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下一场军事改革在哪里？ ——美俄对军事改革的反思

点击：  作者：陈婷    来源：《外国军事学术》  发布时间:2016-06-25 06:55:41

 

 

 

　　冷战后军事改革一直是涉及众多国家军队的普遍现象。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各国军队不断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关注其改革成果的同时，往往忽视他们自身对改革的反思。反思包含着他们对军事改革本质的认知，对改革动力和突破口的探寻，是其下一步深入推动改革的关键之所在。美、俄军改革分别是传统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军事改革的典型代表，从其对改革的反思，我们可窥一斑。本文试就美俄对各自军事改革中出现的影响改革的因素进行理性探讨。

 

　　 一、什么是真正的军事改革？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军事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从美俄对军事改革的反思来看，有人认为，“改革主要是关于新任务”；有人认为，“改革主要是关于信息技术”；还有人认为，“改革主要是利用新技术有效完成传统军事任务”；更有人提出“改革主要是关于一种军事创新文化的养成”。什么是军事改革关键的影响因素？以美俄军改革历程为例。

 

　　冷战后，美军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整个90年代的军事改革和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的军事改革。1991年，美军利用其空中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赢得了第一场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从而引发了一场以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性军事革命。对于美军来说，海湾战争让美军彻底走出越南战争失败的阴影，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美国各界为战争的胜利沾沾自喜时，有人开始反思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如，通联系统不兼容、目标定位和战争毁伤评估的争议等，寻找继续改革的出路。有人继续研究苏联理论家关于精确打击弹药、广域传感器、计算机化的指挥与控制（C2）系统将给战争样式带来根本性变化。而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清醒的认识到，“虽然技术的进步使这种特定的军事技术革命具备了可能性，但只有在提出新的作战概念，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新的军事组织机构已然建立起来之时，革命本身才会得以实现”。他认为，在基于精确打击的日渐成熟的军事革命中，技术是最不重要的元素，军事改革并非技术改革。从1993年7月开始，马歇尔逐渐用“军事革命”一词替代了“军事技术革命”，以强调他的观点。对于此时的美军来讲，“技术条件业已具备”，但“条条块块”却阻碍了他们“发挥全部潜能”。这使美军领导人认识到，技术并没有使美军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军仍是一支为应付苏联军队而准备的、工业时代模式的军队。美国的军事改革不但没有完成，而是刚刚起步。

 

　　“9·11”事件后，美国似乎在一夜之间对其安全观有了全新的认识。美国认为，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最庞大的情报机构，但是既不能预知恐怖事件的发生，又难以确保恐怖主义来袭时的安全。未来美军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具有高度地不确定性，美军必须采取行动，未雨绸缪。随后美军使用压倒性的常规军事力量，迅速取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两场战争”验证了美国军事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但也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美国著名的军事改革研究者温斯洛·惠勒、劳伦斯·科布批评指出，这种认为打赢初期的决定性战斗行动就是赢得战争的做法，没有考虑到当代战争性质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战争加入了“宗教、文化和全球主义的成分”。传统的军事胜利只是下一步稳定行动的前奏，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由稳定行动决定的。脱离战争性质变化所搞的改革，是“把改革当成结果，而不是获取结果的手段”。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改革者太过看重技术，把改革（转型）搞成了一场“科技狂热”，使军事改革偏离了方向。为此，美军领导人开始更多关注军事行动中的人文因素。美国陆军将稳定行动视为与进攻和防御同等重要的行动，并颁布FM3-07《稳定行动》，用以指导部队的行动。

 

　　冷战后，俄军改革可分为三个时期：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和“梅普组合”时期。叶利钦时期，俄军完成了裁军、撤军工作，对国防领导指挥体制和兵役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由于财政的困难，这一时期俄军对武装力量数量和战斗编成进行了雪崩式的削减。俄军事专家指出，削减不仅使很多战斗部队的作战能力大大减弱，也因为没有考虑被消减人员的住房等社会问题，使其结果与节约的愿望适得其反。俄军为此在两次车臣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普京时期的俄军改革为“梅普组合”时期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俄军取得“俄格战争”的胜利，但俄罗斯各界在战争结束后开始发思俄军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他们认为，其中最为深刻和沉痛的教训是，俄军没有跟上信息时代战争形态发展变化的步伐，过分沉溺于大战思维，不愿打破旧有的体制框架和传统建军模式，使军队改革偏离了准备和打赢未来现代化战争的大方向。为此，俄军于2008年启动了“新面貌”改革。2012年，俄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新面貌”改革基本完成。但俄军仍面临许多未解决的问题，改革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从以上对美俄军事改革的分析看，军事改革不仅仅是军事理论、技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的改革，而与此关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生活等因素也都要予以充分的考虑。没有这些维度的研究和分析，改革的措施或者沦为思辨性的猜测，或者是亦步亦趋的模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军事改革的泛化理解。美俄一些学者将军事改革的精髓概括为通过在思想（包括士气）和物质上同时压倒对方而取得战斗胜利的方法。著名的军事改革研究者温斯洛·惠勒更是提出从物质、思想、精神三个方面递进的认识军事改革的实质。这些对改革本质的探寻，是对改革规律的挖掘和总结，对改革的推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可见，真正意义的军事改革是根据战争的需要调整军队中与其担负任务不符的那些组成部分，沿着与其使命相一致的方向建设与发展，认清军事改革的实质。

 

　　二、人永远是改革的第一要素

 

　　人们常说：“闻鼓声而思良将”。人、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是军事发展的三要素，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俄军在各种法规类文件中都会强调人的重要性，但在其改革的过程中，仍不停地用高昂的学费，来换取对这一简单道理的认识。俄军事专家亚高尔茨在分析俄地面部队和军官在“俄格战争”中面临的窘境时，指出坦克开出库，却不能用于作战，指挥员拒绝带领部队投入战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指挥。美军事理论学者在分析伊拉克战争时提到，当美军“挺进巴格达”遭遇到萨达姆非正规的游击部队时，指挥官们被他们使用的战术弄得不知所措，一些指挥官甚至“惊慌失措”地想“暂停”作战，还有一些指挥官就是在前方没有敌人的情况下，也要要求用几天时间来准备行动。这样的教训在美俄军近几场局部战争中比比皆是。美国陆军少校范德格里夫曾撰文写到：“改革为什么不从根本做起呢？国防部、国会和智库机构中的领导们真的想实现部队“转型”，那么他们应该从潜在的下一代领导人着手，而且越早越好。”而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战争形态的日新月异，组织机构的不断更新，人们眼前的“迷雾”越来越重，人还是改革的第一要素吗？

 

　　军事改革必然导致先进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运用，如何看待武器的先进性？美俄有不少学者指出，要让技术的使用“有助于使用它的人”。美国陆军耗资1600亿美元打造了“未来作战系统”。研发人员声称，运用该系统指挥官及战场上的部队不但可以了解友军的位置，还能清楚知道敌人的位置，甚至身处远方司令部的指挥官也能直接指挥战术部队，其将带来战场上的革命。伊拉克战争后，军事理论研究者戴维·塔尔伯特在《技术是怎样在伊拉克失败的》一文中披露，一些部队抱怨系统太复杂，有太多的信息要处理，其中大多数是无用信息。而当这一系统开始工作时，身处数十英里甚至数百英里外的指挥官就会事无巨细地控制战场部队的每一个行动。有些战术部队十分讨厌这一装备，结果干脆将其一关了之。“未来作战系统”不仅没有拨开战争的迷雾，反而使战争“雾上加雾”。当美军身陷伊拉克战场，拉姆斯菲尔德既忧虑又困惑：为什么“我们干得越卖劲，被落下的就远啊？”美国军事改革研究者林德深刻的指出，“拉姆斯菲尔德太过看重技术，他看重的是“转型”，一项大范围的用高科技来替代人力的工作，以期美军将来一直能对任何潜在的国家对手保持优势地位。正是这一高技术，不但未能使美军揭开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扑朔迷离的叛乱分子身上的那层迷雾，而且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美军对付那些无能且随时可以找到的常规敌人时也屡屡失败。”

 

　　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战场环境变得日益复杂，“三非”“三无”等战争理念甚嚣尘上。战争形态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仗还需要人打吗？美俄学者撰文指出，多种战争形态混合出现，战略与战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如，武装冲突的网上直播，可能使传统观点中纯粹的战术规模的行动，瞬间转变成更高层次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因此，指挥官更应懂得战术行动具有战略影响，战略行动直接影响战术环境。可见，在未来战争中，人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更加重要了。

 

　　正如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提出的，体制编制是军事改革推进和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但这样那样的改组会自动成就改革吗？美军事理论学者在分析一些典型改组建议失败的案例后，指出，很多体制改革都倾向于“把过多的权力赋予某一个人或机构”，这样能够“理顺”关系，提高效率。但其前提是机构的领导“不去争名夺利而是想着如何把工作做好”，否则改组将带来更大的危害，即决策者无法了解实际情况，被“架空”起来。

 

　　反思近几场局部战争，美俄军事理论学者又将关注的重点再次聚焦到“人”的身上。他们特别强调，军官的“生长”性和灵活应对性。所谓“生长”性就是应保证军队领导人员接受扎实的基础教育，而不是那些接收希望走“捷径”的军官们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所谓“灵活应对性”就是应进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训练，而不是按事先写好的“菜谱”解决事先设计的问题进行的“照本宣科”式的训练。对美国陆军军事人才培养起重要推动作用的范德格里夫少校认为，指挥员通过掌握思考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来发展壮大。他特别倡导乔治敦大学“战术决策兵旗推演”。这种推演最大的进步就是打破了像记背“清单”一样记背作战程序的教育体制，使指挥员在定下决心时，要面对各种突发情况。在反思俄“新面貌改革”军队存在的问题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尝试实施战备突击检查，提高部队战斗力。检查因不打招呼，真抓实练，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俄总统普京的大力支持，并在俄军全军范围内推广。第一次战备突查后，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总结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所有被检查单位的作战值班员和部队值班员都十分欠缺通过自动化作战系统传达指令的技能。”随后，俄军将新装备特别是指挥通信装备的使用列入检查重点，加速了新装备战斗力的形成。

 

　　可见，无论技术多么先进，军队多么现代化，在改革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改革能否找对方向，能否选准突破口，能否成功，取决于人的因素，这也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这一定理相一致。

 

　　三、能“看到”未来的思想是关键

 

　　人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引导人的思想更为重要。军事改革的思想产物之一通常体现为条令和条例。美俄学者认为，条令不仅要告诉行动者怎么做，更主要的是为行动者提供思考问题的思想导向，改变置战争现实不顾的“庙堂式”思维。这种思想是能看到“未来”的思想。

 

　　“未来”首先是最前沿的。美俄军事理论学者们在探讨美国军事改革的源头时，都离不开一个人——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正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了“军事技术革命”。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快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展开广泛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而这一思想并未得到前苏联的重视，使其在军事改革的浪潮中远远落后于美国。而提到美军的改革，也不得不提一个人——博伊德。越南战争后，当美军不知如何应对“消耗战思想”的失败时，博伊德提出了“机动战”的想法及“博伊德周期”（OODA周期）。学会如何运用“OODA周期”被美国军事理论学者称为军事改革思想的入门课程。这一思想对F－15、F－16战机的设计和改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衍生了许多非常实用的飞行战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俄学者又提出，信息战、网络战、生物战等全新作战理念，它们也必将对未来军事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也是传统的。美国军事理论家反思两场战争提出的“第四代战争”理论，借鉴的就是中国的游击战争理论。面对非对称战争、非接触战争、信息战等新战争理念，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利耶夫大将更是深刻得指出，新战争理念反映了军事对抗某一方面的特点，这些要素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反映整个战争的全貌；战争不会在真空中进行，诸如战斗、战役等概念是不会消失的，它们是组织军队使用的样式。俄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赫拉姆奇欣甚至指出，当前欧洲反恐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其掘弃传统作战理念，一门心思搞反恐造成的。

 

　　“未来”还是科学的。面向未来的思想强调前沿，但不是盲目、极端的；强调传统，但不是保守、封闭的。它们是客观和科学的。美军许多战争理论来源于现代管理理念。“聚焦式后勤”理论就是美军借鉴“沃尔玛”等现代物流公司的高效经营模式提出的。俄军事理论研究者，运用美国学者提出的“可控混乱”理论研究如何应对“颜色革命”，甚至将“颜色革命”纳入“混合战争”的研究范畴。

 

　　可见，预见未来是决定军事改革沿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因素。俄总统普京强调，“要预测国家未来30～50年的威胁”，就是要将俄军的改革成本降低，避免在改革中走弯路。

 

　　四、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

 

　　美俄军事理论家都认为，法律、条令是思想层面的事，如何执行就是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什么是“精神”问题？

 

　　这首先是责任。在阅读大量美俄反思军事改革文章时，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布什、普京、克林顿、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而是博伊德、斯普雷、斯平尼、菲茨杰拉德、范德格里夫、伯顿、科科申、沃尔科夫等。这些人才华横溢，是改革重要的推动者，对改革具有重大的贡献。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坚持改革，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而被迫退役，退役后仍不遗余力推动改革，体现出对国家深刻的责任感。伯顿曾是美国空军上校，他曾主持多项武器测试，坚持测试必须真实，而且必须将检验结果如实上报。1991年，美陆军准备展开“沙漠风暴行动”时，美战区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得知送至阿拉伯的“布莱德利”步兵战车不是经伯顿改造后的那批，就将战车全数打回，换成伯顿改造版。但当时伯顿由于坚持实战测试并如实上报测试结果，得罪陆军高层领导而被迫退役。退役后，他仍然坚持推动武器实战测试的工作。值得一提的还有博伊德，他被誉为“最重要的战略家和改革运动的精神领袖。”服役期间，他因在能量机动理论、F-15和轻型战斗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成为美国著名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师。以他的履历退役后，能在工业届找到6位数的高收入工作。他却到国防部长计划分析与评估处当了一名咨询顾问。每两周只需工作一天，他却每周工作50小时，为美军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也因此被称为伊拉克战争胜利的“建筑师”。当他备受打击，仍醉心军事研究时，朋友问他为何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时，他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能够随心所欲做事情。只有两种方法可以保证你的自由——要么成为有钱人，要么把欲望减少到零。我永远也不会变成富人了，因此只有放弃自己的欲望。权贵们从我这里拿不走什么，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拿。”人们对他对国家利益的无私奉献倍感“敬畏”。美国著名军事理论研究者斯平尼撰文写道，“他是一个道德的典范，相比之下，他的才华与成就都会显得黯然失色。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做贡献。”

 

　　其次是信念。虽然美俄学者对其军事改革满是诟病，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的深入推动都会涉及多个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的成功推行都需要一种对改革必胜信念的支撑。美军在国防采购领域的很多做法受到他国的称赞，但对飞机仅仅“先飞后买”的简单提议，是经过部门内部不停地斗争才能得以实施的。倡导在真实条件下进行武器测试的普莱尔测试改革提案，更是经过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背后工作，才在国会获得通过。而其先进的作战理论，有些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历程才得以确立。在对越南战争进行反思时，美国军事理论研究者就提出在未来战争中反叛乱作战的重要性。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对美国特种部队地位的正式认可，被看作通过特种作战实施“反叛乱”作战的重要标志。当时，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将对美军的战争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但当2004年7月乔治·凯西将军接任驻伊拉克美军及联军司令，命令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参谋人员召开一次与司令部反叛乱专家们的见面会时，驻巴格达的美国陆军司令部竟然找不到一名反叛乱专家。而此时美国军事当局已于认定的叛乱分子们打了一年多的仗。直到对两场战争再次进行深刻反思后，美军才真正认识到反叛乱作战的重要性，开始出台相关规定。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是在许多改革的坚定推行者们不断尝试，不断推动下，才得以成功实现。

 

　　第三是共识。美俄军事专家认为，军事改革第一看重的就是这种纵横于军队之中的信任和理解。这种信任和理解在高层更多的是共识。从俄军事专家对叶利钦时期军事改革进行的反思可以看出，如果信任和理解遭到破坏，则越是在高层影响就越大。这一时期俄国防部长走马灯似的的更换，类似将导弹太空防御兵与战略火箭兵合并的糟糕的改革举措，严重破坏了高层对改革的共识。改革没有科学性可言，更为严重的是当战争发生时，总统面临失去军队支持的危险。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在决定出兵后一些高级将领坚决反对动用军队，国防部3名副部长为此辞职，陆军第一副总司令拒绝担任前线指挥，11名将军给议会写信要求讨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2006年，美国许多陆军将军要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辞职，而这一时期美军的改革也乏善可陈。美国军事理论家认为，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对改革分歧，导致双方极度缺乏信任。

 

　　这种信任和理解在基层更多的是团队的凝聚力。这甚至是很多作战指挥原则的重要支撑。美军军事理论学者指出，下达“任务式命令”体现出指挥官对下属的信任。如果指挥官事无巨细地什么都管，那么他的部下也无法适应战场上不断变化的情况。“任务式指挥”也就无从谈起。

 

　　可见，责任、信念和共识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巨大。责任，即对国家、民族、军队的担当。正因为国家面临着威胁，正因为民众的安全受到挑战，军队才应该做好准备。信念则是对军事改革充满信心。而共识则是对改革正确方向的一致认可，是彼此间的信任和理解，是推动军事改革的动力。

 

　　五、几点思考

 

　　1．如何看待美军的技术优势？

 

　　技术是军事改革重要的推动因素。美军非常重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一直处于世界军事技术的最前沿。尽管从海湾战争到两场战争，美国许多军事理论研究者对美军在改革中对技术的偏重提出尖锐的批评；尽管美军一直有研发经费高昂，但又不利于部队使用的装备研制项目下马，但依然不能使其放弃对技术的“狂热追求”。2014年，美军又发布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国防创新发展战略——“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军为什么要追求军事上的技术优势？为什么能追求军事上的技术优势？

 

　　分析其“第三次抵消战略”可以看出，这其中绝不仅仅是技术。其实施举措除技术发展计划外，还包括改进“更优购买力”计划，建立高效灵活的采办体制；推动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完善兵棋推演系统，改进战略分析工具；积极创新，孕育新的作战概念等方面。因此，在分析美军技术优势时更应该关注技术创新牵引作用的内在机理，及其如何用先进技术牵引部队建设和作战的发展。同时，有些颠覆性技术并不具有“颠覆”性，可能代表未来“颠覆”的方向。以美军提出的颠覆性技术中的隐身技术为例，运用隐身技术飞机可以很“隐身”，但飞机挂的导弹是不“隐身”的，作战时不打“机”可以打“弹”，这是隐身飞机的一大缺陷。

 

　　在美军最新公布的五大关键技术，包括自主学习能力的机器、人机协作、人类作战行动辅助系统、先进有人／无人作战编组、针对网络（攻击）和电子环境进行加固的网络赋能自主武器。这五大关键技术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人机的结合。没有高素质的人员，是无法考虑人与机的结合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不断反思中，美军已经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先进的人才培养制度。每当有重要的计划或指南出台，美军就会出台或更新人才培养政策，以支持计划或指南的实施。如美军的《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就随着美军重大政策的出台不断更新，对其人才培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美军最大的优势不是技术而是人员的素质。

 

　　2．如何看待未来的接触战争？

 

　　分析近年来的作战实践，美俄军事理论学者都清醒的认识到，未来战争绝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传统的接触战争也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未来战争将在陆、海、空、天、网各领域展开，从战争的实施策略看，如果不得不进行战争，就不能被敌人所左右，而是要把敌人想避免的东西强加给敌人，这就是接触行动；从战争的实施结果看，高技术和网络化战争仍然具备传统战争的轮廓，如反恐行动，真正解决战争初期战斗问题的，还要靠地面部队的清剿行动。因此，各国在加强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太空、网络等高精尖武器研制的同时，也必将对未来可能接触行动的战法进行演练。俄军专家就称，必要时要将“战争变成接触战争”。

 

　　3．如何看待“生长”军官的培养？

 

　　对于军官的培养，美俄军事理论研究者强调军官必须接受基础教育，这其中除基本知识外，包括塑造学员坚强性格的情感培养，如，如何在面临各种压力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对国家和军队的忠诚等。这种情感的培养要求军官特别是初级军官是要在军事氛围浓厚的环境中“生长”出来。他们不仅学习最先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军人抗压、牺牲、奉献的精神。

 

　　4．如何看待对外军的预测性研究？

 

　　如何加强对外军的预测性研究一直是外军研究的难题。一方面，外军研究内容纷繁复杂，通常一名外军研究人员很难很好的兼顾方向研究和国别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军事改革的深入推进，外军建设和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很多时候对外军的研究工作不得不放在应付其发布的各类文件、政策的翻译和对其的解读上。这种单纯的解读有时容易出现一些人为的连接，而真实的变化和过渡的关联却反而被遗漏、忽视。通过研究美俄对军事改革的反思可以看出，反思中包含着一些改革的细节，这对研究改革非常重要；也包含着改革措施在其政治和军事文化环境中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这对预判其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因此，关注国外一些主要军事理论研究者对军队建设和运用反思方面的学术成果，对加强外军的预测性研究大有裨益。

 

　　目前，美俄军在酝酿下一轮改革，其军事理论研究者也在探讨“下一场改革在哪里？”从美俄对各自军事改革的反思看，影响改革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寻找改革的方向，选准突破口，进行真正意义上军事改革仍是重中之重。而人的主观意识，其精神，及对未来武装斗争发展趋势的研判，仍将对改革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外国军事学术》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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