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一滴一滴出，舆情一轮一轮转，雷洋案传播误区在哪里？

点击：作者：李可以来源：知著网发布时间:2016-05-12 11:41:10

【编者按】“雷洋嫖娼后被捕、抓捕过程中身亡”一案（以下简称“雷洋案”）自5月7日发生以来，案情扑朔迷离、几经反转，家属和警方各执一词、前后矛盾，各大媒体反应迅速、追问倒逼。目前，警方已将案发现场的真相公之于众，但案情仍未减温。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我们可以为这件持续4天、热度不减的舆情案例作出相关分析。

【快速导览】

媒介素养＞＞＞案情扑朔时，当事人（及家属）应如何正确使用媒介为自己发声？

身份标签＞＞＞给一个人贴上身份标签会对事件的传播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舆论审判＞＞＞真相大白之前，媒体和网民进行合理推测和案情分析的底线在哪里？

① 媒介素养

“这不是一件随意忽略的小事”

如果要论及雷洋妻子最早的失误，就是毫无保留地自行披露了当事人的一切私人信息。

而昌平警方在其全部声明中，一直坚持使用“雷某”二字来称呼当事人。

“隐私保护”一词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网络人肉”这一功能也逐渐受到业内和大众的非议。从早年的“高跟鞋虐猫”事件，“李某某强奸案”，再到近年的“周一见”和男星出轨案，每当触及众怒的事件发生，网民总能人肉出事件主角，扒出其家庭、工作单位、住址甚至联系方式等一系列隐私信息。

而在雷洋案里，网友还未开扒，当事人家属就将这些信息一一交代了。这也容易理解，家属将自己当做“受害者”一方，希望通过披露信息使舆论对自己有利。但是，带有目的的信息公布即选择性信息发布，容易使当事人刻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多次采访中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最早的知乎网帖《刚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主动披露的【人大硕士】【初为人父】【结婚纪念日】【婚姻美满】等信息点完美地获取了舆论的同情心。因此，在官方尚未发声的5月9日晚，微博上的各个大V纷纷关注此事，并以“为受害者发声”的姿态发出质疑，要求警方给死者一个说法。但事实证明，这些网帖的说法大多是基于臆测的冲动呼吁，经不起仔细推敲。

而死者雷洋的妻子，也在5月11日的采访中，将丈夫离家的时间由之前的“9点”改口成为“8点半”，以便支持“去机场接人”的路程时间。当群众发现这位妻子的话也不那么可信的时候，家属此时转移了话题，对媒体称“不在乎他是否嫖娼，只想知道是怎么死的”。

目前警方已给出相关证据，央视新闻也播出了对足疗店当事人的采访证词，雷洋嫖娼坐实。细数雷洋家属在此案前后的应对办法，多为情急之下的不明智之举。那么，问题来了，当深陷扑朔的案情中时，当事人（及家属）应如何正确使用媒介为自己发声呢？

作为死者家属，不愿相信嫖娼事实和死亡事实乃人之常情。但是，毫不顾忌死者隐私权，直接将雷洋的名字写在网上、将单位信息公布在舆论场中，大规模地炒作自己丈夫和同学的死，也没能做到给予死者基本的尊重。

另一方面，假如家属能够全力配合警方，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客观传达给媒体，既能够让死者“走得体面”，又能够尽快使案件水落石出，还省下了一波三折的情景闹剧。

② 身份标签

“还记得犀利哥吗？我们深深伤害过他”

给一个人贴上身份标签会对事件的传播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答案是非常大。

假设一下，雷洋不是人大硕士，而是【碌碌无为的寻常人】，“嫖娼致死”这四个字发生到他身上之后，舆论反应还会有这么激烈吗？不排除会有部分网民希望“为普通人伸张正义”，但大部分人会持“不上进的普通市民，嫖娼至此真是罪有应得”的观望态度。

再换一个标签，如果雷洋从知识分子变成了【政府官员】【亿万富翁】【农民企业家】【当红明星】，那么舆论又会倒向哪里呢？会不会对他的死一片叫好？看客们还会为其“是否嫖娼”拼命质疑和申辩吗？

这就是标签化的可怕之处。

戏剧化的一点是，雷洋早已于2009年从人大毕业，并非在读，因此这件事本不应牵扯到母校。【人大硕士】的标签之所以被家属方反复使用无非是想强调“高学历不可能嫖娼”这一论断。而雷洋的最新标签其实应该是【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某中心主任】，该协会属国资委下辖，虽不至于是国家机关，但性质也差不多。如果一开始家属并没有掌握话语权，雷洋头上的标签换成了后者，今日舆论应该就是另一个朝向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及时为雷洋贴上了“人大硕士”的标签，该案才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人民大学的同学和学校司法的支持，推动案件朝真相发展。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整件事情。嫖娼坐实之前，网民一致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相信“警方将受害者殴打致死”；嫖娼坐实后，网民依然没有停止发问，舆论大潮变成了——“嫖娼不是重点，我们只想知道人是怎么死的”。似乎自始至终，网民都不相信警方的办事能力。

这也是标签化的一种情况。由于长久以来警民矛盾，加上“躲猫猫事件”等报道给警察这个团体蒙上了一层“出警速度慢、执法随意、草菅人命、好吃懒做”的刻板印象，使民众“怕警察”、“远离警察”、“不信任警察”。

关于警方的作为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但对警方“标签化”负责的媒体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报道群：警方办事是否真的一直糟糕？和警察相关的报道除了“警民矛盾”，是否还有“警民一家亲”呢？

③ 舆论审判

“别以道德之名干涉司法独立”

从2010年的【药家鑫案】开始，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了“媒介审判”的歧途。这个来自西方新闻界的舶来品，得力于互联网的兴盛和普及，在近年来的各大公共事件中兴风作浪。

“舆论审判”会对正常的司法审判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也有消极。积极面表现在倒逼司法部门的行动，消极面表现在影响司法的判断。但不论消极还是积极，媒介审判就是越界行为。

近两周的热点来看，不论是魏则西事件、陈仲伟事件，还是雷洋事件，舆论对它们的反响都特别高涨。这一方面说明受众的媒介素养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的舆情公开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舆论场活跃在一定层面上是值得高兴的——至少证明我国的新闻模式不是“你说我听”的僵局。但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舆论屡屡只顾情绪宣泄，避重就轻，放大所谓的弱势，声讨他们眼中的“恶霸”。

于是，当警方说“雷某嫖娼”时，舆论反驳说“初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不会嫖娼”；当警方说“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时，舆论无视科学偏要强调“爱运动、无心脏病史”；当警方说“手机定位、信息删除”时，舆论一口咬定“警方为毁证据删除信息”······在舆论的逼迫下，警方拿出了足疗店当事人、出警当事人、目击者、家属等多方面的证据以证清白，但对他们来讲，认真办案是全部工作，由于涉密，警方并没有把全部信息都公之于众的义务。

那么，在案子面前，媒体和网民进行合理推测的底线在哪里？

事实上，这一次的雷洋事件中，各大媒体表现出了应有的风范。以澎湃、财新、新京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人民日报、凤凰评论为首的媒体，反应迅速、追踪及时，短时间内拿出角度各异的采访、报道、评论，集体发声，在合理合法的界限之内形成真相倒逼的阵势，正确地引导了舆论的方向，使群众很快摒弃了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投身于对真相的期待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