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几天在网上随意浏览，偶然发现《中山日报》一篇全面解读城市拆迁的文章―――《城市拆迁的思考》，作者为周俭，文章很长，分四期刊发。笔者大致浏览了一下，发现竟然是一篇十分难得的好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虽然不随大流也不合主流，但却道出了“沉默的大多数”心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话。毋庸讳言，这是一篇为“强拆”正名的文章，当然，这里说是“强拆”无疑是依法强拆。相对依法强制拆迁被大众妖魔化的舆论环境，为“强拆”正名就是拔乱反正、正本清源。显然，在拆迁被妖魔化的舆论环境尚未改变的情况下，为“强拆”正名会被一些人当成“另类”，但这种“另类”声音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舆论场最需要而又最稀缺的。其实，这种“另类”声音，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原则所要求的，延伸看可以说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回归中华文明、回归毛泽东思想!

　　《城市拆迁的思考》的作者在文章中再次提及五年前发生在江西省宜黄县的“9·10强迁自焚事件”，并多处提及笔者五年前写的那篇影响极大、传播极广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和三年前写的同样在网上大量传播的南都专访《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并以事实和道理支持笔者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如 “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的自愿拆迁”、“ 公众同情被拆迁者因仇官”等，同时也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进行了辩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在上述两篇拙文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理解和接受，这些观点和理念甚至颠覆和改变了包括高校青年教师在内的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的认识，这种颠覆和改变毫无疑问是具有正面意义的。这些年笔者有机会接触了一些高校教师，他们当中不少是硕导、博导，这些高校教师告诉笔者，他们都极力向学生推荐阅读笔者的那几篇文章，希望藉此帮助学生认清中国国情，理解中国政府。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甚嚣尘上，加之对物权法的片面理解，尤其是在所谓的公知、大V们的误导下，很多人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于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取代了“先国家、后集体、再人个”， “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打击各种歪风邪气”等口号在主流媒体销声匿迹几十年了，于是社会价值颠倒、道德滑坡、歪风邪气盛行……。

　　不可否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公共舆论场上起主导作就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公知和大V，这些人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网络上的舆论导向，主导着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方向。这是基层政府依法强制拆迁被妖魔化的主要原因。所幸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洞若观火，习近平同志上任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正本清源，纠正过去错误的舆论导向。目前看来，这样一种努力正在取得成效，但尚未从根本上改变。

　　如果时空倒转，2010年的宜黄事件发生在今天，宜黄或能免遭官媒与民媒联合起来“全面围剿”的命运。那样的话，宜黄事件也成不了那些以维权卫士自居、不守职业操守的记者和律师表演的机会。当年那些记者和律师(后来一些公知加入其中)利用新兴媒体―――微博，采取选择性报道的方式，操纵网络舆论、误导社会大众，使得宜黄事件持续发酵，在网络与媒体世界掀起一波又一波舆论浪潮。宜黄事件被舆论关注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各方介入之深在同类事件中前所未有，因此宜黄事件无疑将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可否认，宜黄事件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运动中更加注重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但宜黄事件对于当时乃到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公共事业建设以及整个社会治理等都将产生相当大的和持续的负面影响。

　　笔者在《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文中曾预言宜黄事件将使宜黄的发展“落后五年”，现在看来此言不虚。而且，受事件影响的不止宜黄，全市、全省及至全国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近数年来，全国各地“三非”(非法占地、非法建设、非法交易土地)在城市乡村如火如荼上演，各种违法违规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量良田被非法违规侵占。不少地方春天最美的画卷――乡村一望无际的田野已不复存在，因为田野里杂乱无章长出了许多房子。宜黄事件的后遗症在宜黄当地随处都能感受得到，就拿宜黄县第二水厂来说，项目早下来了，但却迟迟动不了工，因为地征不下来。因老水厂供水不足，高层住户长期缺水，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成为宜黄干部群众最堵心的事。由此可见，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一件处理失当的公共事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有多大，而这个代价无疑是要由当地全体社会成员来承担的，那些为事件推波助澜的记者和律师以及跟着起哄的公知和愤青们自然是毫发无损。

　　宜黄事件之后，笔者所在地要建火车站，意向性选址刚敲定，那里的农民便没日没夜在那块地及周边抢种房子，最后政府不得改变选址。县里规划要建一条防洪堤、要修一条公路，消息灵通的农民，早早便在建堤坝和公路可能经过的地方抢种各种树苗，有的甚至不惜花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买来大树栽种…….类似现象这些年可谓层出不穷。这些乱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五六十年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在中国向来最淳朴和最本份的农民为什么变得如此自私?如此大胆?如此无视政府、如此无视政策法律?这是谁之过?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的治国理政方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此发展下去当政府的社会动员力销蚀贻尽的时候，我们还拿什么管理9亿农民、治理广大农村?对于这些社会乱象，社会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甚至痛心疾首、寝食不安，怎无奈上层精英醉生梦死、普通大众浑浑噩噩!

　　今天的社会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丰富，但社会秩序却出现相当程度的紊乱甚至可以说社会乱了，有研究者把这种乱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面对社会乱像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现在是不是有点像文革?干部抬不起头、刁民横行霸道，上头只知道一味讨好民众、一味给人民币、一味压基层干部……。政治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散财童子，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贾”。当政府没有了权威、干部(这里泛指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涉公人员)没有了尊严，这个社会会出现什么状况?研读进入本世纪后的涉农政策法律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政策法律都隐含了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假设，那就是对基层干部的极度不信任，换一种说就是认定基层干部都是不讲规矩胡乱办事的。因此，所有“游戏规则”(包括程序和标准)都由北京或省里的专家、官员坐在办公室里设定，基层干部只要像傻瓜一样执行就是。中国农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政策全国全省“一刀切”并越过县乡直达最末的组织和个人，基层干部手脚被绑死了，还如何保一方平安?

　　中国社会失范与失序的原因是什么?有研究者在总结当年国民党败逃台湾的原因时，把南京政府里海归太多作为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里83%是海归。最近，老田写了一篇《毛泽东终生不变的反精英主义色彩》的文章，文章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纯平民主义政治家，毛泽东的一生对精英主义是极为鄙弃的。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在建设时代，毛泽东都是“发动多数人、依靠多数人和为了多数人”，这与今天大陆精英主义者把民众视为某种边缘化的、拟物化的东西和对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因为**对平民主义深刻认识和真诚的实践，才使得**具有空前的感召力，取得划时代的革命和建设成就。

　　中国的专家学者有几个在研究中国真问题、农村真问题?有几个专家学者像毛泽东写《寻乌调查》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去做调查研究?当然政府人大政协的许多调研也是如此。去年有一篇在网上传得很广的文章，名为《经济学诺奖得主科斯：对中国的十大忠告》，其十大忠告之一是“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中国高层决策智囊团中充塞的多是像周其仁一类迷信新自由主义等西方教条、顽固推行变相土地私有化的所谓自由派学者，这些学者甚至不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把海外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把江浙的经验照搬到内地(如近几年在全国开展的土地确权工作)。把9亿农民的命运完全交到这样一些象牙塔里的自由派学者手里实在是太不靠谱且风险极大。目前看至少一半投到农村的各种资金(每年数百亿甚至几千亿)是低效、无效甚至负作用便是一例。因此，笔者呼吁，中国的有识之士，或者说中国的本土派、国情派，尤其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应当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勇于和那些在决策中居主导地位的海归派、西洋派争夺话语权和参与决策权，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南海出来的政策贴近农村实际，并确保中国农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影片《大明劫》有一句台词：“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显然影片是在“借古讽今”。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奋起主导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从而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并因此创造了中国奇迹。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很多问题还非常严峻。因此，笔者认为在实行改革开放38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需要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当然，今天的拨乱反正与30多年前的拨乱反正内容可能完全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纠正错误、端正思想、认清道路、凝聚力量，在此基础上，开启新的征程，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前进!

　　作者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中国社会需要再来一次拨乱反正》，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良心”。作为农民的儿子，我要为农民呐喊，作为党员我要为党分忧，作为公务员我为政府尽力，作为政协委员我要为国家谏言，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句话忧国忧民忧党使然。

　　我在农村工作了二十多年，见证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农村的发展让我高兴，但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所受的苦。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三农问题。当二十世纪末三农问题凸显时，我以笔为武器，撰写了许多揭示三农真相、剖析三农根源、提出三农对策的文章。2001年我调进县城工作后，我关注的已不限于三农，最定我关注也最让我愀心是近一二十年我国混乱不堪的社会治理。

　　2010年9月10日，我县发生了一件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9·10强迁自焚事件”，起初我置身事外，后来随着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面对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为宜黄县政府辩护，于是就有了那篇网友所说的“大讨论、大讨伐、大传播、大流行、大时髦”的文章――《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以及那句颇具争议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遗憾的是，我呕心沥血、内容丰富的文章，能读 懂的网友不多，公知和大V们当然是装聋作哑、肆意歪曲。于是我又写了三篇文章进行深度分析，它们是：《龙年再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南都专访：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新型城镇化下再思宜黄事件》(发表于《时代周报》)。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有一大批人支持，但必竞孤军奋战敌不过众多的记者、律师以及其他公知和大V，自然也扭转不了依法强制拆迁被妖魔化的舆论环境。于是我决定收笔，不再写文章再谈宜黄事件。

　　前些天在网上浏览，偶然发现《中山日报》刊发的《城市拆迁的思考》，此文再次撩起我再谈强拆问题的兴趣，因为宜黄事件的负面影响还在，因为拆迁被妖魔化的舆论环境还在。同时，我想借着谈强拆问题，把我近一二年来对我国社会治理尤其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和盘托出，希望这些陋见能够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如果能够上达天听则更好。我想，我能为党为国家做的大概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