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

点击：  作者：黎阳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6-07-25 10:19:18

百年来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一提义和团运动就一脸的不屑：“义和团运动无论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倒是它的残暴愚昧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们无孔不入的妖魔化使中国人普遍对义和团运动的真正历史意义迄今都没有足够的正确认识，不但许多人仍然以义和团运动为耻，而且相当多的人尚未真正看到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积极作用，更不用说从义和团运动看到中国在西方国家战略中的真实位置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真正战略原则了。而看不到这些，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看清形势，不可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就必定从战略方向起就被人牵着鼻子走，国家非垮不可。中国人只有从今天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才可能避免这种惨剧。

一、妖魔化义和团是为了重演“绝对不抵抗”、重演“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

义和团运动最大最根本的积极意义是什么?——“反抗”。肯定义和团运动肯定的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这两个字：“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侵略有理”。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否定义和团运动否定的是什么?不是别的，也就是这两个字：“反抗”——“只许我压迫，不许你反抗”、“反抗侵略有罪”。

义和团运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对义和团运动的破口大骂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一天都没消停过。就那么几个玩不出新鲜花样的罪名翻来复去重复了一百多年还津津有味，也真亏他们有耐性——如此没完没了地重复，要是山珍海味他们早吃腻了，要是二奶三陪他们早玩腻了，唯独妖魔化义和团(如今又加上毛泽东)他们从来不嫌腻、不怕烦、乐此不疲、无止无休。为什么?就为一条：向中国老百姓灌输对侵略压迫“绝对不抵抗”。

面对侵略压迫，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反抗不反抗”。首先是“反抗”，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反抗”。决心反抗，“如何反抗”的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即便一开始方式方法不对头，摸索出路子找出对策纠正解决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决心不反抗;那“如何反抗”就根本无从谈起。“反抗不反抗”是大是大非大原则大方向，“如何反抗”是具体的方式方法。没有大原则大方向，方式方法再完美无缺也毫无意义;没有“反抗”，其它一切再无懈可击、再“程序正义”也狗屁不值。义和团运动有“如何反抗”的具体的方式方法问题，没有“反抗不反抗”的大是大非大原则大方向问题。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故意不管原则方向只挑剔方式方法，借口方式方法有问题而否定整个大原则大方向大是大非，借口义和团反抗侵略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而彻底否定反抗侵略本身。他们一说义和团就骂这错那错，偏偏就是不说“侵略面前不反抗”才是最大的错，因为他们要的就是“绝对不抵抗”——把“反抗侵略”妖魔化成“反科学”、“不分青红皂白打砸抢”、“滥杀无辜”的同义语;谁肯定义和团运动“反抗侵略有理”的原则，就污蔑谁主张“反科学”、“不分青红皂白打砸抢”、“滥杀无辜”……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人们得出结论：“反抗侵略”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罪恶，多么多么可恨。真正的结论只有一个：要避免罪恶就必须“绝对不抵抗”——不吃饭，当然不会噎死;不走路，当然不会摔跤;不反抗侵略，当然不会有任何反抗方式方法的问题，表面上要避免罪恶，实际上要制造更大的罪恶：不吃饭不走路，人还活不活了?不反抗侵略，国家民族还活不活了?对这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就不管了。

鲁迅早就识破并揭露了这种以“求全责备”为名行扼杀消灭之实的无赖行径：“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现了他们心底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这“引人到死路上去”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九一八”——“绝对不抵抗”怎么来的?大骂义和团骂出来的。不遗余力妖魔化义和团运动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们孜孜不倦制造出来的。没有他们从1900年起几十年如一日喋碟不休的大骂“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暴民暴乱假爱国真祸国”、“民粹爱国是害国”、“民族主义最危险”、大肆鼓吹“洋人代表先进文明”、反抗洋人就是“用愚昧对抗科学”、“用野蛮对抗文明”、“程序正义”、“理性抗争”、“非暴力”、“国际裁决解决问题”……就没有“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推行“精英治国”的“蒋委员长”“从善如流”，对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从义和团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切“历史教训”、“学术研究成果”言听计从照单全收，具体化成战略决策，就是“绝对不抵抗”——“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结果呢?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的目标倒是全达到了：“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义和团式的爱国”的种种“弊端”倒是避免了，得到的却是空前的民族浩劫：“国际社会谴责日本”屁用没有。由于没遭到任何抵抗就轻松获得了出意料的成果，日本立即修改战略，把本来由几个疯狂的少壮派日军军官擅自发动的孤注一掷变成了国策。轻而易举获得了东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使日本侵略实力空前增长，侵略野心极端膨胀，决心全面侵华，一口把整个中国吃掉，从此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原、南京大屠杀……追本溯源，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八年抗战的牺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开，防得百拳来”。所有这一切空前的灾难浩劫都是“九一八”时“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的后果。然而“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又来自哪里?来自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来自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几十年如一日的妖魔化义和团运动。把“绝对不抵抗”的帐全算在“蒋委员长”头上不够公平，因为真正的版权发明权属於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不过是他们妖魔化义和团运动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一(也是“不做不出错，但不做本身就是最大的错”、“不抵抗是最大的罪恶”的具体实例之一)。要追究“绝对不抵抗”的责任，要追究导致南京大屠杀灾难的责任，要追究导致中华民族遭受抗日战争无穷灾难的责任，所有拼命妖魔化义和团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一个也跑不了。就是他们用自己混帐透顶的“学术研究”和“理性判断”导致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灾难的“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他们的双手蘸满了无数无辜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生命。虽然他们事后个个赖帐，拼命把“绝对不抵抗”的发明权一古脑儿谦让给张学良和“蒋委员长”，但历史事实永远是历史事实。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不仅对“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对南京大屠杀和抗日战争中无数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时几个日本兵就能看押上千中国人走向屠场?为什么南京那么多中国军民会如此驯服地被屠杀而不敢反抗?为什么抗日战争时一个日本兵能让一个县的中国老百姓“跑反”?中国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被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用软刀子杀光了。抗战前几十年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们整天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老百姓外国人如何“文明”、中国人如何“野蛮”、反抗如何如何不好、“义和团式爱国”如何如何可恶……中国老百姓整天听到的就是不要反抗、要“听话”、“守规矩”，从来都被告诉这不能干那不能干，从来不告诉他们什么能干，最后的实际效果只能是得出结论：什么也别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面前仍然以为逆来顺受就可以活命，等日本鬼子的屠刀砍到头上才明白一条真理：“千错万错，不反抗是最大的错”，然而为时已晚。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无数大屠杀，无数受害者不仅是被日本鬼子用硬刀子杀死的，更是被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用软刀子杀死的——受害者的反抗精神和意志被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用妖魔化义和团、宣扬绝对不抵抗的软刀子杀死在先，肉体被日本鬼子的屠刀杀死在后。没有丧失反抗意志、面对屠刀逆来顺受的精神崩溃，日本鬼子岂能轻而易举用那么点的力量杀死那么多毫不反抗的中国人?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实际是日本鬼子的帮凶。尽管他们却从来不认帐，反而反咬一口，把“一个日本兵能让一个县的中国老百姓‘跑反’”之类全部归咎于“中国人素质低”，但历史事实永远是历史事实。

（尽管毛泽东宽大为怀从没清算过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妖魔化义和团运动导致“九一八绝对不抵抗”、导致无数中国人因不反抗而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屠杀中被屠杀的旧帐，但决不意味着这些帐不存在。既然如今中国文人“买办精英”那么热衷于彻底算历史旧帐，那就必须把这些决策卖国、杀人帮凶的旧帐翻出来好好清算清算——由于妖魔化义和团运动导致“绝对不抵抗”，中国本可以避免的战争浩劫未能避免，本可以摆脱的屠杀未能摆脱，从“九一八”起到抗战胜利止，中国遭受了多少损失?死了多少人?比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们口口声声的“饿死三千万”如何?这可是用不着“开放挡案”就能一清二楚的事实吧?要算历史旧账，别屁股上挂镜子——光照别人，先得撒泡尿照照自己。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的这笔历史旧账你不算，老子替你搬出来算。而且历史旧帐还远不止这几笔呢。“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别着急，老子有的是时间精力和兴趣，咱们一笔一笔慢慢来，您就稍安勿躁等着瞧吧。)

如果说抗战前拼命妖魔化义和团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还有部分人可能是因为糊涂、没料到信口开河妖魔化义和团运动会导致战略决策大失误，那么今日仍然拼命妖魔化义和团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就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卖国当汉奸——在已经有了“九一八”的教训、有了南京大屠杀的教训、有了八年抗战的教训、有了无数中国人用性命鲜血换来的教训的今天还要用妖魔化义和团运动的方式继续鼓吹“绝对不抵抗”，这不是蓄意重演“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不是蓄意卖国是什么?不是蓄意当汉奸是什么?不是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不掌握大权，如何卖国”吗?就是这样卖的：以妖魔化义和团运动的方式鼓吹“绝对不抵抗”，为重演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杀创造条件。一个“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九一八”时让日本占了多大便宜?通过左右舆论制造如此战略决策是不是卖国?是不是汉奸?需要军政大权在握吗?哪个文人“买办精英”干不了?如此卖国哪个侵略者不欢迎、不需要、不肯为之掏腰包?这种“利用学术研究和舆论左右决策”的卖国方式对中国的为害难道比大权在握直接卖国的汉奸卖国贼对中国的损害小?难道可以不算数?难道可以饶恕?“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不重演便罢，如果重演，那就总有算总帐的一天。今天拼命妖魔化义和团运动、大骂“爱国贼”的文人“买办精英”们最好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有点心理准备：一旦真有那么一天，第一别敢做不敢当指望能赖帐，第二别指望能获得中国老百姓的宽恕，那时势必老帐新帐一起算，老的新的“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的旧恨新仇一齐报，一笔也别想少。

二、妖魔化义和团是为了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

既然文人“买办精英”们可以因为出现几个以保钓名义打砸抢(还包括专门从香港派过来冒充游行群众搞暴力犯罪的)的人就把成千上万保钓游行群众全诬蔑为“义和团式的爱国”、“民粹暴力”、“匪气”，那么他们当然也可以因为出现少数以义和团名义干坏事的人把整个义和团全部诅咒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拳匪暴民”。当年的义和团是不是全都如西方媒体和今日的文人“买办精英”们口诛笔伐的那样歇斯底里疯狂蛮横?文人“买办精英”们当然没兴趣调查报导，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也没法自己调查。但即使假定当年的义和团的许多行为确实如文人“买办精英”们所说，那也不能因此就把义和团说成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恶魔。所有对义和团运动的指责都故意回避了一个铁的事实：义和团运动是在完全的黑暗中用血肉生命为代价的救亡摸索——在义和团时代，反抗侵略该如何反抗?满清统治者不知道，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不知道，被他们统治的中国老百姓更不知道。他们只能凭本能从统治者教给他们、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行为方式尝试起。满清政府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不但彻底失职，把保家卫国的责任全部甩给了老百姓，而且没有为老百姓救亡探索提供任何必要的条件和基础，留给中国的只有封建专制、文盲充斥、迷信盛行、一盘散沙、闭关锁国、对世界一无所知……老百姓除了满清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多年愚民教育强加的种种劣习外一无所有，对应该如何救亡、如何区分敌我、如何斗争等等最最基本的问题一无所知，一切都必须从头摸索起，每一步都要以无数鲜血生命为代价。任何黑暗中的探索在一开始时都不可避免出现乱碰乱撞，不可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盲目错误。不光中国人如此，任何国家任何人无不如此。西方国家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一开始也是盲目的。正如《共产党宣言》记述的：“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西方国家的舆论和文人可曾象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地嘲笑西方工人“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等“义和团式行为”?)

“义和团运动”中的种种盲目和错误的责任在谁?满清政府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00年整整一甲子六十年的时间内，满清王朝对外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后从政府到文人“买办精英”个个依然故我，从不认真总结教训，甚至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都不干，上次怎么挨打下一回照样再来一遍，到最后彻底丧失信心，干脆放弃职守任人宰割了。西方列强得寸进尺欺负到家门口，逼得中国老百姓自己起来保卫自己——保卫国家本是政府的职责，是号称“社会中坚”的文人“买办精英”的职责，你的职责你不干，全甩给了你最瞧不起的老百姓，无赖不无赖?该如何反抗侵略你自己都不知道，在你愚民大环境中生存的老百姓又如何知道?你不是说“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吗?把中国管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索性撒手不管，你的责任你不干，逼得老百姓不得不起来自己干，一切不得不从头摸索起，出了问题不是你的责任是谁的责任?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关于义和团的所有罪恶丑行全是满清王朝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通过言传身教强加于人弄出来的，没有一样是义和团自己的发明创造。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中国老百姓能见到能想到能做到的就是那些，不可能超越时代超越环境发明其他的反抗方式。一切荒谬行为归根到底都是满清政府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的长期野蛮统治的结果。妖魔化义和团实际是推卸责任，把自己造成的一切后果全推到义和团身上：

—“嗜杀、滥杀无辜”：满清王朝言传身教强加于人的对敌方式。满清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靠嗜杀和滥杀无辜建立，靠嗜杀和滥杀无辜维持。嗜杀和滥杀无辜贯穿了整个满清王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满族统治者嗜杀和滥杀无辜，汉族文人“买办精英”照样嗜杀和滥杀无辜——那个“理学大师”、“中兴名臣”、文人“买办精英”曾国藩杀人不眨眼，外号“曾剃头”。他明文规定凡抓到的太平军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剖腹挖心，剜目凌迟”。湘军攻克南京大肆屠城，不折不扣的彻底的嗜杀和滥杀无辜。满清不仅战时嗜杀和滥杀无辜，平时也照样嗜杀和滥杀无辜——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是如何描述《明史》一案的?写书的出书的全部凌迟不算，所有雕版、印书、装订的工人、书商、书店的店员、买书的读者也竭尽处斩，连书店邻居也受牵连，以“既知来购逆书而不举报”论罪——满清时代中国老百姓从来只在嗜杀和滥杀无辜的环境中生活，所见所闻充满了嗜杀和滥杀无辜，早就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了。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整天向老百姓灌输的都是杀气腾腾的“嗜杀和滥杀无辜有理”的东西：“无君无父犯上做乱之徒人人得而诛之”、“大逆不道”、“千刀万剐”、“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生存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其他对待敌人的办法。指责嘲笑在满清统治者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几百年精心营造出的“嗜杀和滥杀无辜天经地义”的大环境中长大的人们不讲人道主义、人权平等、区别对待、民主自由，就如同指责嘲笑孔老二不跳迪斯科、关云长不用AK—47、秦始皇不上互联网一样荒谬——蓄意超越时代强求于人。嗜杀和滥杀无辜是满清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野蛮统治和奴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冤有头，债有主，要谴责，要追究，该清算的是始作佣者教唆犯——满清王朝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抵制西方文明、穿洋装用洋货者一概杀”：满清王朝的用屠杀强加给中国社会的辨别敌我的标准——通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等血腥手段强迫老百姓认同用衣冠外貌识别敌我：“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即敌人，就可杀。现象出在老百姓，真正的祸根是满清。

——“拆铁路、拔电线杆、破坏基础设施”：用这些战争手段抵抗八国联军何错之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难道没这样干过吗?难道应该保护铁路、电话和基础措施为八国联军的进攻提供方便?

——“迷信”、“反科学”、“邪教妖孽”：满清王朝的“杰作”。哪个封建王朝不建立在“真命天子”、“得天命”、“奉天承运”之类迷信的基础上?要说义和团是“邪教妖孽”，那信奉跳大神的萨满的满清又算什么?要求在闭关锁国、视一切违背尊孔忠君的思想为洪水猛兽的满清统治下生长的老百姓不讲迷信讲科学，岂不是强人之所难?那时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世界先进科学的只有满清贵族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而他们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向老百姓介绍推广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才发现几十年前马尔嘎尼访华时奉送的代表当时西方先进科技的各种样品武器全被满清皇帝束之高阁，连封都没开过。在他们制造的充满封建迷信的高压大环境下长大的人到哪儿接受科学思想破除迷信?跟这些靠“真命天子”的神话吃饭、信奉跳大神的萨满的满州贵族和说火车破坏“风水”、说摄影是“摄魂”、家里女人裹小脚的“饱学之士”文人“买办精英”的迷信相比，义和团的迷信算老几?小巫见大巫而已。凭什么放着这些迷信祖宗中流砥柱不说而专说义和团的“迷信、反科学”?

不错，义和团是搞了“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之类迷信。但真正的责任在谁?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足足有60年。满清政府足足挨了60的打，有足足60的时间让自己和中国老百姓知道世界上没有“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之类神话。尤其是有了洋务运动的经历，作为当权者，满清当局无论如何也应该明白“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之类是何等荒唐。然而满清当局不但居然当真相信“吃符念咒刀枪不入”，而且居然以此为决策根据。所有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足足60年都没弄清楚中国屡战屡败的真正原因，更不用说找出对策了，可见他们足足挨了60年的揍都没有被揍醒，没想起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全靠卖嘴把一切归咎于洋人“船坚炮利”应付差使，逼急了居然也靠“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之类神话混日子。中国民间的迷信是他们长期愚民统治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带头迷信反科学的结果。要说迷信反科学，他们才是最大最荒唐而疯狂的迷信反科学，是当时中国迷信反科学的总根源。要抓迷信反科学的罪魁祸首，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义和团。

——“奉旨造反”、“满清王朝的鹰犬”、“不代表人民反抗”：颠倒黑白。义和团自发反抗在先，成燎原之势后满清王朝中的若干权术家暂时利用在后。不能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还没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没认清满清王朝的反动本质而没有拒绝被满清王朝利用就诬蔑义和团是“奉旨造反”、“满清王朝的鹰犬”。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根据是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每人赔银一两，意思是惩罚全体中国人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唯一以全体中国人为惩罚对象的条约。这从反面证明西方帝国主义者感受到的是遇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反抗，要惩罚的不是满清政府而是全体中国人民。这足以驳斥所谓“义和团是少数土匪、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谬论。

——“盲目排外”：满清王朝的“杰作”。带头排外的不是别人，而是坚持闭关自守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说：“所有上流阶级，对於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连侵略中国的敌人都承认盲目排外的风潮是满清政府用权力硬煽动出来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却瞪着眼不认帐，硬要为满清政府开脱，硬要把说义和团是罪魁祸首，对“太后老佛爷”真够忠心耿耿的。(百年后的今天还对“太后老佛爷”如此忠心耿耿、如此不遗余力开脱罪责的人却又义正词严指责百年前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义和团为什么不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却喊“皇帝万岁”、“太后万岁”：“百年前义和团徒众最响亮的‘爱国口号’不是什么‘振兴中华还我河山’和‘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太后万岁!’‘大清万岁!’‘誓死忠于太后!’”“本人有限的智商实在想不出‘太后万岁’和‘誓死效忠太后’与‘爱国’有何干系?这个中华大国民公认的‘赃官卖国贼’，居然被义和团徒众尊奉为‘中国象征’，‘爱她就是爱国’?”——如此时空颠倒的指责滑稽不滑稽?)

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历史上犹太人在全世界到处受迫害，唯独在中国没有受过迫害，以至于在中国的犹太人成了犹太人历史上唯一被异族同化的犹太人。这足以证明中国老百姓没有排外的传统，更没有盲目排外的传统。义和团运动的直接起因是来华西方传教士不断纵容流氓恶霸教民欺负中国老百姓激起了民愤。甲午战争后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一举强占了山东，从此中国发生的教案数量猛增，等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确定了不瓜分中国的战略决策之后，就没再听说这么多这么严重的教案了。由此可见这些教案实际是西方为发动瓜分中国的战争的需要而蓄意制造的——没有借口就制造借口。你满清官方被打怕了，谨小慎微怕出事不是?我就利用教民没事找事制造事端，非用“民间教案”逼出事来不可，出了事就有借口发动战争了。因此问题的性质不是中国老百姓排外不排外的问题，而是西方列强故意利用制造宗教纠纷的手法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问题。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把中国老百姓反击西方列强制造战争的挑衅硬说成中国老百姓“排外”，完全是站在侵略者一边为侵略中国的战争开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行径。

西方列强制造宗教纠纷发动瓜分中国的战争的罪行当时就遭到西方各国有识之士的无情揭露：

——俄国革命家列宁：“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来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所有的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中国的战争》，俄国《火星报》第一号，1900年12月)

——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即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社论《铁拳》1900年6月19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倍倍尔在德国国会的发言，摘自《德国帝国国会1900—1902年会议期间速记报告》第一卷)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义和团是爱国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的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去。”“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袭击中回来，邋里邋遢，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里充满卑污，口袋里塞满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但镜子可千万要藏起来。”“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

列宁当年指出，对义和团的大肆妖魔化纯粹是“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不过西方记者妖魔化义和团还有个喘气的时候，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妖魔化义和团则鹦鹉学舌重复西方记者妖魔化义和团的陈词滥调持续了一百多年不带歇气的，比西方记者忠于职守多了。

爱迪生研究白炽灯泡时有人取笑他说：“你已经失败了1200次了。”爱迪生答道：“我并没有失败。我的成绩就是发现了1200种不适合做灯丝的材料。”

这个逻辑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义和团运动没有失败，只是让中国人民发现了义和团的斗争方式不对头，于是开始探索新的斗争方式，通过探索——失败——再探索，遵循毛泽东的公式“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终于排除了各种错误的斗争方式，找到了正确的斗争方式——1900年八国联军二万人不到两个月就攻下了北京，五十年后，十六国联军几十万人三年之久攻不过三八线。中国与对手的装备差距比五十年前大得多，结果却截然不同，为什么?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从来不搞义和团用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那种打法，而是实事求是，机动灵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硬是以弱胜强，让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束手无策甘拜下风。真正死抱着义和团用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那一套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国民党军队，最典型的就是淞沪抗战时的“血肉磨坊”。明知这种打法蠢笨无比，却硬是改不了，因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正如卫立煌所说：“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一面妖魔化义和团，一面又要人们学义和团——拼命美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拼命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实际就是要人们今后仍然照搬义和团的打法。美化“正面战场”，就是美化国民党军队靠义和团式的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的蠢打法。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就是否定毛泽东避免义和团式的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的一切战略战术。二者合起来的真正意思就是如果将来发生战争不许学毛泽东，只许照搬义和团的打法。为什么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一面妖魔化义和团，一面又要人们学义和团的打法?妖魔化义和团是为了让中国人从此“绝对不抵抗”，美化正面战场、否定毛泽东军事成就是为了在无法让中国人放弃“绝对不抵抗”时迫使中国人象义和团那样用血肉之躯硬拼敌人的优势装备而伤亡惨重、最终失败、从而不得不放弃抵抗而投降。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表面上在美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实际是对现在的中国军人暗下毒手——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只准学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死打硬拼，这实际是逼中国军人将来只能象义和团那样用血肉之躯硬拼优势装备，只能伤亡惨重，用这借刀杀人的毒计消除推行“绝对不抵抗”的障碍。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心肠之歹之毒由此可见一斑。所以鲁迅说：“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义和团运动的反抗方式可不可以批评?当然可以。但必须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如何更好地反抗而不是为了“绝对不抵抗”。只有参与反抗才有资格批评指导反抗的方式。只有处于同一个战壕、面对同一个敌人战斗的人对同一阵营的人的斗争方式提出批评才是善意的：你这样放枪不对，那样冲锋不行……批评的目的是更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什么事也不做，站在敌对阵营一边对正在战斗的人指手画脚冷嘲热讽说这样打不行那样做愚蠢，其真正的目的不是让你如何战斗，而是要你放弃战斗交枪投降，是用否定反抗方式来否定反抗本身。 .

如今，坚持义和团的斗争方式是蠢，不坚持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和勇气是更蠢。以义和团反抗精神和勇气为耻是混。借口义和团的斗争方式否定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和勇气不是蠢，不是混，而是阴、毒、坏、奸。

义和团当年所用的反抗侵略的不当手段全是满清暴政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强加的，发现这些手段不当之后继续坚持使用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被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拼命吹捧的“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人家已经不再使用的反抗手段，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还拼命喋喋不休骂个没完，真正要骂的根本不是反抗手段，而是反抗本身，是为了推销“绝对不抵抗”，顺便推卸责任，赖掉自己才是义和团一切不当反抗手段的真正发明人的历史事实。

三、妖魔化义和团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只有妖魔化义和团，才能“证明”中国老百姓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劣等”、“愚昧”、“无知”、“脑残”、“智障”的低等生物，才能反过来“证明”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是“上等人”、“优等群体”，才能“证明”茅于轼的专横结论：“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就凭这个私利，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也非妖魔化义和团不可。

四、中国人必须从今天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

百年来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一提义和团运动就一脸的不屑：“义和团运动无论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倒是它的残暴愚昧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们无孔不入的妖魔化使中国人普遍对义和团运动的真正历史意义迄今都没有足够的正确认识，不但许多人仍然以义和团运动为耻，而且相当多的人尚未真正看到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积极作用，更不用说从义和团运动看到中国在西方国家战略中的真实位置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真正战略原则了。而看不到这些，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看清形势，不可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就必定从战略方向起就被人牵着鼻子走，国家非垮不可。中国人只有从今天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才可能避免这种惨剧。

1、义和团运动挽救了中国

义和团运动决不是象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描述的那样，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一群愚昧无知的愚民暴民被若干政客野心家利用而惹出来的暴动暴乱，也不是因为义和团运动才引起了战争。是西方国家通过制造教案不宣而战发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先，中国老百姓通过义和团运动反抗在后。西方国家不宣而战发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因”，中国老百姓发动义和团运动反侵略是“果”，这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才是问题的实质，才是历史真相。

义和团发生的时代中国是个什么处境?正在被瓜分的处境。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已经有国无防，西方国家宣称“第二次发现了中国”，完全把中国看成了一块无主的肥肉，谁都可以爱怎么切就怎么切。甲午战争前人家还有所顾忌，只在边远地区下手：英国切掉了香港，俄国切掉了大兴安岭和西北，法国切掉了越南……甲午战争后人家肆无忌惮直接切到了中国心脏地带：日本不但切掉了台湾，而且切掉了辽东——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心脏地带一下子切掉了几个省。这个先例一开，其它列强马上意识到零敲碎打侵占中国边疆的时代已经结束，从中国人口稠密的心脏地带整省整省地切中国的时代从此开始。先下手为强，谁先动手谁捞大头，谁手脚慢谁连汤都喝不上。日本一下子捞了这么多，其他列强开了眼又红了眼，于是有了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有了中国的“赎辽费”，使日本切走辽东的野心暂时受挫。但俄、德、法三国干涉并非为了使中国不被瓜分，而是为了给自己留出下手的地方：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走台湾和辽东(后由俄、德、法三国交涉赎回); 1896年俄国通过《中俄密约》把整个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出兵山东，1898年通过《胶澳租借条约》把整个山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仅仅三年工夫，中国就被列强从人口稠密的要害心脏地带整个省整个省地切走了好几块，而且这还仅仅是开始，其他列强一窝蜂彻底瓜分中国的浪潮方兴未艾。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列宁：《中国的战争》，俄国《火星报》第一号，1900年12月)

面对列强大刀阔斧的瓜分，满清政府已经彻底丧失了一切反抗力量和胆量：甲午战争中军队一败涂地，海军全军覆没，整个国家门户洞开，等于不设防，上层社会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信心完全崩溃，满清政府和文人“买办精英”从上到下个个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言抵抗，以为只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缩头乌龟人家就找不到借口发动战争了。殊不知狼要吃羊找借口的办法有的是，你政府不敢出头不是?我利用传教士和流氓教民没完没了地给你制造教案，激起民变，照样有借口发动战争。这就是发生义和团运动时中国的形势——整个中国正在被彻底瓜分，而中国政府和文人“买办精英”对此束手无策。从“秋瑾诗抄”中可以感受出当时中国正在被大肆瓜分的大局势和中国有识之士对此无能为力的绝望：

——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

就在这政府无能为力、“买办精英”只会空谈、整个中国正被千刀万剐豆剖瓜分岌岌可危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中国老百姓挺身而出，以义和团运动的方式奋起救亡——你不干，我来干，明知不敌照样亮剑。你可以说这是不自量力，可以说方式方法完全错误，可以搬出无数理由和种种根据说义和团这不对那不行，但你不能否认老百姓参加义和团是为了救亡，是在政府和“买办精英”完全失职当缩头乌龟情况下以无比的勇气不惜任何代价在黑暗中探索正确的道路，是中国老百姓对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的不宣而战的瓜分侵略战争的直接反抗，决不是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污蔑的什么“无端排外”、“民粹暴乱”，大方向没有任何错误。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外国列强已经开始一窝蜂整省整省地瓜分中国、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抵抗瓜分的历史紧要关头——在外国列强决心瓜分、已经动手瓜分、中国毫无力量抵御瓜分的情况下中国却居然奇迹般地避免了被瓜分，而且不再割让领土。谁创造的奇迹?义和团运动——面对瓜分，当时中国唯一的反抗来自义和团运动。中国没有被瓜分，不是义和团运动的功劳是谁的功劳?没有义和团运动，中国必定被彻底瓜分。正是义和团运动使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惨祸。义和团运动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命运。

义和团运动战术上失败了，但战略上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它改变了中国本来已经无可挽回的被瓜分的命运。这个成功靠的不是实力(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足以抵抗列强瓜分的任何实力了)，而是潜力和意志力——中国人民通过义和团运动显示出来的潜力和意志力。由于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第一次直接看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无比巨大的潜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正是这点，也仅仅是这点，使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认识到瓜分中国将极大地危害自己的长远利益，因而被迫改变了对华战略，停止了正在付诸实施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把对华战略从瓜分改为“不得瓜分、不得独吞、人工麻醉，确保昏睡”。

甲午战争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列强普遍认为一切皆因中国人“劣等劣种”，换句话说不是人而是牲畜。既然是牲畜，那自然根本用不着把你当回事，你这块土地就跟无主的一样，可以象瓜分非洲一样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想当然地以为谁分到手，谁无非捞到一块附带了一群和野生动物一样不需要特别操心的“劣等人”的土地而已。义和团运动使列强突然发现现实原来不是想象得那样简单，原来中国人不是一群不需要特别操心的野生动物，而是数量庞大、不乏敢反抗、敢斗争、敢亮剑、有无数视死如归的战士的民族。以前之所以没发现这点，是因为列强只看到了中国政客、文人“买办精英”的无能无耻无知无赖，依此类推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都如此。义和团运动使他们开了眼界，发现中国老百姓并非都如此。义和团运动证明瓜分中国必将遭到中国老百姓的反抗，就得直接派兵，就得亲自直接出马镇压老百姓的反抗。面临天文数字的几亿老百姓的反抗这种恐怖前景使列强想起来就胆颤心惊，决心极力避免。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承认，瓜分中国不可取，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力量统治这么多生灵。一旦几亿人起来反抗，哪个国家都拿不出这么多兵力来维持统治。他给德皇的奏议中详细列举了蕴藏在中国老百姓中的巨大潜力：

——“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对於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於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於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并火器而无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结论：“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看见没有?促使西方军事家战略家放弃瓜分中国的战略的，不是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而是中国老百姓，是蕴藏在中国老百姓中的无限潜力——亿万群众、“一个种族”、“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无限蓬勃生气”、“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守法易治”、“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同样是中国老百姓，中国文人“买办精英”除了鄙夷不屑外什么也看不到，而西方侵略者决策者亲身接触后却看到了这许多可怕之处，从而认识到中国人与美洲印地安人和非洲土著部落完全不同，用瓜分美洲和非洲那样的法子对付中国行不通。由此第一，可以看出自命不凡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的能耐究竟有多烂;第二，可以看出这些文人“买办精英”真正值几文——瓦德西列举的不能瓜分中国的所有原因全是中国老百姓如何如何，哪有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一桩一件一丝一毫的分量?

当西方国家通过马可.波罗的作品认识中国时，他们把中国当成了天堂和神话。当他们通过无能无知无耻无赖的满清政府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认识中国时，他们把中国当成了活死人，可以任意宰割而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列宁说：“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只有当他们通过义和团运动亲自直接同中国老百姓打交道之后，他们才认识到中国既不是神话，也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狮——正是义和团运动展现的巨大潜力使拿破仑的论断在西方战略家们的脑海中一下子复活了：“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

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一句话：“让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没有义和团运动时，中国被当成活死人;有了义和团运动，中国就被当成睡狮。如何对待活死人是一回事，如何对待睡狮是大大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对活死人可以爱怎宰怎么宰，而对睡狮呢?谁敢随便下刀子?不但不能下刀子，而且必须使其继续昏睡，绝对不能使其警醒。如何使其继续昏睡而不警醒?第一，不做任何能刺激其警醒的事，第二，人工催眠，人工麻醉。明白这就能明白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立即改变了瓜分中国的战略决策——义和团运动前，死了几个传教士就成了德国出兵强占山东的借口。如果继续按这个逻辑办，义和团运动中杀死了那么多外国人岂不使外国列强有借口把整个中国瓜分完?然而实际结果呢?赔了款，没割地。跟两年前德国强占山东的做法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为什么?难道西方国家一下子改变本性良心发现了?世界上哪有这种便宜事?唯一的因素就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证明瓜分中国必刺激中国睡狮警醒，这才是西方国家改变瓜分中国的真正的决定因素。没有义和团运动，没有义和团运动体现出来的反抗，中国就不可能从活死人待遇转变为睡狮待遇。尽管义和团运动战术上失败了，尽管义和团运动采用的反抗方式方法在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愚蠢无比，代价惨重，但毕竟获得了战略上的成功，这就是胜利，而且是在满清政府和文人“买办精英”完全束手无策还专门在背后下刀子的完全绝望的条件下向不可能挑战取得的胜利。套用一句西方谚语：“蠢办法只要奏效，那就不蠢。”(If it’s stupid but works, it’s not stupid.)——敢于斗争，办法蠢可以改进;放弃斗争，则彻底无可救药。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们开口闭口义和团运动造成了破坏，却从来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积极作用。什么积极作用?中国现在的统一，就是义和团运动最积极的历史遗产。没有义和团运动，中国早被瓜分完了，中国根本不会是今日之中国，而是又一个中东，四分五裂，战乱不已——中国被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是一回事，被彻底瓜分是另外一回事。被划分势力范围，统一中国是个内战问题;被彻底瓜分，统一中国就必须经过世界大战。如今大陆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统一的好处，义和团运动功不可没。中国被瓜分时束手无策、避免瓜分命运后又喋喋不休妖魔化义和团运动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如同一伙滥竽充数的船长水手，在船遇到狂风暴雨时惊慌失措擅离职守，只会躲在一边瑟瑟发抖，是一群乘客挺身而出拼命避免了灭顶之灾。事后船长水手们却倒打一耙，指责挺身而出的乘客，不是说当时根本不危险，就是说狂风暴雨是乘客不信上帝惹出来的，冷嘲热讽乘客救船是无照违章行为，如何如何外行、蠢笨、无效率、打烂了船上的花瓶、家具、装饰等等……不知疲劳地骂来骂去，就是不说人家挽救了沉船命运使全船人免遭灭顶之灾这个最大最根本的事实。

2、义和团运动直接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和全球战略，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走向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专家”们关于义和团运动不知发表了多少文章讲话，但除了破口大骂还是破口大骂，从来没见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篇文章能稍微认真地研究回答如下任何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后外国列强突然改变了1840年以来对中国一直实行的发动战争、割地赔款、大块瓜分的直接侵略方式?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前仅仅因为几个传教士被杀，德国就出兵强占了中国的一个省，而义和团运动中死的外国人比那要多得多，列强却不再按照以前的逻辑瓜分中国领土?为什么义和团运后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直接大规模开办高等学校?在义和团运动前，西方国家可曾在中国直接办过大学?可曾给美洲印地安人、非洲土著人办过大学?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出了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国家突然想起来专门“优惠”中国、给中国人开办大学了?为什么急着办的是大学而不是当时文盲充斥的中国最需要的中小学?为什么所办大学的重点是与如何当官有关的人文法律历史哲学等文科而不是中国工业化所急需的理工科?为什么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突然放弃自打败拿破仑之后一直实行的“光荣孤立”即不与任何国家长期结盟的国策，迫不及待地与日本结盟而且一续再续?——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1902年 1月30日英日同盟协定签字，相隔仅仅145天，为什么如此神速、如此紧迫?如果没有非同小可的原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怎么可能在短短一百多天内就突然改变了实行了四十多年的基本国策，不与任何欧洲的老搭挡结盟而偏偏要选中与尚被欧洲国家认为是“劣等民族”的日本结盟?为什么英日结盟后仅仅两年就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为什么日俄战争中英国要对俄国支援舰队封锁苏伊士运河、迫使俄国舰队不得不万里迢迢绕道非洲好望角奔赴远东、不但多耗时好几个月使日军有从容的时间各个击破、抢先占领旅顺要塞以逸待劳，而且使俄舰因长期航行导致舰底长满海洋生物而速度大减、使日本舰队获得了速度优势、得以在对马海战中一举歼灭俄国舰队?为什么美国专拣日本已经筋疲力尽眼看着无力继续战争的紧要关头出面调停、促成日俄停战，使经不起持久战的日本避免因国力不支而失败?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后英国便于1921年借华盛顿会议之机废除了英日同盟?为什么从那时起美英和日本都开始把对方视为假想敌?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前俄国霸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西方国家都无动于衷、义和团运动后却突然急着要遏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了?为什么英美等国能容忍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却不能容忍日本独占中国、最后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的钥匙就在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的这段话里：“吾人对於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

那些诬蔑义和团运动、瞧不起中国老百姓、动不动就满嘴“愚昧”、“无知”、“脑残”、“智障”、“劣根性”、“民粹”、“刁民”、“暴民”的文人“买办精英”看仔细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这里直接狠狠煽了你们一个大嘴巴。作为指挥军队侵略中国、必须清醒地判断对手的力量、直接跟中国老百姓交过手的敌方总司令，人家比你们更清醒地知道中国老百姓的分量，当然也更清醒地知道你们这些号称“买办精英”的中国上流阶级究竟值几斤几两。你们说，中国的一切问题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素质差”。瓦德西说，不对，一切问题是中国的领导无能、上层社会劣等：“所有上流阶级，对於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於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你们说，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毫无希望。瓦德西说，不对，“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要害的要害就在这里：中国老百姓不得了，潜力无穷，“无限蓬勃生气”、“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守法易治”、“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不但不劣等，而且头等。中国之所以沦落到落后挨打被瓜分的地步，全是因为头等的百姓被劣等的“买办精英”领导捆死了，麻醉昏睡了。一旦打破这个症结，让中国老百姓获得“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头等的百姓摆脱劣等的领导，那中国就太可怕了——“有无穷希望”，蕴藏在这头等百姓中的力量就将如同火山爆发、链式核反应，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这无疑是任何侵略中国、与中国为敌的人的最大恶梦。

当阿拉斯加被认为是无用的不毛之地时，几百万美元就转手了，而且美国人还嚷嚷贵。等在阿拉斯加发现了石油和黄金，立刻再也没人说不合算了，再出高价也不会卖，谁敢来抢必打仗。没发现巨额石油储备之前没谁跟中国争钓鱼岛、南海诸岛的主权，等发现巨量石油蕴藏之后一大堆下三滥立刻纷纷打上门来抢得你死我活。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人们得知任何能大大提高人们实力的宝贝(如九阴真经、葵花宝典、屠龙刀等等)之后的态度都一样：第一，千方百计据为己有;第二，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千方百计封存埋藏起来;第三，如果自己得不到又无法阻止别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计毁掉，宁可谁也得不到。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其实也是这个思路。当中国老百姓在西方国家眼里是活死人、是牲畜、是野生动物、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时，一切都无所谓，所以他们对俄国割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毫不在意。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国家突然象瓦德西一样认识到中国最大最丰富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不得了，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潜力能量，谁统治中国老百姓，谁能开发利用中国老百姓的潜力，谁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就如同独占了一个超级巨大的铀矿、能源库、弹药库，谁就能左右世界称霸世界。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落入谁的统治对西方国家来说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全球性战略问题，再也不能漠然置之了。

八国联军共约两万余人，其中日军八千，占40%;沙俄四千五百，占22.5%;英军三千，占15%;美军两千五百，占12.5%;德军一千，占5%;法军八百，占4%;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各自一百多人。《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沙俄得1亿三千万两，占29%。八国联军侵华同时沙俄出兵18万占领了中国东北。《辛丑条约》签字、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后俄军仍赖在东北不走。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与此同时沙俄开始制订并鼓吹“黄俄罗斯”计划。这一切事实使英美等国战略家认识到，远隔重洋鞭长莫及这个现实存在使英美等国不可能独占中国。如果同意瓜分中国，近在咫尺、能迅速大量出兵中国的沙俄和日本完全可以勾结起来把英美等西方国家彻底排除在外而独占中国。既然中国老百姓是超级巨大的资源库，统治中国老百姓事关世界实力对比，那么按照“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让别人得到”的原则，必须设法阻止日俄两国勾结起来独占中国，尤其必须打断沙俄在中国的扩张——在所有侵略中国的国家中，沙俄野心最大、下手最快、获益最多。过去虽然沙俄从中国割到的土地最大、虽然沙俄已经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但在西方国家看来地广人稀、没有不冻港的沙俄不足为惧。等西方国家从义和团运动中发现中国老百姓原来是潜力无穷的资源后，一切立刻不一样了：一旦沙俄实现“黄俄罗斯”计划，则将既获得无穷无尽的中国的人力资源，又获得中国的不冻港，沙俄将彻底消除原有的一切战略缺陷，获得对西方国家压倒的性的战略优势。这是英美等国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前景。这就是为什么英美等国反对瓜分中国的真正原因，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匆忙放弃实行了四十多年的“光荣的孤立”、在《辛丑条约》刚一签定就立刻迫不及待主动寻求与日本结盟的真正原因——反对瓜分中国是为了不让日俄这两个最能近水楼台独占中国的国家获得独占中国的借口，英日同盟这招一下子就使这两个国家从此互相敌对走向战争，一下子就既排除了这两家勾结起来排除英美独吞中国的战略可能，又诱使日本心甘情愿充当英美阻止沙俄在中国扩张的工具和打手，还不劳英美亲自出马自己掏腰包——因为代价是牺牲中国的东北。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同样的物质质量越小热容量越小，只要给点热量立刻温度狂升。日本也一样，小日本小日本，名符其实摆脱不了这个“小”字，侥幸得手立刻“小”字发作温度狂升，举国发烧42度5，不但丝毫看不到义和团运动后英美的亚洲战略已经变了，变成不允许任何国家独占中国;看不到自己日俄战争的胜利实际是英美的战略需要，也是英美鼎力相助的结果;看不到自己战略上实际被英美当猴耍了，免费给人家当了遏制俄国的打手;看不到十月革命后来自沙俄的瓜分世界的竞争不存在了，英美已经用不着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中国的扩张了;而且当真以为自己“天佑神助”、“武运长久”，凭“武士道”就能横扫一切，打遍天下无敌手。战略上的浅薄无知使日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要跟英美一较短长，独占中国。他们以为只要造成既成事实，英美就会象容忍他们侵占东北一样容忍他们独占整个中国。一系列错误的战略估计使日本走上了挑战英美在义和团运动后制定的对华战略的不归路，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怎么来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真正认识到蕴藏在中国老百姓中无穷无尽的战略潜力和能量，从此把“谁统治中国老百姓”当成举足轻重的战略问题，确定了“不得瓜分、不得独吞、人工麻醉、确保昏睡”的对华总战略。当俄国是这一对华总战略的最大威胁时，英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实行四十多年的“光荣孤立”国策，主动与日本结盟对付俄国，甚至需要与俄国结盟时也毫不留情地保持着这个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英国在1907年与俄国结盟对付德国的同时继续保持并一再延续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跟你结盟对付别人，同时又跟你的敌人结盟对付你，看起来很滑稽荒唐，却是历史事实)。当对这一对华总战略的威胁不再来自变成苏联的沙俄而来自日本时，英美立即毫不犹豫地于1921年借华盛顿公约之名废除了英日同盟，并开始制定对日战争的战略计划。所有这些变化发展看起来如同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内在逻辑却非常明确简单：“谁拥有具有无穷潜力的中国老百姓”这个战略要害。美国总统罗斯福生前对他的儿子艾里奥特说得非常明确：“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毫不费力地拿下并且可以径直冲到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1900年是转折点。1900以前是直接侵略：军事打击、割地赔款、彻底瓜分，完全视中国老百姓如粪土，完全照搬殖民主义征服美洲非洲的办法;1900以后不再简单重复征服美洲非洲的的办法，而改为间接侵略，确立了“不得瓜分、不得独吞、人工麻醉、确保昏睡”的战略原则;并为了捍卫这个战略原则而不惜一切手段、一切代价：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原子弹……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一条：谁掌握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性成果：让西方战略家认识到中国老百姓是潜力无穷无尽的举足轻重的战略性资源、战略性武器，“英雄所见略同”地运用了金庸小说描述的对待“九阴真经”、“葵花宝典”、“屠龙刀”之类威力无穷的法宝的原则对待中国老百姓：“第一，千方百计据为己有;第二，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千方百计封存埋藏起来;第三，如果自己得不到又无法阻止别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计毁掉，宁可谁也得不到。”所以说，义和团运动直接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全球战略乃至世界历史。

3、义和团运动导致西方国家确定了迄今仍然有效的对华战略决策

义和团运动是西方国家认识中国的里程碑，是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分水岭。没有义和团运动，西方国家就把中国当活死人，打算直接了当大卸八块了事，完全目中无人。正是因为义和团运动，西方国家看中国时才从目中无人变为目中有人，才意识到原来“死人”没死，还会挣扎，还会反抗，反抗起来还极其凶猛，而且原来根本就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狮，一旦警醒了不是闹着玩的。不仅如此，中国老百姓更是潜力无穷的人力核资源：“有无限蓬勃生气”、“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守法易治”、“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一旦“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则“有无穷希望”。

面对这拥有无限而可怕潜力的现实，根据对待一切潜力无穷的力量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一，千方百计据为己有;第二，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千方百计封存埋藏起来;第三，如果自己得不到又无法阻止别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计毁掉，宁可谁也得不到”，西方战略家们重新确定了对华总战略：远隔重洋、鞭长莫及、文化差异等现实使西方国家无法将中国老百姓这一巨大的资源据为己有。这就决定西方国家对华战略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千方百计封存埋藏起来”。 .

——如何实现“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别人得到”?——“不得瓜分、不得独吞”。如何实现“千方百计封存埋藏起来?”——“人工麻醉、确保昏睡”。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崛起，使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破了产，否定毛泽东的反历史逆流使西方国家重获希望和机会执行第三条原则：“如果自己得不到又无法阻止别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计毁掉，宁可谁也得不到”。具体途径：第一，用“颜色革命”、“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使中国四分五裂陷入内战。第二，用转基因武器灭绝中华民族。

战略是只认现实不动感情的东西，不相信言词，不相信眼泪，不为任何非利益因素左右。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是根据通过义和团运动认识到的“中国老百姓具有无穷潜力”这一事实而制定的，同样不动感情，不相信言词，不相信眼泪，不为任何非利益因素左右。日本企图用战争强迫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和亚洲战略、认同日本独占中国，失败了。美国坚持自己的对华战略和亚洲战略毫不动摇，为此不惜打了场太洋战争、不惜使用了原子弹。这个战略原则迄今仍然有效：“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客观存在不变，建立在客观存在上的利益关系就不变，战略自然就不会变。奠定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根据——通过义和团运动认识到的“中国老百姓具有无穷潜力”这个客观存在没变，西方国家“让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的对华利益基础就不变，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就不可能变。中国人不认清这条，就不可能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2005年8月11日，发明了“和平撅起”的郑必坚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苦苦哀求美国“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显然他以为凭花言巧语、奴颜婢膝、三寸不烂之舌和妙笔生花之类主观夸张就可以改变美国的对华战略，使美国改变“让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如果自己得不到又无法阻止别人得到，那就千方百计毁掉，宁可谁也得不到”的战略原则，放弃遏制中国、瓦解中国、毁灭中国的战略。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们自命不凡，却连“战略只认现实不动感情、不相信言词，不相信眼泪，不为任何非利益因素左右”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居然以为凭自己的一张烂嘴就可以改变日本用战争都没能改变的东西——西方国家的战略原则。你那一套欺负国内无权无势不得不任你胡说八道的中国老百姓还行，想拿来忽悠美国佬门都没有。人家算盘比你精多了：是把国家的安全、自己的核心利益寄托在俄罗斯只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而不出普京、中国只出蒋委员长、汪精卫、胡乱邦、邓三科而不出毛泽东之类的碰运气赌博上靠得住，还是建立在自己动手抓住机会把潜在对手一劳永逸大卸八块地斩草除根上靠得住?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们整天冷嘲热讽义和团迷信无知、装神弄鬼，他们自己呢?义和团试图用吃符念咒改变洋枪洋炮打死人的战术性客观规律;他们试图用花言巧语改变用战争、用原子弹都不能改变的战略性客观规律;中国老百姓的义和团式的愚昧是一时的、不重复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郑必坚式的愚昧是永久的、没完没了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老百姓反抗侵略时还继续吃符念咒、用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吗?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呢?从八国联军到现在，从胡适的“出卖灵魂的秘诀”到郑必坚的“和平撅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前赴后继地重复“试图用花言巧语改变用战争、用原子弹都不能改变的战略性客观规律”的愚蠢，整天象小丑一样到处一厢情愿死乞百赖地要跟别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让人当猴一样耍来耍去还自鸣得意。要说迷信无知愚昧发昏，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比当年的义和团不知严重多少倍。愚昧得如此不可救药，还有脸喋喋不休地嘲笑只出现过一次错误的义和团，实在厚脸皮，可气可笑可耻可悲可鄙又可怜。

　　4、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给中国社会强奸出一个洋狗杂种新群体——现代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

　　义和团运动不但使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狮，而且准确地判断出睡狮昏睡的根源：统治阶级腐败、上层社会劣等——“所有上流阶级，对於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於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要实现西方国家“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的战略目标，就必须保护并发扬这使睡狮昏睡的根源——统治阶级腐败、上层社会劣等。然而义和团运动证明满清和中国旧有的文人“买办精英”不能满足西方对华战略的需要——虽然满清王朝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在愚民方面干得非常出色，极其成功地把几亿头等的中国老百姓变成劣等的麻木不仁的一盘散沙、昏睡的狮子、使西方任何苍蝇都可以落在狮子身上耀武扬威，但西方列强通过义和团运动发现中国原有的愚民体系有个巨大的漏洞：以中国的国粹儒教为基础。儒教的“上智下愚”、“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固然能有效地愚民，但有个致命的问题：儒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特产，只有愚民的内容，没有反民族主义的内容。用儒教愚民使中国老百姓虽然被麻木不仁、一盘散沙、陷入昏睡，却仍然保持着最基本的东西：民族精神，因而保留着瓦德西报告中说的不能瓜分中国的种种因素——“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还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上流阶级於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的情况。西方国家要确保“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动大手术，用新的充满“反民族主义”内容的愚民教育体系取代儒教体系，这样才能不但使中国继续保持“统治阶级腐败、上层社会劣等”的状态，而且堵住一切漏洞，彻底消灭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抗精神，实现“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的对华战略。具体办法就是彻底废除中国原有的全部教育体系，用精心设计的、以彻底消灭中国民族主义为宗旨和核心价值观的殖民教育体系取而代之，确保中国未来的知识界、未来可能的统治阶级成员全部经过彻底的反民族主义洗脑教育，完全丧失民族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前从未听说过给中国人或美洲印第安人或非洲黑人办过大学的西方国家在义和团运动后偏偏开始热衷于给中国人办大学的真正原因——没有义和团运动，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眼里跟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土著没什么本质区别，都不过是一群跟野生动物差不多的“劣等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说灭绝就灭绝了，说当奴隶就当奴隶了，不需要区别对待，不需要专门优待培养统治阶级上层“买办精英”，因此也就不需要专门给他们办大学。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国家改变了政策，确定了以华制华“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的大原则，有了批量生产奴才代理人的需要，这才有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办大学、培养现代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的全套举措——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

　　瓦德西的报告不是说中国睡狮觉醒的必要条件是“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吗?那么要不让中国睡狮觉醒，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行了：一是让中国产生不出“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二是让中国即便产生了“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也当不成领袖。怎么实现?拿破仑不是说：“狮子统帅的绵羊军队强过绵羊统帅的狮子军队”吗?可见不怕领导猪，就怕猪领导。既然如此，那就精心设计建立一套殖民+愚民的教育体系，专门培养当领导的猪，或者说专门培养猪当领导。具体做法就是在“帮助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名义下彻底控制改造中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使之全面彻底地殖民地化，以便成批生产出腐败、劣等而又没有民族主义的猪一样的现代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让他们霸住一切权力职位。这就能让中国只能产生猪领导，产生不了“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即便产生了也没机会成为领袖，因为一切领导位置全部被猪领导占住了。做到了这些，不就能实现“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的大目标了?

　　中国现代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能诞生、能生存全亏义和团运动。没有义和团运动就根本不会有什么中国现代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每个中国人的最终命运将跟当年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差不多：被消灭或被当奴隶贩卖，人人都一样，不会有本质区别。中国现代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靠着义和团的流血拼命获得生存权、踏着义和团的尸体出生、喝着义和团的血汗——“退还”庚子赔款长大，却从出娘胎起就对义和团咬牙切齿不共戴天，从诞生到现在一百多年一直没完没了不歇气地诅咒辱骂义和团。这不奇怪，因为作为整体，中国现代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本身就是西方国家对华战略需要的产物，是西方国家人工制造出来强加给中国社会的怪胎群体，是八国联军特地强奸出来统治中国、压迫中国、灭绝中国老百姓民族主义精神、确保“使中国睡狮继续沉睡、永远沉睡”的专用洋杂种、狗杂种、洋狗杂种。 .

　　世界上一切主权国家的现代高教体系都是本国人按照本国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唯独中国的现代高教体系是西方国家按照侵略中国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一切主权国家的现代高教体系都是本国自主发展建立起来的，唯独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西方国家用武力打败中国后替中国“设计”建造的。一切主权国家的高教体系都是国家主权的产物，唯独中国的高教体系是战败国丧权辱国的产物。一切主权国家的现代高教体系都以肯定本国历史本民族文化为基础，唯独中国的现代高教体系以彻底全面否定本国历史本民族文化为基础，突破点就是否定义和团运动——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整个西式教育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彻底否定义和团运动、妖魔化义和团运动。任何进入这个体系的人从一开始就会处于各种有形的、无形的、无孔不入的、无微不至的以彻底否定义和团运动为突破口的反民族主义教育大环境的包围之中：“义和团运动招来战争”、“义和团运动导致灾难”、“义和团运动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义和团运动证明民族主义是灾祸”、“义和团运动证明中国人再也不能闹民族主义热了”、“义和团运动证明中国文化劣等、老百姓素质低”、“义和团运动证明中国什么都不行”、“现在的教育体系是汲取义和团运动教训的结果”、“没有义和团运动的灾难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教育”、“退还庚子赔款办教育是西方国家文明先进的证明”、“中国人被西方人看不起全因为中国人闹义和团”……只要否定义和团、贬低义和团的大前提不变，对这套教育体系的任何认同本身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战败国丧权辱国的变相肯定，其结果就是任何人只要进入这个体系就无时无刻不在被洗脑、被精神强奸——用“普世价值”强奸民族自尊。顶得住这种洗脑强奸、保得住自己民族主义精神气节的就是人，就能从中国人的利益角度出发看问题，就是洋奴知识分子;顶不住的就是狗，就是西方国家期望的洋杂种、狗杂种、洋狗杂种，就毫无民族气节，就只会从西方国家的利益角度出发看问题，就是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世界一切主权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是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以“当狗不当人”的强制性洗脑灌输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的大系统。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一切行业所有人士中，只有知识界的人和由知识界出来的人(例如“有学历的官员”、“知识型官员”、“学者型官员”、儒商、买办、记者、编辑、律师等)百分之百、毫无例外、一个不漏地经受过这种“当狗不当人”的教育体系全面、彻底、潜移默化然而强制性的洗脑灌输和精神强奸，存在“当狗还是当人”的选择，存在“是狗还是人”的疑问，存在群体性的国家忠诚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知识界选择当人的居多，能学以致用的理工自然科学专业的人选择当人的居多。毛泽东时代前后的知识界选择当狗的居多，学人文专业或学理工自然科学专业半途而废的人选择当狗的居多。明白了这些才能明白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的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会那么仇视、那么鄙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会那么不遗余力、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地贬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会那么彻底、那么无条件地否定自己国家的一切、崇拜西方国家的一切(见附录：“有群畜生，高论如下”)。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的洋奴知识分子中，只有中国的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是从“当狗不当人”的反民族主义教育体系培养训练出来的，有个群体性的“是人还是洋杂种、狗杂种、洋狗杂种”的甄别问题。 .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说：“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走出义和团阴影”——不对。不是“义和团的阴影”，而是“辛丑条约的枷锁”;不是“没走出”，而是“不准挣脱”。正确的说法是：“百年来一直不准中国挣脱辛丑条约的枷锁”。是谁百年来一直不准中国挣脱辛丑条约的枷锁?就是大喊大叫“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走出义和团阴影”的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是他们这些洋狗杂种迄今依然把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当成金科玉律，强迫中国不折不扣的按照辛丑条约的一切规定办事，不准中国越雷池一步：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严禁民族主义：“尔百姓平日食毛践土，具受国恩，乃敢逞其好勇斗狠之私，习为符咒邪妄之术，拒捕戕官，杀害各国人民，肆无忌惮，遂尔肇此奇祸，上贻君父之忧，追念之余，尤深痛恨。业经严饬各路统兵大臣，实力剿办，务净根株”、“何得轻听谣传，藐视刑章，逮事败之后，黠者远扬，懦者受戮，法所难容，情实可悯。自此次严谕之后，各宜悔悟自新，痛改旧习。如再有怙恶不悛之徒，私立、擅入仇视各国人民各会，持械格斗，公然劫掠，将首从各犯，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决不宽贷。各省将军、督抚大吏，均有牧民之责，务各严饬所属，剀切晓谕，并将此次谕旨，刊刻誊黄，遍行张贴，务使家喻户晓，勉为善民，以无负朝廷谆谆诰诫，辟以止辟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自今以往，其各振刷精神，捐除成见”。如今的中国洋狗杂种们呢?不遗余力、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地贬低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彻底、无条件地否定中国的一切、崇拜西方国家的一切还不算，发明了“爱国贼”、鼓吹禁止使用“汉奸”一词还不算，连“民族主义”这个字都听不得，一听就要骂。至于看见老百姓爱国保钓上街游行就更不得了，又跳又嚎歇斯底里大发作：“义和团式爱国”、“暴民狂热”、“纳粹式民族主义疯狂”、“民粹恐怖”…… .

　　有篇网文写道：“据报道，发生在广州的游行示威人数最多，有成千上万人，同时打砸事件也较多。广州警方拘捕了7名打砸汽车的嫌疑人，抓获了3名砸碎铺面门玻璃的嫌疑人，还行政拘留了1个损毁广告牌的人，总共就是这么多。其它城市如青岛、西安都没有广州严重。仔细算算，混在游行示威队伍中的违法犯罪人数不过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可是这样一点问题，竟成了正人君子、文人雅士们的口实，什么‘义和团’啦，‘暴徒化’啦，‘非理性’啦，‘爱国遮羞布’啦，‘匪气’、‘戾气’啦，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正式的官方媒体对游行示威真实情况的报道极有限，而对其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却渲染得很厉害。让人乍一看，好像这次发生在中国的群众爱国示威游行出了大问题，非得采取强硬手段制止不可了，至少也得‘冷静’下来。其实，现在中国一年要处理一百多万件刑事案件，平均一天就有2700多件。今年‘九一八’前后几天的全国示威游行中，发生的违法违纪现象加起来充其量不过几十件。这样一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群众游行示威的秩序是很好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游行群众是很理性、很冷静的。为什么有人要造声势抹黑它呢?令人费解。有网友解释说，因为中国是个盛产汉奸的国度，也许是吧。”——不是“也许”盛产汉奸，而是“就是”盛产汉奸。就凭这个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以批量生产洋狗杂种为真正目标的教育体制，中国岂能不盛产汉奸?保钓游行示威人数成千上万，暴力犯罪的不过数人，去掉专门从香港派过来蓄意制造事端的，真正的犯罪率才多少?如今中国社会犯罪那么严重，黑社会那么猖狂，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们何曾大惊小怪过?他们破口大骂“打黑就是黑打”时何曾在乎过“匪气”、“戾气”、“非理性”、“破坏社会秩序”、“暴力犯罪”、“暴徒化”、“法西斯匪徒”之类?一碰上搞爱国游行，因几个人的问题就硬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全部都算成“罪犯暴徒”，为什么?如果因为有人打砸抢就禁止爱国游行示威，那为什么不因为社会有黑社会就把整个社会拆了?为什么不因为吃饭噎死人就禁止吃饭?为什么不因为有车祸就禁止开车?为什么不因为有空难就禁止航空?这就是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们的一贯逻辑：对他们反对的东西就专门刁难，哪怕出一丁点问题也不行(不出问题也给你制造出问题来，象这次专门从香港派人来制造暴力事件一样)，必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全盘否定。面对这种蓄意刁难，要想不挨骂就只能啥也别干——“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就是这么来的。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如今中国人一说民族主义，贺卫方之类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就跳出来把这跟“纳粹法西斯民族主义狂热”扯到一起。他们故意隐瞒了一个事实：纳粹是借民族主义侵略别国，中国呢?是借民族主义侵略别国吗?根本不是，而是遭受侵略时靠发扬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用民族主义保卫自己是一切主权国家的权利，何罪之有?把遭受侵略的中国与侵略别国的纳粹等同对待本身就是对中国的蓄意侮辱。把用民族主义保卫自己与借民族主义侵略别人一视同仁更是居心险恶，是在“反侵略”、“反纳粹”的漂亮旗号下剥夺中国的自卫权。贺卫方是搞法律的，他岂能不知这二者的本质区别?显然他的真正用意是：因为纳粹德国是战败国，所以被剥夺了宣扬民族主义的权利;而中国也战败国，所以也必须被剥夺宣扬民族主义的权利——什么战败国?八国联军时代的战败国。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不得宣扬民族主义。贺卫方们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政权，当然也就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辛丑条约之举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坚持辛丑条约依然有效，坚持中国的战败国地位，坚持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办，所以才那么坚决继续剥夺中国被辛丑条约剥夺的用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的权利，才一见中国人宣扬民族主义就大叫大嚷歇斯底里大发作。只有坚持用辛丑条约继续剥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权利的洋狗杂种才会如此。 .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向外国赔偿巨款。如今的中国洋狗杂种们呢?“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倾家荡产当减免外债当“负责任大国”、亿万外汇买白条……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自毁长城，拆除大沽炮台、防御工事、禁止进口武器发展军事力量。如今的中国洋狗杂种们呢?运十下马、军队经商、“两弹一星破坏了中国民主进程”、“主动裁军显示诚意”、“销毁核武器、向美国买安全”、“不要用我交的税造航空母舰”……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专使登门请罪：“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如今的中国洋狗杂种们呢?主动上门请人“消气”。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树碑立传为抵抗侵略悔过：“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如今的中国洋狗杂种们呢?“把参加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请来，协助在圆明园遗址建立一座大学，就叫八国联军大学”、“庚子国变真相：八国联军是一支国际维和部队”、“无论圆明园被烧也好，八国联军入侵也好，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国际法，咎由自取”…… .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把经济命脉交给外国人：“由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付驻京诸国钦差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如今的中国洋狗杂种们呢?勾结世界银行共同消灭国企、任凭国际垄断财团把持中国经济命脉、连自来水都卖给外资……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准许外国在中国领土驻军：“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如今的中国洋狗杂种们呢?眼睁睁看着外国军队强占南海诸岛和钓鱼岛却光说不练，还叫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默许美国向台湾卖武器…… .

　　所有这一切证明，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是名符其实、不折不扣的八国联军强奸出来的洋杂种、狗杂种、洋狗杂种。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是带着任务来的，带着使命来的。(不见他们整天嚷嚷“使命感”、“洋奴知识分子的使命”吗?)什么使命?洋人的使命：替洋人控制中国老百姓，确保“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严禁中国民族主义。他们是辛丑条约的执行监督人——不，执行监督狗，而且极其认真严格：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虽然辛丑条约已经被新中国彻底废除，虽然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有的已经不复存在(奥匈帝国、沙俄)，有的已经风水轮转，从战胜国变成了战败国(德国、日本)，中国已经不再是战败国，但这些八国联军强奸出来的洋狗杂种们一概不管，仍然忠于职守，仍然顽固地、一丝不苟地逼中国遵循那早已飞灰烟灭的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的一切屈辱。原主子都不在了、理论上已经丧了家还如此忠心耿耿，实在是天下走狗之楷模。有如此死心塌地洋狗杂种把关，别说一百多年，就是再过几百年中国照样挣脱不了辛丑条约的枷锁——用洋狗杂种们贼喊捉贼的话说是“中国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废话，就凭这群死心塌地的洋狗杂种，怎么走得出去?)

　　有人说：西方国家帮中国办学毕竟是好事，毕竟帮中国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现代洋奴知识分子，成绩还是主要的。

　　表面上看似乎如此。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帮助”中国设计的教育体系有两重性：一方面给你点东西，一方面拿走你点东西。给你的东西：希腊神话、圣经、“西方文明”、“普世价值”、若干现代知识……拿走你的东西：民族精神。一切要害在细节——“魔鬼都在细节中”。看看网友“法之魄”的文章“为什么某些‘洋奴知识分子’仇视开国领袖，歌颂民国好”(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47/48/17/3_1.html)就能知道其中的鬼名堂： .

　　——“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

　　——“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

　　——“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看了这些就能明白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时玩的猫腻了：“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重文科、走仕途、拿超乎寻常的高薪，一能收买人心，让权贵们发现西式教育乃子女今后晋身之阶;二能借这些“买办精英”之笔美化洋人支配的殖民地的中国，以至于今天许多小青年还从他们笔下以为民国时代的中国简直如同大观园，那时的中国人简直如同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们那样情切切玉绵绵一片和谐;三能耗光中国有限的资源：“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看见了吧?西方为中国设计的“现代教育”虽然改头换面，但本质跟过去儒教的“学而优则仕”、让只会耍笔杆子的文人当官那一套没什么区别，只是已经巧妙地去掉了认同民族主义的一切内容，这就完全适合西方国家以华制华、“确保中国睡狮昏睡、永远昏睡”的对华战略了。在这个大前提下，安排少得可怜的一点理工科教育做点缀无伤大雅：中国的主要资源已经被文科官宦教育吃掉了，要搞稍微象样一点的现代科学教学实验设备就无能为力了。中国人要学理工科的真本事就只能出国留学。如果学得出来，最出色的西方国家自己就留下了，正好捞中国的人才。其它的任你回中国好了，反正旧中国没什么象样的工业，学理工的想回国后学以致用没多少机会。如果不得不改行当官对西方国家来说更好。这笔帐怎么算西方国家都不吃亏。这个底牌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期才露了馅：新中国成立，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大力吸引理工科留学生回国，理工科人才回国都有用武之地，对促进中国工业化大有帮助。此时西方国家的政策立即变了，越有真才实学的理工科人才越阻挠你回国——西方国家阻挠过钱学森回国，阻挠过张维迎回国吗?对中国只封锁高科技，封锁过经济学家、律师、牧师吗?——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建立的高教体系的殖民教育本质由此可见一斑。 .

　　理工专业的兴旺程度和吃香程度跟国家的性质状态直接有关。殖民地社会的教育体系与先进的理工教育决不相容。搞理工的实事求是说实话才能成功。搞文科的吹牛夸张说谎话才能成功。搞理工科的吃香的时代必是说实话吃香的时代，搞文科的吃香的时代必是说谎话吃香的时代。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的时代搞理工的受尊敬;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的时代搞文科的受欢迎。学理工专业的人的出路跟国家命运密不可分。学文科专业的人的出路跟国家命运的关系却不一定，甚至国家垮了才有出路。国家工业化，学理工有用武之地。国家工业衰败，学理工前景暗淡。理工科吃香的时代必是社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理工不吃香文科吃香的时代必是必是社会撒谎成风腐朽没落走向衰败的时代。毛泽东时代中国迅速工业化，学理工科技的人供不应求，西方国家给中国“设计”的重文轻理的殖民教育格局被打破了。如今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又想方设法用种种借口排斥理工专业的人员，特别借口“法制社会”、“司法改革”为恢复“文人至上”、“文科至上”、恢复到西方国家给中国“设计”的重文轻理的殖民教育格局大造舆论。“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说：“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

　　用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列举的“不能瓜分中国”的种种因素跟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一对照，就可以发现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实际上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这些因素：

⑴   、瓦德西：中国人“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想方设法把“民族主义”变成一个贬义词，大肆宣扬“普世价值高于一切”、“为了民主分裂”，千方百计摧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创造条件。

⑵   、瓦德西：中国人“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无孔不入贬低嘲笑中华民族的一切、让人们相信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拼命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不让中国人“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

⑶   、瓦德西：“对於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言传身教不择手段破坏一切道德公德，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尔虞我诈寡廉鲜耻，拼命把中国人变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

⑷   、瓦德西：“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掀起社会性腐化堕落花天酒地挥霍浪费纸醉金迷的歪风，想方设法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不再能够“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

⑸   、瓦德西：“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假酒、假药、毒奶粉、毒大米、毒食品添加剂、转基因主粮……

⑹   、瓦德西：“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无孔不入诅咒义和团、大骂中国人面对侵略的一切反抗、大骂“爱国贼”、不遗余力把“民族主义”变成贬义词、大肆宣扬“和谐世界”、“融入世界”、“活命第一”、“绝对不抵抗”…… .

　　等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把瓦德西列举的所有那些不能瓜分中国、毁灭中国的因素一一消除干净，瓜分中国、毁灭中国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们的全部作为证明他们这个群体完完全全是西方国家“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的战略需要的产物——成批生产出腐败、劣等而又没有民族主义的猪一样的现代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让他们霸住一切权力职位。让中国只能产生猪领导，产生不了“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他们的的确确带着洋人的任务来的，带着洋人的使命来的：替洋人控制中国老百姓，确保“使中国睡狮继续昏睡，永远昏睡”，严禁中国老百姓有民族主义。他们的的确确是西方国家专门强奸出来统治中国、控制中国、瓦解中国、毁灭中国的洋狗杂种别动队。

　　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不管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如何天花乱坠妙笔生花，真正的目标只有一个：让这帮洋狗杂种当权卖国——“改革”不管如何改，必定是让这帮洋狗杂种们占老百姓便宜、喝老百姓的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普世价值”不管如何吹，必定是落实到让这帮洋狗杂种们消灭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舔洋大人屁眼。“干部知识化”、“没有文凭不提拔”、“民主选举”、“法制天下”等等不管如何大肆宣扬，必定是只准这群洋狗杂种当官当权，权力只准落到这帮洋狗杂种手中。结果：不是洋狗杂种当不了官，当官的全成了洋狗杂种。后果：无官不贪。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这种事?当干部不靠文凭靠实干，洋狗杂种吃不开。结论：哪里被这帮洋狗杂种把持，哪里必定腐朽堕落丑陋黑暗虚伪阴险乌烟瘴气邪恶无比。如今不管是官场、商场还是学界，哪里不如此? .

　　只有真正认识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才能明白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在义和团运动后“帮助”中国建立西式高校体系，看出暗藏在这个体系中的殖民奴化教育内涵，才能明白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殖民出身性质，看到中国所有知识界出来的人都毫无例外地经受过反民族主义的洗脑和精神强奸、都有“当人还是当洋狗杂种”的区别这个最特殊的情况。只有认识到这一切，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盛产汉奸”、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跟其它任何国家的知识界都不同，居然有那么多人那么蔑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中国文化低劣”，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建立在以妖魔化义和团为突破口的反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现代高校体系使中国知识界的人不是当人就是当狗”这个“根”产生出“中国知识界洋狗杂种充斥”、“中国社会所有成员只有知识界出来的人存在群体性国家忠诚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这样的“果”。

　　5、从义和团运动和“九一八”看“人民创造历史”与“‘精英’创造历史”

　　义和团运动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典型范例：直接挽救了中国、直接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和全球战略，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走向、直接导致西方国家确定了迄今仍在执行的对华战略根本原则、导致八国联军给中国社会强奸出一个洋狗杂种新群体——现代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二十世纪中也有一个“‘精英’创造历史”的典型范例：“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让日本轻而易举获得了东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实力空前增长，侵略野心极端膨胀，决心全面侵华，一口把整个中国吃掉，从此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原、南京大屠杀……

　　人民群众通过义和团运动创造的历史挽救了中国。文人“买办精英”通过“绝对不抵抗”创造的历史断送了中国。是中国老百姓又一次挺身而出不屈不挠奋不顾身拼死抵抗，又一次以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又一次以巨大惨重的牺牲为代价再次改变了历史，挽救了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挽回了“买办精英”断送的历史。 .

　　有人会不服气：打败日本的主力是美国，改变“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造成的历史的主力是美国，能算“人民创造历史”吗?

　　不对，抗日战争的主力是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亲口承认没有中国拖住日本，美国战胜不了德国，也就无从腾出手来打日本。如果没有中国老百姓不屈不挠坚持持久战，中国支持不下去投降了日本，美国想插手亚洲也没机会了。而且还有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不得瓜分、不得独吞”的对华战略。这个战略是从哪儿来的?义和团运动。换句话说，美国不准日本独占中国、为此不惜打太平洋战争的总战略是义和团运动的成果。由此可见，即使把打败日本的主要原因算到美国头上，追本溯源还是义和团运动的功劳——没有义和团运动，就没有美国这样的亚洲战略。即使要谢美国，那也得谢美国的亚洲战略，就得谢促使美国制定这样的亚洲战略的人，就得谢义和团——不管怎么拐弯抹角也回避不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成果。

　　中国文人“买办精英”一贯瞧不起人民群众，一贯口诛笔伐妖魔化义和团，一贯宣扬“买办精英”创造历史。既然如此，那就算算账：他们诞生一百多年来究竟创造了哪些历史?从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到今日中国这一百一十二年中，文人“买办精英”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扭转了中国的命运?扭转成什么样?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这一百一十二年里，中国文人“买办精英”唯一的一次直接改变中国命运的“贡献”就是“绝对不抵抗”。他们其它什么都没干，唯一做的事就是骂人，谁干实事骂谁——骂义和团、骂辛亥革命、骂北伐、骂农民运动、骂共产党、骂土地革命、骂八路军“封建割据”“游而不击”、骂解放战争“自相残杀”、骂土改、骂抗美援朝、骂公有制、骂工业化、骂合作化、骂“两弹一星”……中国从八国联军时代的处处挨打变为今日的世界核大国，如此巨大的变化全是中国老百姓前赴后继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的结果，是以无数生命鲜血眼泪辛劳为代价换来的结果，是毛泽东领导中国老百姓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有无数钱学森那样的名符其实的洋奴知识分子的贡献，但没有中国文人“买办精英”的尺寸之功和举手之劳。即使今天中国万亿美元外汇也全是民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功劳，没有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半分血汗贡献。而这些洋狗杂种却永远以“一贯正确”的姿态破口大骂，专骂干实事的。如果只看他们说的，不看他们做的，当真会以为他们是不会犯错误的圣人。但仔细一拉账单，不对了，原来百年以来他们啥也没干，唯一干的事就是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无穷浩劫的“绝对不抵抗”，干了还从来不认帐，别人吸取教训他们还破口大骂——毛泽东吸取了“九一八”时“绝对不抵抗”的教训：“打得一拳开，防得百拳来”，决策抗美援朝，他们象被挖了祖坟一样歇斯底里狂吼乱骂，幸灾乐祸抗美援朝的牺牲……这一系列事实无情地证明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是不折不扣的骂人专业户，专骂为中国干实事的，专捧压榨老百姓血汗的。所谓“精英创造历史”根本就是弥天大谎。不算这笔历史帐还真不知道，一拉历史的账单才发现这伙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不折不扣洋人强奸出来的专门跟中国人作对的洋狗杂种。 .

　　如此算了总帐才发现老百姓被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们骗苦了：整天光听见他们骂，被他们的骂声搅得晕头转向，他们骂什么就赶紧注意被他们骂的人和事，却忘了反过来看看这些骂人的人自己究竟干了什么。这就等于被他们牵着鼻子团团转了。对这群洋狗杂种，必须：

　　——不但要看到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到他们没说什么;不但要看到他们让你注意什么，还要看到他们不让你注意什么;不但要看到他们允许你看到什么，还要看到他们不允许你看到什么。

我在大学学的是理工，出国后再没上学学过中文和中国历史，所有的中文和中国历史知识底子全来自中学教育，可以说我的中文和中国历史的教育程度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过去我从来没仔细琢磨过义和团运动，一是想当然地以为那是历史学家的事，用不着我操心;二是觉得那是中国人心中的疮疤，一碰就难受。直到今年中国老百姓“九一八”保钓游行后文人“买办精英”们大骂“义和团式爱国”才引起我的注意，对义和团运动仔细分析思考了一番。这下才发现义和团运动不仅完全被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们歪曲了，是非黑白被彻底颠倒了，而且相当多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对义和团的认识完全错误，错就错在根本没看到义和团运动的真正历史意义，没看到义和团运动实际是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水岭，没看到今日中国的一切甚至亚洲历史其实都与义和团运动有关。更错的是把本该自豪的东西当成了耻辱，不知不觉上了西方殖民主义教育体系的当而不自觉。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

　　决心写此文的另一原因是：我一开始很不理解：百年来那么多“专家”、“教授”、“学者”、文人“买办精英”不知就义和团运动作了多少研究、发表过多少文章，为什么竟然没见一个人切切实实地道出义和团运动真正的积极的历史意义?象义和团运动与西方国家改变对华战略、不再瓜分中国、变直接侵略为间接侵略、在中国办大学等政策的关系、义和团运动与英美改变亚洲战略、英日结盟、日俄战争、华盛顿条约、太平洋战争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明明白白是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效果，为什么我，一个毛泽东时代普通中学生一个月就看出来的东西，那么多“专家”、“教授”、“学者”、文人“买办精英”一百多年都没看出来?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义和团运动无论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上百年的“研究成果”就是除了大骂义和团还是大骂义和团?我当然不会如此狂妄自大，当真以为自己比别人都聪明，也不会学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专门欺负残疾人，动不动就骂别人“脑残”、“智障”、“无知”、“愚昧”、“劣等”。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是按正常人的思路想问题而他们不是。正常人的思路是平起平坐，对等换位：假定自己处于对方的位置上，从对方的利益关系角度出发看问题，这样来看西方国家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对华战略的演变、亚洲战略的演变、英日同盟的利害关系等等，一切立刻一目了然。如果不把自己摆在正常人的位置上，根本排除了“从西方国家战略决策的角度看问题”的可能而只从中国挨打的角度看问题，那自然想都不会去想上述一切为什么发生。这是如今中国“学者”们最常犯的毛病。有篇网文“德国军事专家谈钓鱼岛让国内专家汗颜”写得很精采：

　　——“如今中国学者们在思考国际力量对比时常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学会从对手的角度看问题，一味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这本身就是中了对手的讹诈之策。就保卫钓鱼岛战略而言，中国人并没有看清美日对中国的恐惧，处处强调韬晦，这导致丧失战略主动权。” .

　　——“中国军事学者不但与西方军事教育脱节，而且也与中国老一辈军事家思想脱节，其中明显一点就是缺少必胜精神，顾忌太多，自己吓唬自己。”

　　——“中国军事学者的观点大多出于美国提供的观点与研究结果，其中当然有许多是美国人有意释放出来的，这造成了中国学者跟着美国意图思考的弊病。”

　　——“应当了解中国的对手战略意图，然后评估对方的战斗意志与方式，再然后评估敌我实力对比，之后才能制定战略战术。”

　　——“中国最可怕的就是畏惧本身，没有听说一个13亿人的国家整体怕失去朋友的，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就是最牢靠的盟友，比北约加上华沙国家人口更多。只要有‘以战止战’的决心，没有那个国家敢得罪中国，谁也不敢与永远无法消灭的中华民族战斗到底。”

　　为什么“没有学会从对手的角度看问题，一味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只有一种解释：内心深处没把自己当成与对方平起平坐的人，本能地将自己看得低人一等。这实际是狗的思维方式——只有狗才决不会“换位思考”，决不会把自己看成人，看成能跟主人平起平坐、可以从主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正是这让我发现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原来是一群洋狗杂种：他们自己把自己摆在了洋人走狗的位置上，不由自主地从狗的角度看待一切，当然也就没法看见从人的角度能看到的问题。 .

　　——对狗来说，主人永远正确;对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来说，洋人永远正确;

　　——对狗来说，主人不管如何拳打脚踢都是爱抚，都是为自己好;对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来说，洋人不管如何侵略压榨杀人放火都是“文明”，都是帮中国“进步”、“文明”;

　　——对狗来说，主人不管赏什么残汤剩饭烂骨头都是好意，都是抬举恩惠山珍海味;对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来说，洋人不对中国干了什么都是好意，都是“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八国联军打进来是“国际维和”，辛丑条约没割地是因为洋人宽洪大量，“退还”庚子赔款办大学是因为洋人慈善为怀以德报怨……

　　——对狗来说，主人之间的事跟自己毫无关系，问都不该问，想都不必想;对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来说，洋人之间的事跟自己毫无关系，问都不该问，想都不必想：英日同盟与自己无关，日俄在中国东北打仗与自己无关，华盛顿公约废除英日同盟与自己无关，美国怎么制定亚洲战略是美国人的事，美日矛盾是美国日本之间的事，中国只能逆来顺受，等着洋人发慈悲…… .

　　不过如果以为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只会模仿狗也不正确，狗做不到的事人家能做到。比如一家的主人窝里斗，打得盘子碗满天飞，狗决不会扑上去叼住一个烂盘子当成主人赏的肉骨头津津有味拼命嘬，嘬不出味道还一个劲地检讨自己味觉退化。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则有这种本事：譬如美国媒体揭露美军虐囚，美国人自己吵得不可开交，中国文人“买办精英”(“洋奴知识分子”)却跑出来声称这证明美国的伟大，连虐囚这样的罪恶都敢揭露……狗有这等把人家的烂盘子变成自己的美味肉骨头嘬得津津有味的自觉性和能耐吗?可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人“买办精英”出于狗而胜于狗——虽然人模人样，却是狗头狗脑狼心狗肺。

　　对中国人来说，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是判断是人还是洋狗杂种的试金石——不，试狗石：肯定义和团反抗精神的，是人;否定的，是狗。当妖魔化义和团的鼓噪占上风时，洋狗杂种们必定通过拼命渲染攻击义和团的斗争方式来否定义和团的斗争精神，硬把义和团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方式混为一谈;一旦形势倒转、妖魔义和团的鼓噪吃不开、肯定义和团的斗争精神成为主流时，洋狗杂种们必定摇身一变，从最激烈地诅咒义和团变为最激烈地“拥护”义和团，用强迫人们照搬义和团的错误的斗争方式来丑化义和团，为将来再反功倒算准备，仍然是把义和团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方式混为一谈。这套伎俩人们早已司空见惯，比如吴敬琏、阮明等，文革时比谁都“左”，文革后摇身一变比谁都右。虽然变来变去，但万变不离其宗。见风使舵左右交替软硬兼施——这是洋狗杂种们的一贯手法。 .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义和团的斗争方式不可取，义和团的斗争精神不可弃。不但不可弃、不可贬低，而且必须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我们的祖先在那么绝望、那么劣势、那么一片黑暗、那么茫然、那么被外敌内奸明枪暗箭内外夹击的险恶条件下都敢亮剑，明知不敌仍然拔刀而起挺身而出，凭一腔热血血肉之躯前赴后继硬是挽狂澜于既倒，硬是迫使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列强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是活死人而是睡狮，不得不改变瓜分中国的既定方针，不得不改变了整个对华战略和亚洲战略，硬是挽救了中国，硬是创造了历史奇迹——这是何等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纵观世界，还有哪个民族在如此绝望的条件下能有此勇气创造出如此奇迹?就凭这，中国人也应该有勇气、有信心克服今后将遇到的任何艰难险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