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后，《炎黄春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定位，从一本致力于严肃历史研究的杂志，转变成向国内各种反共势力输送“历史虚无主义”的阵地。

　　《炎黄春秋》聚集了一批笔杆子，利用对史料的拼接、篡改和捏造，或自己批量生产谣言，或将海内外炮制的各种谣言进行再加工。经过《炎黄春秋》的“权威”润色，谣言的可信度直线上升，对民众的洗脑成功率也急剧上升。当然，《炎黄春秋》不单是生产历史，他们还生产“思想”——基于他们所制造的历史“事实”，生产出许多严重违背历史和常识、严重误导民众的“思想”。2002以后，以《炎黄春秋》为生产中心，以国内各大反共媒体为主要平台，历史谣言和政治谣言源源不断地流向广大读者的脑海。

　　现如今，虽然进入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上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影响最恶劣的历史谣言，如：为大地主刘文彩翻案、延安大肆贩卖鸦片、饿死三千万-八千万人、抗美援朝中国是罪魁祸首、毛泽东的著作多为抄袭、赵ziyang“丰功伟绩”、鸦片战争带来文明、帝国主义有利发展中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列宁是德国内奸、苏联解体回归人类文明等等，首创权、加工润色权，均在《炎黄春秋》。

　　可以说，一本《炎黄春秋》，抵得上千万个秦火火。秦火火们贩卖历史谣言，攻击中共，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可问题是，秦火火贩卖的历史和政治谣言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人们会相信那些历史谣言？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数谣言经过了《炎黄春秋》学者们的深加工，变得“权威可信”。《炎黄春秋》试图垄断对史料的解释权、拼接权和杜撰权，又通过资本控制下的反共媒体，试图垄断广大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屏蔽、边缘化其他声音。面对经过“历史造谣学”深度训练的“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自然落于下风。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历史谣言，稍不留意，普通民众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会成为炎黄专家+反共媒体+秦火火们的跑马场，肆意殖民和践踏。

　　从思想殖民民众，到和平演变领导民众的政党，只有一步之遥。

　　习近平上台后，反复强调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只是当耳边风，充耳不闻。2014年初，杜导正接受香港媒体明报采访时，对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宪政等讲话，表达极度不满，但他不死心，“要尽最后一份力”，声称要串通党内宪政派，将习近平影响到“邪路”上去。

　　2014年底，《炎黄春秋》变更主管单位。同时《炎黄春秋历年12大罪证》文章在网上广泛流传，吴思离职前指责杜导正践踏民主，暗示杜导正在《炎黄春秋》内部搞家天下，舆论一边倒批判《炎黄春秋》。杜导正穷途末路，只好强行抬出习仲勋的题词，甚至抬到了洪振快起诉郭、梅案的法庭上，试图为自己洗白。2015年初，一篇网文雄辩地证明，习仲勋题词时《炎黄春秋》尚未变质，彼时大批著名左翼人士都在《炎黄春秋》上发稿写作，并参加其活动。《炎黄春秋》2002年以后的种种改变，是对老一辈革命家无耻的彻底背叛。

　　至此，杜导正已无牌可打。

　　原本以为，经过舆论广泛声讨和彻底揭露的《炎黄春秋》，能够有所改观，至少稍作收敛。

　　然而，这些想法都与杜导正背道而驰。2015年至今，《炎黄春秋》变本加厉地攻击习近平党中央为纳粹，变本加厉地造谣抹黑中国共产党、洗白美化资产阶级专政，变本加厉地鼓吹和平演变中国，丧心病狂地进一步抹黑革命烈士。

　　2016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共同富裕是怎么为法西斯所利用的》。该文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美好的理念成为纳粹欺骗和蛊惑人心的口号，并以此为基础，瓦解和粉碎了德国从康德、洪堡等思想家逐步建立起来的法治国家理念，最终将德国人民绑架到了法西斯的战车之上，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众所周知，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孕育出来的怪物，正是当年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才使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政治主张迎合了德国民众强国富民的愿望;也正是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才使希特勒和纳粹党掌握了德国的统治大权。《炎黄春秋》杂志感兴趣的根本不是“共同富裕”问题的本身，而是“纳粹利用”这四个字。

　　如果让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当前的形势，就可以看出：《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利用》一文决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有的放矢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始终高举共同富裕的大旗，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炎黄春秋》杂志却抛出了《共同富裕是怎么为法西斯所利用的》一文。在他们的心目中，谁是今天的“法西斯”，谁在“利用共同富裕”？

　　六、攻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洗白西方资产阶级专政

　　2015年第二期，《炎黄春秋》头条两篇文章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和胡德平的《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第一篇文章，一方面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中存在“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替资本主义洗白。文章中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一种公器不容某个集团永久占有，各阶级、各集团可以通过组织政党，通过兢选，攫取有限的国家权力。那种把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难以服人的。”也就是说，在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对被压迫阶级、被奴役阶级实施专政，是子虚乌有的，那么“占领华尔街”、“民主之春”都是怎么发生的？

　　《炎黄春秋》此文还把建国后“几十年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诬称是一种“种姓迫害”、“阶级复仇”，是领导人对“专政的一次泛化和滥用”。显然，该文的最终主旨，是试图在中国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推翻a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一个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的“公民社会”，一个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控制下的中国。

　　《炎黄春秋》第二篇文章则以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作为靶子，认为“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死博弈的主线索”让人想起“阶级斗争为纲”， 王伟光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是平心静气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正确论断，同“以阶级斗争为纲”严格地、清晰地做出了区别，《炎黄春秋》该文却硬要给王伟光同志栽上莫须有的罪名，这是为什么？显然，它所攻击和否定的对象是“人民民主专政”。

　　七、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洗地：腐败是由共产党的人治和封建专制造成的？

　　2015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一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为何要重新发表“邓小平8·18讲话”，《炎黄春秋》杂志同期刊登的李锐的署名文章《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 讲话”》则讲得明白。李锐在这篇文章中说：

　　“邓小平8·18讲话”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李锐接着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现在有议论)，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反而将封建专制主义发展了。邓小平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了社会腐败。”

　　《炎黄春秋》杂志和李锐说“中国今天的社会腐败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造成的”，这实际上是为腐败真正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做辩护。李锐和《炎黄春秋》这里，搬出邓小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道。

　　其实，邓小平1989年就明确指出：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ziyang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将赵xx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归入了敌我矛盾，并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关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使很多党员干部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炎黄春秋，正是赵系大本营。清查《炎黄春秋》，是捍卫邓小平理论的必然结果。

　　中国当前的腐败和美国的腐败及全世界的腐败都有共同性，即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大资本对政治权力的侵蚀、收买和控制。而炎黄春秋却在宣传，腐败的根源在封建主义残余。什么是封建主义残余？炎黄春秋又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人治和专制，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帝王思想，这是在借反对封建专制残余来反对党的领导。

　　其实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

　　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将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跟诱使党员干部特权化腐败化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抵制和批判，腐败的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在邓小平那里是非常清晰的。

　　2016年第2期，《炎黄春秋》发表文章《道歉：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文章宣称：

　　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E.Barkan）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加害者对受害者所做的正式道歉成为一种对未来具有道德意义和社会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诺，而展望未来正是以不忘过去，反思过去和正式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前提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在中国有选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未来恰恰成了忘却过去的借口。在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都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

　　这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指的是【反胡风，反右，大跃进的“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文革】等，《炎黄春秋》违背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述，不仅不断造谣抹黑新中国，乃至要求习近平党中央公开道歉。叹为观止。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微博、微信上的各种历史的、政治的谣言，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

　　看看《炎黄春秋》在这一年半以来做的宣传吧：

　　#攻击习近平党中央搞纳粹

　　#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制度合法性和道路合法性

　　#要学习戈尔巴乔夫，让中国退回到资本主义

　　#攻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洗白西方资产阶级专政

　　#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洗地开道

　　#公然鼓吹对共产党进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公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道歉

　　#颠倒黑白、抹黑江姐等革命烈士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触目惊心。《炎黄春秋》，你比千万个秦火火都还厉害。在法律面前，秦火火和炎黄春秋是平等的。多年以来，炎黄春秋所制造的政治谣言、历史谣言的危害性，是千万个秦火火所不能及的。秦火火，不过是炎黄春秋谣言体系最底层最低级的网络推手而已。不依法处理炎黄春秋，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