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建制、脱实向虚和文化冲突，是人类正在面临的三道坎儿

点击：  作者：王多    来源：上海观察  发布时间:2016-10-10 09:11:46

 

            [摘要]反建制、脱实向虚和文化冲突，是人类正在面临的三道坎儿；治理的展开意味着我们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治好党和管好党；把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大国思维的内涵是什么；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是真失落不是蓄势待发

 

 

人类跨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发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这对世界各国乃至全球意义上的治理能力、治理结构和治理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高的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协同上海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学术研讨会。会议从治理的内涵、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人类新挑战、大国思维、一带一路战略抓手、发展政治、创新失灵与日本失落之谜等多个角度展开了精彩讨论。以下为部分学者的发言观点。

反建制、脱实向虚和文化冲突，是人类正在面临的三道坎儿

 

 

何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带来的全球治理的新课题、新挑战、新机遇，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如何理解其重要意义？我觉得有必要放在世界变化、人类命运、全球治理的大视野下进行审视。

近期，有机会与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变化甚巨，人类社会面临不少发展中的新趋势、新问题与新矛盾，其中三个重大的课题亟待破解，也就是说人类面临三大新挑战亟需应对。哪个国家及其执政团队能在解决这三大课题上实现突破，这个国家及其执政团体无疑会领跑全球治理，更具竞争优势，而未来的世界也必将更加美好。

这三大课题包括:

其一，如何应对政治上的反建制潮流？当今世界，反建制正在成为全球性趋势，这对二战以来形成的精英治理模式形成了巨大挑战。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崛起，草根民众得以突破时空局限集体发声，导致民间力量兴起，公众政治参与引发民粹思潮泛滥、无政府主义抬头。比如，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美国大选“川普现象”等，都是精英治理模式遭遇挑战的典型个案。可以说，世界各国，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在政治上大都面对反建制主义潮流的挑战。如何重构人类的政治治理体系以应对挑战，成为第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课题。

其二，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虚拟经济的挑战？由互联网技术催生的虚拟经济正在改变着人类传统的供需平衡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作模式。当前经济领域，“脱实向虚”严重困扰经济发展，以虚拟经济引导生产导致资本力量在全球兴风作浪。虚拟经济要依赖资本推动，这导致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在治理选项上政府与资本联姻，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共同营造金融神话。金融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现在自身变成一个“钱生钱”的强大产业，偏离了金融业的本质属性。在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资本勾结，利用发展虚拟经济来掠夺实体经济和草根百姓的财富，已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同时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的广泛运用，普通民众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失业危机，甚至导致人连劳动的基本权利都不能获得。因此，如何运用政治的力量来防止虚拟经济的异化，进而协调社会财富的分配，关怀劳动大众，呵护弱势群体，使社会平衡发展，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三，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文化冲突？近些年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全球文化一体化，反而是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传播，使得各区域的民族愈发认识到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害，导致了广泛的文化冲突。文化是不同民族世代传承的生命基因，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思维习性、生活方式等，全球文化冲突已经导致地区动荡、难民潮和灾难性的恐怖主义行为。这种文化冲突如果任其发展，而不是通过适当的干预走向文化融合的话，人类将可能走向厮杀的深渊。这是人类面临的第三个重大挑战。

对于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一些清醒理智的学者认为，哪个国家、哪个执政团队如果能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一个可以参照的样本，就能在全球治理中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就会成为一个引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伟大国家、伟大政党。如何破局这些挑战，全球正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的治国理政新体系。我们应当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置于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全球视野下加以解读，方能进一步突显其全球治理的重大意义，从而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认知水平并自觉践行之。

治理的展开意味着我们跨越了卡夫丁峡谷

 

 

孙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类现代化的大视野来看，“治理”是现代文明的关键问题。它反映的是和平发展时代到来以后，通过革命大规模地进行制度替代的时期已经结束，人类社会两种基本制度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均要通过社会治理来展现其生命力，回答究竟谁能够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因此，治理的前提，一定是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治理的基础，一定是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治理的目标一定要包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治理的手段一定是要从人治转向法治；治理的权力结构一定要从政府独占调整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沃土，已经成为了内生性的、稳定性的存在，大规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已经转型为新常态的治理，法治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全能国家的治理格局已经打破，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态势大体形成。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标识的是社会主义深入发展已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场景，是促进制度、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功能全面和充分发挥的时期，它与资本主义和其他模式的现代治理相并存、对立和竞争，在和平发展时代中彰显自己的价值。

治理的展开，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跨越了历史的差距，即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已经把自己建立在了当代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比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为彻底地发挥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相耦合，显然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治好党和管好党

 

 

 

 

刘靖北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科研部主任、教授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其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是一大亮点。那么，如何理解这一战略思想？

首先是要理解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节点上，然而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起来之后产生的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更复杂，也更难解决。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局面，习近平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的基本背景。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要达到何种目标？可以概括讲为“四三二一”。“四个自我”，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三清”，即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两个性”：即建设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一个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再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特色是什么？一是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二是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相结合；三是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四是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依靠群众相结合；五是抓关键少数和抓绝大多数相结合；六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

最后，这一思想总的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治好党和管好党？立足点是实现我党的长期执政，并且要探索出一条比西方现有的更加独特和有效的执政模式。

以中国智慧推进外交实践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研究员

自十八大提出“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中国开始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正在以中国智慧来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全球治理方案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全球治理的制度方案、议程方案、价值方案等。不过，中国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至少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我检视：

第一，合理调整中国的国际角色。中国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但毕竟既有的国际体系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不能扮演一个简单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通过中国的智慧来和平建设国际体系，使之转型成为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要敢于承担大国责任，更要善于扮演大国角色。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参与者，那么，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就难以施加中国影响，也就难以促进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中国的外交理念需要与时俱进。首先，过去我们在外交上坚持不干涉原则。但是，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之后，中国的国际利益得到大大拓展。尤其是，每年有超过一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还有中国对海外的投资贸易、工程业务等等，这些涉及海外中国公民、机构、企业等的生命、财产安全等问题，而这些都是中国海外利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完全按照不干涉原则来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那么就很难对中国的海外利益进行有效保护。有学者提出在外交上采取“创造性介入”，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当然，在外交理念方面，中国已经进行了诸多的创新，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理念需要不断创新。

第三，中国的外交实践同样需要不断创新。外交首先是为国内建设服务的，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那么中国的外交实践彰显中国的大国形象、承担大国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外交实践的诸多创新，但形势的发展仍然需要中国外交实践进行更大、更广泛的创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无疑是体现了外交实践的最有价值的创新。因为，“一带一路”不仅体现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和不断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格局的内部经济发展战略；而且，它直接就是在践行中国外交上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通过中国自己的发展来促进周边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各国的共同发展，让所有国家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从而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开放、共赢的欧亚大陆新棋局。但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到实践层面，还需进一步摸索。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们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但如何通过切实的行动维护好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在周边外交层面，我们面临很大挑战，特别是南海危机。我们需要在外交实践上探索创新思路，切实推动中国周边外交局面的改善。

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提出与完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有必要建设好“一带一路”国际市场

 

 

陆钢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二战后世界进入了“长和平期”，世界经济在70多年时间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除了欧美日发达国家继续保持领先态势之外，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实现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然而，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态势仍然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上是不均衡的和不平等的。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世界市场早已形成并始终控制在发达国家手里，而国际资本的全球化和垄断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对欧美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如何打破这个局面，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再平衡，是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为此中国应提出自己的方案。

在各种选择中，“一带一路”倡议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它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它不仅仅是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方案将有助于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框架内成为欧美之后的第三极力量。因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在当今世界，谁控制了国际市场，谁就控制了国民财富的命脉。中国将在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中，充分整合国内市场经济，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变成面向市场型经济，与沿线国家实现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共同享受现代文明进步的成果。

大国思维的内涵是什么

 

 

何云峰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大国要有大国思维，否则就不成其为大国。但凡说到大国，并不是仅仅指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也就是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大国，这样的大国在思维上有其独特的模式和要求。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就急切需要培养大国思维。当然，大国思维的确立需要有独特的路径，特别是要处理好一些基本的关系。

从大国思维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人类思维。也就是说，大国必须超越民族的视野，能够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和长远发展做自己独有的贡献。尤其是，大国要对人类有价值贡献，能够以人类的共同话语方式去表达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相比之下，大国与小国最大的不同，是其带给人类普遍价值的独特贡献。二是全球思维。也就是说，大国必须超越国界，从全球的视角去看问题、想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否具有全球视野，是否在地球村中去定位本国和本民族的价值追求，是大国思维的典型特点。三是开放思维。大国必须具有开放性，不能自我封闭。这就犹如公众人物，其私人空间随着公众的关注度提高而缩小。大国也是如此。一旦决定走大国之路，那就必须遵循开放原则，缩小本国内部事务的封闭空间。四是合作思维。大国思维要求的是人类整体联合意义上的合作，是要致力于解决事关人类共同命运和未来的大问题。一旦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被确立为共同义务，大国必须率先行动，必须联合整个地球村去解决这些问题，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可以说，大国思维是一种敢于担当的思维模式。

总之，大国要有大国思维；大国思维是敢于担当的思维；大国思维需要慢慢地塑造。

当代中国“发展政治”的理念及其向度转换

 

 

郝宇青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在当代中国，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政治议题，那就是“发展”。或者说，“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特征，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主调。因此，当代中国政治称之为“发展政治”是确当的。

尽管发展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主调，但是在当代中国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发展的向度还是有所差异的。或者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同，因而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不同的。大体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1979年这三十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应当说，在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政治信任的，因此在夺取政权之后，也必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政治/经济生活的运行。而最近三十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发生了转换，将整个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因而可以将之概括为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最大的政治，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发展主题的最好阐释。这一转换可谓意义非凡。它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且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并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全部，中国在其他领域（如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发展政治的主调是不变的，但发展的主题则是需要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和转换的。因此，在未来中国发展政治的主题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审慎决策，选择确当的发展主题，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是真失落不是蓄势待发

 

 

胡晓鹏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几年间，虽然中国经济整体上还处于调整复苏阶段，但中央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判断和思路已经非常明确。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新定位，供给侧改革指明了二次启动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聚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综合这三个方面来看，全力加速并优化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问题的核心，也已经成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三个问题。

一是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尽快寻找到在两者之间进行过渡和协调的替代性产业和手段。

二是要进一步审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出台经济政策的时候，要防止发生“战略承担式”的地方政绩大战，说上马什么项目就一哄而上，甚至不惜破坏市场竞争为代价。

三是要关注技术发展与战略驱动的协调问题。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中，在战略的制定上要审慎论证、科学决策，可以通过“试验式战略”来推进。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之所以发生“失落的二十年”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过于乐观看待当时已经全球领先的模拟技术和模拟产业，没有跟上数字革命的潮流，最终发生了模拟产业被全面替代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