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派在英国全民公投中胜出已成现实，金融市场对此作出了剧烈反应，然而，如同公投之前市场参与者普遍低估了脱欧派实力一样，公投揭晓之后市场连日巨震恐怕也是判断失误的非 理性羊群行为。

毕竟，投资者在危机时撤离的速度超过繁荣时进入的速度，这是具有深刻心理根源的市场参与者的普遍行为特点。恐惧是人内心最深刻的感情，一旦出现危机或其它危险迹象（这种迹象 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当事人自认为的），并认为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些迹象，新的危机或危险“迹象”就会不断在群体成员的脑海中制造出来并迅速扩散，使得群体成员的恐惧感迅速加深 ，最终形成群体成员的共同竞相“逃生”行为，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业又加快了这一进程。各个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这种群体性心理现象，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席卷半个中国 的“叫魂”妖术恐慌，到本世纪2001年5月印度新德里“人猴”事件， 一起又一起案例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了这种出于恐惧的群体性妄想症传染力何其惊人。

正因为如此，投资者的风险厌恶者特征始终高于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当前金融市场对英国脱欧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调”，对英国脱欧经济社 会不利后果的预期也同样出现了普遍的偏颇，流行的分析论点过度关注了英国脱欧可能蒙受的损失，对欧盟因英国脱离而受损分析不足。毕竟，脱离了欧盟平台的英国固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 中分量明显减轻，但失去了英国的欧盟也是一样；说到底，英国是欧洲名列前茅的大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和英国昔日世界霸主的“江湖地位”也不是依托欧洲方才赢得，英国市场和管理体 制灵活性、商业环境优于欧盟其它成员国，英国对欧盟贡献多于所得，英国多年来经济增长实绩优于欧元区，……就连英国的决策，总体上也比法、德等欧盟其它大国要冷静老辣许多（这一 点在去年的难民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英格兰脱欧派确实有民粹成分，但那些主张留欧的伦敦居民也理智不到哪里去；仅仅两个月前，萨迪克·汗靠公交不涨价、建设5万套住宅两句空话 就把这些伦敦居民哄得团团转，一举拿下伦敦市长宝座，就职刚满一个月，就公开否定了自己的这两项最主要竞选承诺。

就当前而言，英国脱欧毫无疑问是英国与欧盟的“双输”；但从英国自身的立场出发，“脱欧”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只是短期冲击，无法掩盖“留欧”的长期痛苦；倘若英国全民公投 决定留在欧盟，那也就意味着英国将继续承受一系列的不利，而这些不利因素损害的将是英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活力，甚至有可能关系英国国家性质存亡：

继续被欧陆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绑架而不得不违心地背离自己的自由贸易倾向。在欧盟现行决策机制下，英国这个经济管理相对明智很多、经济增长业绩和活力要 好很多的国家，不得不让自己本来明智的决策管理能力屈从于“欧猪国家”低下的决策水平。继续这样下去，对英国未必是好事。

人们担心，布鲁塞尔欧盟监管机构的官僚主义束缚会抑制、乃至扼杀英国经济的活力。欧盟监管规则堪称全世界最繁琐最低效，欧盟官僚机构办事效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堪称最低，而英 国相对要有活力、高效得多。若能摆脱布鲁塞尔官僚机构繁文缛节的束缚，有利于发挥英国经济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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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在现行欧盟移民政策下，与欧洲社会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且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缺乏劳动积极性、只想分享欧洲福利的外国移民正在快速增长，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沉重 的财政负担，而且潜藏着对欧洲社会治安乃至文化传统、国体的颠覆性威胁。倘若“退欧”，英国可望明显降低此项威胁；如果“留欧”，英国面临的这项威胁不会明显降低。

倘若欧盟能够转而制定实施合理高效的管理政策，有理性坚强的领导，继续留在欧洲统一市场，欧盟深化一体化无疑是其所有成员国的最优选择，英国也不例外；问题是欧盟目前的政策 理念在可预见未来无望根本改革，决定了欧盟经济社会一体化深化意味着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本来，在正常条件下，要改善欧元稳定性，就需要扩大共同财政；但在欧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 ，扩大共同财政结果只能是加大富裕发达、管理相对稳健西欧国家对落后管理混乱南欧国家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不认同欧洲社会文化传统外来移民转移支付，激励落后、混乱成员国和外来移 民的道德风险。倘若有理性坚强的领导，欧盟深化一体化无疑是其所有成员国的最优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上的“最优”结果基本上已经无望实现，对于英国而言，脱离欧盟、退 而求其次保住自己本土的天地，不失为更有保障的“次优”选择。同时，作为欧盟大国，作为英联邦首领国家，作为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母国，英国因脱离欧盟统一市场而遭受的冲击不如那 些吵吵闹闹也要举办脱欧公投的小国那么大。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布局中，欧洲被视为重要市场，英国被视为重要支点国家，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事访问，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总额高达300亿英镑。英国脱欧，对中国与英国和 欧盟经贸、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影响如何？可以肯定，此事对中国与英国和欧盟经贸的负面冲击没有许多市场参与者担心的那么大，毕竟英国即使不加入欧盟也是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国家， 且开放度高于欧盟；而且，英国既没有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也减轻了英国脱欧的冲击。英国脱欧对中国经贸的负面冲击主要在于虚拟经济部门而非实体经济部门，主要在于 资产（包括民间投资和官方储备资产）价格波动而非实实在在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流量改变，主要在于增量而非存量。

英国脱欧对中国经贸增量的负面影响更多地会是体现在欧盟方面，因为这是欧盟第三支柱国家（德法居前两位）通过民意脱离联盟，而且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赞成脱离联盟的比例还高于 整体比例；换言之，是欧盟第三支柱国家及其主体民族抛弃了欧盟。

在英国脱欧派胜出后，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举行脱欧公投的呼声顿时高涨，而这些国家本来都是欧共体-欧盟的骨干国家，甚至还是当初共同市场的初始发起国，更让人看到了本该是 欧盟基本盘的民众对欧盟已经何其离心离德。经此一役，可以判断，欧洲已无希望在未来追赶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整个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潜力进一步缩小。鉴于欧洲是近几年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增长最迅猛的区域，而且中国企业收购欧洲资产普遍溢价较高；英国脱欧之后，基于对欧洲经济社会增长前景预期恶化，欧洲资产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官方储备资产总量中的长 期规划份额、中国企业收购欧洲资产的定价都需要适度下调。

英国脱欧对中国经贸还存在一定正面影响。这个国家是西方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故乡，其自由贸易倾向长期明显强于众多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类保护主义倾向 格外强烈的国家。然而，在欧盟僵化的决策机制下，有太多的事务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方能执行，其结果就是即使是少数保护主义国家也常常能成功地绑架整个欧盟的贸易决策。从2005 年震撼国际贸易界的纺织品贸易争端，到今年5月12日欧洲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英国扮演的角色都是自由贸易派，反对限制进口中国商品，却无济于事。脱 欧意味着“中国制造”进入英国市场的壁垒会降低许多。而且，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和欧盟都有可能加大力度拓展对华经贸。

英国脱欧之后，包括中资在内的部分在英外资可能出现“钟摆现象”，亦即先是从英国迁往欧洲大陆国家，数年后又从欧洲大陆国家迁回英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商业环境优于欧 洲大陆国家，其各方面制度自我调整的弹性优于欧洲大陆，即使不考虑那些欧猪国家，看看僵硬过时劳动法规对法国经济社会发展损害何其严重，法国反对劳动法改革的游行示威罢工何其暴 烈；看看德国当下主流政界人士从默克尔到各大城市市长在难民危机中的表现，评估他们有无施罗德那样豁出去牺牲自己政治生命也要改革过时僵化经济体制的勇气；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总体商业环境可能进一步反向发展，前者更加灵活，后者更加僵化。这样，部分在英外资为追求运营欧盟市场便利而从英国迁往欧洲大陆之后，会感受 到欧洲大陆商业环境的差距，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就会重新迁回英国。

英国是最早看好人民币潜力的发达国家，对参与人民币国际化颇为热衷，2012年启动“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的伦敦已经是最重要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之一，英国又是中国之外第一个发 行人民币计价国债的国家。国际金融界、学术界、舆论界不少人士认为，英国脱欧可能导致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被巴黎、法兰克福等欧洲大陆城市取代；在此基础上，伦敦作为人民币国 际化欧洲桥头堡的地位可能受影响，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非依赖欧洲大陆而取得，相反，欧洲大陆主要金融市场发展从伦敦受益颇多；由于伦敦金融城在机制 等各方面的优势，英国脱欧之后，法兰克福、巴黎等欧陆城市无法取代伦敦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遭受的冲击即使存在，也只会是短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