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编造出崩溃论谎言来四处散播。

　　下面是辛子陵编造的谎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

　　辟谣：

　　早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决议，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十五天后(11月9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就乘飞机离开北京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常驻联合国总部。与此同时，新华社组建了拥有十来名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的“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常驻纽约。第一任分社社长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名记者张海涛(他于80年代回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已离休在家)。

　　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工作繁重，而且经常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来访，交流情况，商谈工作。所以，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相当多。据张海涛同志介绍，我国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不久，就花485万美元在纽约的曼哈顿西区购买了一幢拥有270多套房间的十层大楼，拥有自己的医务室和汽车队，办起了可供三百多人用餐的内部食堂。为了便于招待外宾，食堂里配备了从国内选调去的高级厨师。

　　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是在两年半之后(1974年4月6日)。我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各项设备都已齐全，连新华社联合国分社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设备。邓小平副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到纽约，就住进了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那幢大楼的第十层(邓小平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在代表团的办公楼办公，在代表团的食堂吃饭，并在那个食堂宴请来访的各国友人。辛子陵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 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纯粹是辛子陵编造的谎言!

　　在本机关、本单位的食堂里吃饭，要给服务员付小费吗?这样的怪事谁见过!?辛子陵如此胡编乱造，实在可耻!

　　辛子陵说，邓小平回国时，穷得“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这也是荒唐之言。当年的代表团人员和随团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都知道一件趣事：邓小平回国时途经巴黎，用自己的钱在巴黎买了一百个牛角酥(巴黎小吃)。飞机到达北京，发现周总理亲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当即取出牛角酥来请周恩来等同志品尝。

　　这里再简单谈谈我国的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和外事经费情况: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学贯中西”、眼界开阔而又脚踏实地的先进人物，一贯重视国际交往活动，因而也重视外事经费的筹措。早在日本投降之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选调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员，在香港办起了华润公司、五丰行等等(统称“中资公司”)，赚取外汇(港币、英镑、美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那年头，在蒋管区受到国民党军统特务追捕或监控的文化人、学者专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常由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设法，把他们送到香港去避难。他们在香港的生活费用，大都来自我们共产党办的中资公司，并没有“缺乏外汇”。

　　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的败局已定。我们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决定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帮助民主党派人士从南京、上海等地前往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或苏联轮船去华北、东北的解放区。他们的交通费、生活费大都来自我们共产党在香港办的中资公司。从来没有因为“缺乏外汇”而误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的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从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封锁禁运，长达二十年之久。(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98页)

　　那二十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两个重要渠道：一是通过香港出口、进口;二是从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一年两次“广交会”，吸引了大量外国来的商人，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国从对外贸易中所得的美元、英镑，除去开支(包括外事活动的开支)，还有不少节余。这些节余(即外汇储备)，一部分存在香港的银行里，大部分存入瑞士的银行。一来是为了“保险”(瑞士的银行不听美国政府指挥，不会侵吞或冻结中国的存款)，二是可以得利息。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国经济曾一度受到较大的干扰、破坏。但是，我国的对外贸易照常进行，每年两次的“广交会”照样举办。

　　进入70年代，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加快。1970年，达到45.9亿美元。1971年，由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1972年上升到63亿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长74%，达到109.8亿美元(其中，进口51.6亿美元，出口58.2亿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长32.7%，达到145.7亿美元。(见《陈云传》第1407页，第1433页)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7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25%。(见《陈云传》第1406页)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美国的经济、金融却出了大问题。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宣布，国内外的个人和公司不能用美元去美国的银行兑换黄金，只有外国的中央银行才能用美元向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兑换黄金(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1973年3月，美国政府进一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连外国的中央银行也不能用美元向美国的银 行兑 换黄 金了。谁要黄 金，请到自由市场去购买。

　　1973年7月，即邓 小平率团去联合国开会之前九个月，陈云找财政部、外贸部和银行的负责同志谈话：“目前，我国的外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陈云主张把我国存在外国银行的美元取出来，买成黄金作储备。当时，银行的同志想不通，因为把美元存在瑞士的银行里可以得利息。取出美元买黄金，会带来利息损失。陈云同志多次对银行和外贸部门的负责人做工作，强调：美元肯定要贬值，取美元买黄金至少可以保值。在需要大量美元的时候，可以卖黄金换美元嘛!(见《陈云传》第1414页)

　　请看，1973——1974年间，主管经济的陈云等中央领 导同志为“外汇储备较多”而担忧；辛子陵却说，1974年4月邓小平率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特别大会时，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只有三万八千美元，“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多么荒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