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央日报》8月10日刊发了韩国庆熙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院中国法学系教授姜孝白的文章《相当于两个欧盟的中国缘何没有分裂？》。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在仍然健在，英国却退出欧盟（EU），走上了“英国脱欧”的道路。那么，比欧盟更大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分裂呢？文章如下：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西方纷纷将关注点集中在中国身上，想要看看这个坚持到最后的东方共产主义大国最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中国是否也会走向崩溃？走向崩溃的中国是否会分裂为多个国家？而且这个数字是否不会停留在个位数上，而是会成为两位数？等等，暗含各种推测。这种关于中国分裂的猜测从天下大乱、民族分裂到地区联邦化，堪称各形各色。而且此后当邓小平离世等中国每次发生不好的事件时，中国崩溃论都会在西方抬头。

然而，意外的是，从1991年开始分裂的不是中国，而是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从联邦中独立之后，马其顿也走上独立之路。1993年，位于欧洲中部的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今年6月末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很可能成为欧洲分裂的另外一个信号弹。因为英国的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都表现出了独立的动向。现在欧洲要担心的已经不只是欧盟崩溃，而是欧洲各国内部的分裂。因此可以说，欧洲分裂已经成为一部现实“纪录片”，而中国分裂却还是一种虚构的“小说”。

为什么中国没有分裂呢？如同惯性一般，中国历代领导人都传承着所谓“天下统一”的精神。刘备、关羽和张飞在桃园结为异姓兄弟，就曾下定决心，要实现“天下统一”。诸葛亮向刘备献上的“天下三分”战略也是为了实现天下统一而采取的谋略。诸葛亮之所以备受后世敬仰，也是因为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天下统一目标。怀抱天下统一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智勇搏斗，诸葛亮这种超越常人的意志和忠诚触动了后人的心弦。

天下统一是秦始皇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提出的关键词，也是贯通中国历史时空的一列单轨列车。秦始皇之后直到2016年的今日，中国共度过了2237年历史，而其中大约73%都处于统一时期，统一时间长达1633年，而分裂时间只有604年，占27%左右，统一时期远远长于分裂时期。保持和发展天下统一在中国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以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朝各代都被奉为国家第一要务。即便在三国时代、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以及20世纪军阀割据时期，各方势力也都在一心谋求以自己为中心统一中国，而没有主张分裂独立。因此可以说，天下统一是贯通中国时空最为明显的一个历史趋势。

在西方，希勒的歌剧《威廉退尔》堪称一部与东方《三国志》一样深受人们欢迎的古典名著，也是欧洲多个国家学生必读的书籍。作品中威廉退尔用箭射穿了自己儿子头上的苹果。身为一个神射手，他以儿子性命为赌注争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瑞士的“分离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公元286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将罗马分为东西而治直到最近英国脱欧，分裂独立一直都是将欧洲贯通为一个整体的关键词。欧洲的统合与分裂时代在历史长河中的比例与中国正好相反。

将原本不属于一体的多个事物合并为一体，叫做统合。罗马的统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相反，原本属于一个整体的事物在分裂为多个之后重新成为一体，叫做统一，秦始皇的统一即是如此。统合是同化，统一则是实现一致。罗马曾通过三个阶段统合世界，一是利用军事力量，二是利用法律、特别是私法，三是利用宗教（基督教）统合了地中海沿岸各个地区。秦始皇用三个阶段统一了天下，首先也是利用军事力量，第二是利用法律、特别是公法，第三是利用思想（法家）统一了七国。如果说军事力量属于硬实力，法律和宗教、思想则属于软实力，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差异决定了如今欧洲和中国的差别。

罗马利用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即私法实现了欧洲统合，相反，中国则利用关于国家组织的法律即公法实现了大陆统一。比起把法律视为富国强兵与强化国家组织力量手段的中国，罗马的国家组织力量自然更加涣散。罗马虽然也是一个统一帝国，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城市联邦国家，每个城市都拥有警察权、司法权以及进行公共土木工程、开展社会福祉事业、解决宗教问题等自主权力，而罗马帝国就像是一个将多个城市拼凑成一个整体的乐高拼图。相反，秦始皇立足于统一和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法律观，将全国分为36个郡，并在其下设县，实施郡县制度，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负责治理郡县，因此得以长久保持统一体制。这种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组织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中国，截至去年年末，中国的行政区域共有31个省级、333个地级和2853个县级行政区。

欧洲的统合是一种同化。同化需要一种对不同事物不断进行同质化的过程，这种同质化过程仅凭国家系统难以实现，需要宗教的力量。欧洲人直到现在仍然受到两种世界的支配，他们的生活外在受到国家的支配，内在世界则受到宗教的支配。在欧洲社会，教会制度已经融入国家内部。欧洲也正是因为有了基督教的宗教统合，才使得欧洲人对政治统一的要求并不强烈。相反，孔子则说“未知生，焉知死”？欧洲文化创造了一个相互对立的今生和来世世界，中国文化则只强调现世和人间，对来世和彼岸并无太多兴趣。

古代绘制中国地图（资料图）

秦始皇为了教化人间，认为仅凭礼仪和道德并不足够，因此选择了强调严格标准法纪的法家思想。秦始皇之后，中国传统领导层即文士的人生轨迹始终离不开儒家、法家和道家的轮回。文士们为成为官吏，首先要熟读儒家经典，做官之后需要依靠法家思想开展组织治理活动，退休之后则自然开始追寻道家思想。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基础构建的法制体系使中国即使在因为内乱分崩离析、或者被其他民族征服走向崩溃的时候，依然具备足以恢复统一向心力的深厚力量。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君王更替，国家的组织法律即政治制度从未遭到废弃。这与罗马帝国在遭到日耳曼民族等外族攻击后出现国家语言、法律和风俗遭到破坏，乃至最终国家灭亡，分裂为多个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欧洲的时空中，“分裂独立”是将今天的欧洲连贯为一个整体的关键词，而“天下统一”则是贯通中国历史时空的一列单轨火车。而且，通过重视个人权益的私法和追求灵魂和平的宗教实现统合的欧洲各国像是一个随时可能拆开重组的乐高玩具，而利用国家组织制度和法家思想凝聚在一起的中国则像是一床除非强力撕扯，否则不会分裂开来的绗缝被。中国将14亿人口与约达韩半岛40倍大小的辽阔领土凝聚为一体的力量来自以“天下统一”为凝聚力的制度化包容性。国家统合和民族统一是韩国在21世纪面临的国家课题。研究庞大的中国究竟通过何种黏着剂实现了长久的统一和发展，对于追求统一的韩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出版的《汉唐盛时疆域图》（资料图）

姜孝白，庆熙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以外交官身份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工作12年，以“学问来自把世界上所有句号都变成问号的态度”为座右铭，出版了《中国的巨富》等17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