而且恶毒地咒骂“两弹元勋”邓稼先“罪不可恕”。实在是荒唐！

众所周知，科学无国界，如果按照岳南的逻辑，居里夫人首先应该属于“罪不可恕”，因为是他们夫妻俩对放射性物质镭的发现为后来核武器的出现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差一点德国法西斯首先试验成功并且使用核武器。

然而，即使是真正为纳粹“铁幕”“砸钉加楔制造军火”进行核武器研究的那些德国科学家，“二战”中的美国人也没有认为他们“罪不可恕”，没有迁怒于服务于当时的法西斯德国的国家战略的科学家，而是把他们带回美国让他们继续研究，让核武器在当时成为对付法西斯的锐利武器。因此，于情于理，岳南诅咒邓稼先是毫无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的。

那么，为什么岳南会对“两弹元勋”邓稼先如此仇恨呢？

是岳南爱好和平，反对一切核战争吗？非也！

众所周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核武器的威慑力最大的时候是放在发射架上的时候。在相互对立的国家和阵营之间，只有核力量上的平衡，确保相互毁灭，才有可能有效防止核战争。在美国四次和苏联一次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情况下，岳南诅咒中国的核武器研究专家，只能够说明，要么是他希望中国屈膝投降，要么是他希望中国在外来的核袭击面前没有还手之力，让国人任受屠戮。

他对“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敌视首先在于他对新中国的仇恨，以此作为前提，他才会恨屋及乌，对一切为了新中国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人也抱有刻骨仇恨。

当然，无论是从自由派标榜的“言论自由”看，还是从中国社会目前实际上对各种言论的比较宽容的情况看，他有仇恨的自由，也有把这种仇恨表达出来的自由，除非他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他能够不能够表达仇恨，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抱有刻骨仇恨的人有没有资格去评判新中国与民国时期之间的得失？他的说法还有没有客观公正性？

近年来，借着国共两党和解，海峡两岸缓和，大陆方面对台湾释放出善意之机，国内自由派中的前朝遗老遗少大肆为民国时期招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欺骗性的，就是所谓的“民国以后，再无大师”的说法。

我无法考究岳南是不是“民国以后，再无大师”说法的首先提出者，也无法证实岳南是不是“前朝遗少”，但是他最起码是把这种说法理论化并且到处忽悠人最积极的一个。

众所周知，在法庭的审判中，与当事人有恩怨关系的人的证人的证言法庭一般是不予采信的，因为其非常可能由于感情的倾向性作假证。同样，在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与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恩怨关系的人的观点的可信度也会打折扣，因为这种人会歪曲历史或者误导人们作出错误的的结论。

岳南的“民国以后，再无大师”说法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手头没有资料无法了解他是不是前朝遗少，但是他对邓稼先的诅咒首先就让他评价历史的资格大打折扣了。

至于岳南及其志同道合者炮制的“民国以后无大师”的说法，本人已经发表题为《民国时期的“大师”居然那么“多”》的文章专门进行反驳，限于文章的篇幅，主要内容在此就不再重复。一些对新中国怀有仇恨的人，运用诡辩术，用不同的的划分标准来定义“大师”， 为了强调民国时期多大师，就把服务于和成名于的时期作为划分标准，把清朝末年产生和成长的大师也算在民国时期头上；或者为了贬低新中国的成就和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就改成把成长于和受到培养于的时期作为划分标准，也把一大批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算到民国时期头上。或者干脆就把两种划分方法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综合使用。

这种带着仇恨并且运用诡辩术得出的“民国以后再无大师”的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大，除了那些屁股决定脑袋的站队者，相信人们自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