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教育部2016年第14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我国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管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学术不端行为，但情况有轻重，惩治办法和力度也不同。整体来说，德国高校对学术要求较高。以博士毕业论文为例，根据专业和主题不同，准备的周期很不一样，但通常都需要3年左右来做前期的论文设计，后期的资料收集或实验室相关准备工作。我周围没有临近毕业搞突击的情况。论文中，对于已发表文章的观点和方法的参考，都需要严格在引文部分注明。随意复制粘贴其他文章部分段落的做法，都属于剽窃，管束会比较严格，照搬照抄基本不存在。正因为惩罚力度大，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都很排斥，也能够自我约束。总的来说，德国治学风气还是很好的，学术不端者受到的惩罚对其他学者也有警示作用。

        根据德国《版权法》第106条规定，在非法律批准的情况下，未经他人授权而复制、传播或在公开场所展示作品或修改后的作品的，将面临拘留至三年有期徒刑的惩罚，或是处以罚金。另外，通过《民事法》可以强制侵权人在今后不能再次出现类似侵权行为；通过《行政管理法》则可以撤销博士所获得的博士学位。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篇）

       《孟子-告子章句上》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术不端行为更多是和学术态度的培养及整体学术风气相关。广义上讲，学术态度也算是学术能力的一部分，缺乏端正的学术态度，内心急功近利，最终难以在学术领域开拓出新的天地。要有效防止学术不端行为，培养严谨的治学风格、提高防范学术造假的自我意识是关键。而导师，要为自己的名誉负责，也要对学生的工作负责，导师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以及大学相关课程的开展，对学生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日，美国PlagiarismWatch发表一份题为《科学论文代笔公司与掠夺欺诈型期刊合谋中国学者》的报告，该报告挖出了一家被称为“世界科学史上最大规模”的英文论文造假公司。该公司与巴西SCI杂志合作收费，为中国学者发表涉嫌抄袭、造假的论文。2015年，该刊发表的文章当中，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比例高达78.1%。

　　 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曾被爆出三起国际学术期刊的撤稿风波。2015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BioMed Central)撤回43篇论文，其中41篇系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同年8月，全球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论文全部出自中国学者之手;10月，爱思唯尔(Elsevier)撤销了9篇论文，9篇也全部来自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这三次撤稿风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同行评价涉嫌造假”，也就是审稿人邮箱是假冒的。

　　相比之下，国内论文抄袭、造假现象则更为恶劣。虽然中国学术界内外对期刊充斥着大量不合格、造假论文的现象早已怨声载道，但却不见丝毫改善，甚至比10年前更为恶劣。

　　 学术不端背后的食利群体

　　媒体和学术界早已指出，高校“论文大跃进”是导致该现象的直接原因。由于高校无论对年轻教师还是博士研究生都有硬性的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在版面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很多国内期刊便利用市场——收取“版面费”来调节供求关系。随之，一条完整的论文产业链就逐渐诞生了。这条产业链将学术期刊、学者、博士生、专业写手、中介机构、高校全部纳入其中。参与者雨露均沾，或生意兴隆，或步步高升。2009年，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论文造假市场规模达10亿元人民币。仅仅在两年前，该产业的产值才1.8亿。除此之外，据有关学者的保守估计，国际OA期刊市场每年也从中国收取数十亿的“版面费”。而“2015年全世界发表了约17万篇被SCI收录的OA期刊论文，其中中国作者贡献1/5左右。”

　　“论文大跃进”确实带来中国论文数量的急速上升。根据有关统计结果，中国发表SCI论文数量已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二。不过，论文质量却并没有与数量一样令人欣喜。论文引用率是衡量一篇论文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之一。虽然有研究表明中国发表的SCI论文引用排名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另一方面，付晓霞等人的研究显示，2000-2007年间中国SCI论文“零被引”的增速却高达20.67%。尤其考虑到中国学者或研究人员产出的论文自引率偏高且存在大量非正常引用，中国产出的论文质量可能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16年1月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产出的论文的国际引用比例由1996年的51.5%下降至2012年的38.6%。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发表的许多SCI期刊还是以国内引用为主。

　　然而，这些只是学术不端的冰山一角。论文抄袭、学历造假、经费贪污、公款挪用、伪造数据、贪污行贿、拉帮结派、权色交易等现象已经深深地腐蚀整个学术界。据中国科协2009年7月发布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自己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2014年《中国教育报》刊登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科研人员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报告揭示“79.35%的人身边都有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违背科研道德与诚信的事件。其中，42.25%的人经历过最严重的事件是‘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其次为‘伪造、篡改数据或结论’与‘骗取科研经费或学术荣誉’，占比分别为19.99%与16.44%。”

　　学术不端严重侵蚀了学术人员的信心和希望。2015年发布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69.6%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工作者队伍中不安心做科研的情况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高于2008年的62.0%。虽然学术界和媒体对该现象的揭露和批评不绝于耳，但相比公务员，学者腐败的机会成本则低得多。他们的不端行为即便被媒体曝光，很多时候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光是笔者，就已知道许多非常知名的学者有过严重抄袭行为却依然活跃在“一线”。

　　“报告”数据显示，“5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现行评价制度驱使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出现”。有效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最重要的是改革学术资源分配方式和评价机制。不少学者对具体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笔者对此无需赘言。然而，目前社会和学术界对一种现象的讨论却非常少，那就是“学阀”现象。“学阀”是中国现有学术体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但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圈，都很少揭露“学阀”现象的危害性。

　　“学阀”横行的中国学术界

　　所谓“学阀”，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指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人。对于一个想成为“学阀”的教授来说，他们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实现目标：拥有博导资格，掌握行政职务(或权力)以及善于跑关系。“学阀”赖以成功的三大基石便是他们的学缘，也就是教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因为相比本科生，博士生对导师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和更高的亲密度，因此拥有博导资格对于一名想成为“学阀”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学阀”手下必须有博士生和年轻教师，因为“学阀”们往往忙于拉关系，跑课题，演讲，真正的研究者常常是这些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经验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学者完成论文后，“学阀”们面不改色地在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尽管他们对论文或课题内容的参与很少甚至没有。

　　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博导必须拥有学校某个行政职务。与行政职务相对应的是匹配的学术资源，级别越高，资源越丰厚。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曾指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每年国家各类科研项目公布的结果当中，拥有行政职务的学者占的比重往往奇高。这当中就是因为高校的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拥有主导作用。

　　当然，想要成为一名“学阀”还必须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通俗地讲，就是会“混”。必须处理好跟行政人员、政府部门、企业等机构和人物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建立一个发达的人脉网络。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项目，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政府项目实现“融资”和“再融资”。

　　笔者在与一些年轻和资深教师访谈时发现，“学阀”广泛存在于诸多高校的众多学科之中。这些“学阀”除了满足上述三大基本条件之外，弟子成功留校任教的现象亦司空见惯。如果说，一个普通教授的团队相当于一个工作室，那么一个“学阀”的团队则相当于一个门派或门阀，有些甚至表现得更像团伙。

　　一般而言，“学阀”“门下”等级分明。由于学门成员之间以学缘关系为构成基础，博导的弟子按照入门时间分为大弟子、二弟子……以此类推。各师兄姐弟妹之间虽有师门情谊，但在那些想进入学术界的人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那些一心想要继承“学阀”衣钵的弟子，更是处心积虑。“学阀”一般负责拉项目，其弟子按照学术能力、研究领域、关系亲疏，组成项目组，负责具体执行。“学阀”在其中很多时候仅仅贡献其思想，但是署名则必须以其为首。与普通的教授“工作室”相比，“学阀”会充分利用手上掌握的行政权力捞取更多的学术资源。正如上文所说，由于高校的学术资源分配方式是由行政权力主导的，那么有行政职务的“学阀”很自然获得更多的资源。这种不正当的权力使用帮助“学阀”更容易地获取国家社科基金、长江学者、评优评先等等，其弟子们也常常与有荣焉、鸡犬升天。

　　正是得益于行政权力的市场化机制，“学阀”拥有比普通水平更高的收入。根据《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显示，“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前者的年均课题收入也比后者高36%。当然，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不一定是“学阀”，因为“学阀”的产生有赖于所在高校的环境，也得看个人选择。但这组数据至少揭示出行政权力在高校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学阀”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收益根本无法估量。每年国家拨付的项目经费存在大量贪污现象，但却罕见有人被查出来。

　　除此之外，“学阀”现象对高校正常学术秩序的干扰还表现在其它三个方面：结党营私，阻碍学术自由，浪费学术资源。

　　首先，“学阀”门第观助长了高校拉帮结派的现象。由于“学阀”需要有其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因而门第必须有一定封闭性以优先保证内部成员的利益。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门第就变成了门阀。为了维持门阀垄断地位和学术权威，“学阀”及其弟子会本能地产生打击学院内资源竞争者和学术挑战者的行为。这就严重干扰了高校的学术自由。

　　在高校内，观点、思想、理论、方法的争鸣有助于学术创新和精进。但是“学阀”的存在不仅使得门第之内难以出现挑战者，也大大增加了门第之外挑战者的创新成本。门第之内弟子往往不敢挑战自己的老师，若只是小修小补倒还好，“学阀”将成果署上自己的大名还能博得“老当益壮”、“不减当年”的美誉——即便他们早已不做学问。若是颠覆性的创新，弟子则要考虑老师的颜面。门第之外，挑战者忌惮于“学阀”手握行政权力或权威，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得不有所保留，不敢轻言批评或批判过重。除非另辟蹊径做其它领域，否则很难不受到“学阀”们左右。但在实践上并非易事，譬如某“学阀”把该校整个学科变成某学派的大本营这种事就屡见不鲜。

　　第三，“学阀”严重浪费学术资源。许多“学阀”在公关、行政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在学术上自然就投入更少。即便他们依然有着不凡的学术造诣，但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更为优秀的人才则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低效资源利用。更令人无奈的是，项目评价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和纳税人无法对“学阀”的研究成果进行严谨的验收，这就使得“学阀”可以应付了事。

　　“学阀”产生的土壤

　　“学阀”现象广泛存在于全世界的高校。有研究认为，该现象在东亚高校比欧美高校更为普遍。最典型的解释莫过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独特的师承观念和等级森严的文化属性。但在中国，除了其文化因素之外，经济、历史、政治环境因素以及高校内部因素，都是导致“学阀”现象普遍的重要原因。下文选取了四个重要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微薄的薪水与高昂的物价、房价、医疗费用，使得学者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针对高校教师收入水平做了一项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占到总人数的85.9%。”廉思领衔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也显示，72.3%的青年教师表示“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经济压力是迫使学者谋求更广泛利益来源渠道的直接动机，许多青年学者变得急功近利。许多学者之所以想要成为“学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利益驱动。郑也夫教授曾指出，当下学者一方面面临着房价和政治正确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高额课题费的诱惑。对于理性行为体而言，选择后者毫无疑问乃是明智之举。在这种高压之下，整个学术界变得越来越利益导向，当“学阀”就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其次，特殊历史因素促进了“学阀”的产生。文革使得中国教育界出现一个世代的断层，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后学者们拥有巨大的空间。学者们在八、九十年代开疆拓土，比国外侪辈更快地奠定了各自崇高的学术地位。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特殊政治原导致大部分学科陷入空白的境地，学者在那个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教授应星将那一批学者称之为“新父”(在语义中与本文的“学阀”相近)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认为，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就了“新父”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他进一步指出，这群“新父”怀有对权力的迷恋和名利的贪婪，而这源于他们早年的饥饿记忆、求学艰难、人格受辱、求学期间的困窘产生的心理扭曲和求偿心理。这样的观点稍显偏激，那个年代的学者显然并非全然如此，还有相当一批如郑也夫教授依然保持相当高的学术品德，并专注于学术。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那个革命年代不可避免地在许多学者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这些印记也必然伴随着他们往后的岁月。只是，与其指责他们心理扭曲，不如说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创伤。但不管怎么样，文革后中国学术界的特殊环境确实为“学阀”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学术资源市场化与高校行政化直接造成资源分配不公。这一点前文已有过论述。需要补充的是，政府对高校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意通过扶持代理人来实现，这些代理人便是各个高校拥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尤其是“学阀”，他们天然地认为自己为原本无秩序的学术环境提供一种秩序，这使得政府更便于治理学术界，也使得学术界更为规范。1990年代开始，国家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大量的学术资源向这些代理人进行倾斜，而对代理人身份的争夺也自然相当激烈。另一方面，学术资源市场化也使得高校变得更为急功近利。学术资源单纯地以量化指标作为评价和考核标准，这些量化指标往往过于单一，整个过程又缺少监督机制，这不仅使得高校对论文重量不重质，也让“学阀”们有操纵评价和考核程序之机。令人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学术资源市场化和高校行政化两股力量的结合，使得整个中国高校资源分配机制遭到了更大的扭曲。那些代理人自诩功高，但其对学术规范和学术公平的破坏之大却难以估量。资源丰厚却缺少监督制衡和惩罚措施，这些代理人非常容易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高发人群。

　　第四，高校“近亲繁殖”(academicinbreeding或institutional inbreeding)为“学阀”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许多高校并没有对本校学生留校任教加以制度性的限制，这就导致本校博士生留校比例在某些高校明显偏高。不过，欧美国家许多高校虽然对此也无明文规定，但却早有不成文的相关惯例。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确缺少实证研究来论证学缘结构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如何。相比之下，美国早在1908年就开始陆陆续续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更是出现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饶是如此，美国对学术界“近亲繁殖”的功过也并没有普遍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只是赞成它危害更大的学者和论文似乎更多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对高校“近亲繁殖”的危害置若罔闻。欧美高校已经做出了大量制度性安排，以防止这种行为产生过大危害。

　　在中国，无论出于个人利益还是学术理念，“学阀”及其弟子们都有比较强烈的愿望留在本校。在当前本土博士在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弟子们更是希望能够留在本校任教。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很多“学阀”已经基本垄断了学院内的资源，需要找到一位可靠的弟子在自己退休后继承这份“产业”，以保证以后的优越生活。弟子们也乐于争夺这份家业。毫无疑问，这种出于私利而将公共资源视若私产的行为，对高校学术资源分配机制破坏巨大。另一方面，“学阀”认为将弟子留校有利于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传承下去，甚至可以发扬光大。许多学者认为自己对中国学科建设贡献巨大，甚至以中国“某某学”之父自诩，不愿看到自己退休后走下神坛，因而想方设法地利用权力维系自己的权威地位。然而，在“学阀”行政权力不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学者的观点、理念、理论争鸣以及对资源和成绩的竞争根本无公平、自由可言。

　　“学阀”的弟子也往往只有等到老师退休了甚至死亡了才敢“超越”、批评老师(的观点)。这就导致“学阀”的观点、理念、理论、方法在该院校不合理地占据了优势地位。要知道，每个人的视角、能力、经验等都是有限的，每个人对社会事实的理解也往往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也是由社会事实兼具主观存在和客观实在的属性决定的，这就需要坦诚的争鸣和讨论来验证、更正、加强自己的理解。然而，“学阀”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

　　“学阀”乱象治理的建议

　　没有“学阀”关照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师)对“学阀”现象最为深恶痛绝，“学阀”的弟子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也仅仅只是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去讨伐“学阀”现象。但从客观来看，正如上文所述，“学阀”现象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此外，高校需要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不需要一个代理人提供所谓的秩序。况且“学阀”往往提供的是一种古代中国社会的门阀秩序，甚至是一种黑社会秩序，这在本质上降低了政府对高校的治理水平。

　　因此，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应该重视“学阀”现象治理工作。笔者不才，针对上文“学阀”产生的原因提出三点针对性的建议：

　　首先，由教育部牵头成立全国高校“伦理委员会”，专门处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检举、调查、通报、处理，学术伦理的评估、审核，学术制度的建设、完善等。对于查证的不端行为，通告全国高校，从严处罚，予以开除职务、禁止申请政府基金、罚款等不同程度的处罚。对于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即便是陈年旧案，也必须坚决追究。

　　其次，完善高校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高校所有行政职务，除专业岗位外，均采用轮换制与教授民主投票结合的方式。教授在行政岗位最多任四至五年，在任期间减少和限制其带博士的数量。同时，加强学校纪委、学风办公室、工会等机构的监督作用。

　　第三，严格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名额和比例，防止学院搞配额制。为了避免不同院校导师之间不合理的置换现象，建议本校毕业生只有在外校任至正教授职才可回校任教，以达到优化学校学缘结构的目的。

　　第四，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例如，教育部及拨款单位要求专业会计公司对高校、院系以及科研项目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并将有关账目进行公示，供全体纳税人监督。

　　高校还能成为学术清净之地吗?

　　近年来，笔者对中国学界整体表现感到越来越失望。见到许多学者失去了学术激情和学术理想，频繁奔走于会议与项目之间，实感痛心。当然，全然苛责于学者本身自然不对。当我们见到有些宗教场所在开门创收，有些公益机构在利益输送，有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我们又怎能期待高校独善其身呢?过去30余年，中国在脱贫工作以及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最需要的是让这个国家更加公正、公平。

　　笔者从未停止对中国高校和学术的期待，因为笔者依然能从许多青年教师和资深教授身上看到那一盏盏明亮的青灯。他们依然孜孜地求索于人类认知的边缘，将寻找真理与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他们，值得拥有体面的生活和公平的环境。（本文原载于FT中文网，刊发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