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富士康的机器人让6万人在瞬间失业！这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似曾相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败；苏南很多外企基地外迁印度、东南亚特；甚至很多国内的本土企业纷纷外迁成本更低的地方。国内除了高企的房价以及日高的生活成本外，更多人还面临失业的困扰。

      那么，当社会受到此类打击的伤害时，应该做些什么呢？

      一个诱人的答案是，“极尽所能采取一切措施”：政府应将陷入困境的企业收归国有，或采取类似的大动干戈的策略，如设置高贸易壁垒或提供巨额补贴。从情感角度而言，我们很容易找到应该这样做的理由，但从现实角度来看，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充分。国有化当初有可能拯救柯达的胶卷业务吗？曼彻斯特能成为21世纪的棉都吗？

      有时候，政府能够协助重组陷入困境的企业——正如奥巴马(Obama)政府对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干预，或是上世纪70年代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漫长但最终成功的国有化那样。

      然而，纳税人总是可能被迫承担起这样的角色：为一些处于不可摆脱的结构性衰退中的产业提供支持。这些案例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状况偏向于维持这些产业，而非毁掉旧的、创造新的。处于困境之中的旧产业可从政府支持中获得大量好处，这些产业可能会拿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说事。

      政客只对现有选民负责，还没有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他们负责的选民。

      所以，另一个答案是：我们应什么都不做。

      这种主张自由放任的理论认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就输家，但整个社会最终会变得更富裕。我们无法抵挡转型，只能适应。昔日的汽车工人、钢铁工人、煤矿工人需要振作精神，搬到可以获得新工作的地方，或者接受再培训。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它对一场大规模工厂倒闭造成的沉重创伤避而不提：不只是工人失业，整个地区的经济生态系统都可能崩溃。

      刚刚失业的工人们会发现，自己的住宅变得一文不值，养老金有时也打水漂了。

      一些工作技能面临来自技术或贸易的压力，怀有这些工作技能的人们或许会发现，自己从一艘漏水的救生艇转移至另一艘，新找的工作依旧面临威胁，造成威胁的正是摧毁自己原先工作的那些因素。

      极端一点说，接受再培训（或许转行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或数据科学家）倒是可以解决上一个问题，不过在阁楼上发现一幅伦勃朗(Rembrandt)的画也可以。

      在“极尽所能”与“什么都不做”这两个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都很纯粹的答案之间，我们有了当前的共识：做一些事情。

      但做哪些事情呢？

      照顾经济转型造成的输家，大致有三种方式：设法为人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设法帮助人们改变自己，找到新工作；直接给钱。

      为人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最自然的想法，但区域复兴很困难。

      萧条的社区通常会萧条下去。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自2014年开始的一项“煤田现状”(The State of the Coalfields)研究发现：那场矿工罢工爆发30年后，煤田社区的就业率变得更低，对伤残抚恤金的依赖度更高。

      针对某个区域的振兴政策很难实施，效果也不好。

      如果引不来工作机会，或许劳动者可以搬走？

      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与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1992年做的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发现，这种方式曾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奏效。

      虽然产业没落的冲击会对当地经济造成持久影响，但失业率本身会下降：“不是因为就业回升，而是因为工人们离开了这个州”。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Mai Dao、达维德•富尔切里(Davide Furceri)以及普拉卡什•隆加尼(Prakash Loungani)的新研究发现，比起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劳动者如今更少迁移：他们更可能留在原地、保持失业状态，而不是搬走。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劳动者的流动水平在下降。也许是因为双职工家庭觉得更难以迁居别处——但是单身劳动者的流动水平也在下降。住房成本使穷人越来越难以搬至纽约、伦敦等繁荣地区寻找工作（国内似乎也是如此）。

美国劳动部前首席经济学家、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表示：“我的猜想是，并非单一原因导致了劳动者流动水平的下降。”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史蒂文森认为，教育必须是应对经济冲击策略的主要部分。

      工作机会已经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

      教育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卡茨发现，1979年至2012年间，两个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美国家庭与两个高中毕业生组成的家庭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了约3万美元——这一数字足以使经济图景中多数变化相形见绌。但再培训很容易被草草对待：政府有动机把培训项目当做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救济金领取人数的方式。

      所以，如何来补偿输家的最终答案其实最简单：给他们钱。比起乍看上去，这一策略提供的既多又少。

    （作者：Tim Harford；著有《卧底经济学家反击战》—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Strikes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