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表示，英国学生在全球竞争力排名名次太低，将增加1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40亿元）的财政预算，用于改革教学制度，增加学生在校时间，中学每周至少增加5小时的课内外活动时间，以拉近英国学生与中国等国家学生的竞争力差距。美国在近年来也推出大型基础教育改革，实行更为严苛的数学和阅读标准，并将教师教学评价与学生成绩关联起来，主张借鉴东亚模式。

在西方国家借鉴中韩等国家教育优势的同时，中国也拉开了教育改革的大幕。与西方国家纷纷要求学生“增负”相反的是，中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多次要求给中小学生“减负”。

在基础教育方面，中国和英国近年往来交流十分密切，2014至2015年间，英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上海的公办中小学“取经”，上海老师也随后受邀赴英，同英国校方交流教学经验。西方崇尚的创新型、自由型的基础教育，与东方的纪律型、压力型的基础教育之间的碰撞越来越激烈。

一、西方基础教育偏向引发社会担忧

在留学浪潮席卷西方国家之时，面对学习非常刻苦努力，基础知识也十分雄厚的东方留学生，西方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基础教育是否有所欠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曾多次提到中韩在教育等方面的优势。而美国国际竞争力下滑，工作机会流失，也与美国太过轻松的基础教育导致学生面临就业时多方面存在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意识到了本国基础教育的不足。加拿大《环球邮报》曾编辑文章称，安大略省的家长十分忧虑小学生持续下降的数学成绩，担心他们的小孩以后即便在星巴克工作，恐怕找零都有困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显示，英国大学生中语文数学基础差的比例较高，整体水平被拉低。20岁至34岁的英国毕业生中，有约7％数学水平不到“二级”，即不会读汽车的燃料计，3.4％语文水平不到“二级”，即看不懂阿司匹林药瓶上的标签。英国《卫报》报道，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测试的数学成绩中，15岁年龄段上海学生在比同龄英国学生领先三年。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全国教师工会仍然要求教育部取消全国小学生考试和入学摸底考试，认为小学实行多重考核，限制了自由学习，拓展创造力的空间。

二、中国频繁改革仍旧问题重重

亚洲学生经常被国际社会冠以“学习机器”的称号，数量庞大的中国学生自然不例外。在中国家长口中的，“别人家孩子都补，我家孩子不补，不就落下了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已经成为最经典，流传度最广的“补课信条”。“虎妈”式教育在大洋彼岸的美洲也掀起过一番争议。近年来，“补课一族”愈发低龄化，一代代学生的压力从十几年前的“高考”飙至“幼升小”，六、七岁的小孩就开始面对课业和升学压力，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

多年以来，全国出台了多项学生减负政策。教育部曾推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被媒体称作“国十条”，其中“减少考试”、“减少作业”、“取消百分制”等政策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北京市教委也曾推出八项规定，为中小学学生减负。然而这些“减负”政策出台以后，不少学生却“越减越累”，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形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一是基础教育的资源分配十分不均衡。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曾在“对话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表示：“农村的小朋友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还是个二三本。上大学学费一年一两万，所以他们上学就是家庭举债，毕业之时就是家产的破产之时，他们投资于子女教育的几率越来越低。”此外，“提早放学”这一政策无形之中深化了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经济情况较为富裕的家庭给孩子请更加优秀的教师和VIP课程辅导，一般的家庭会选择大班课程，条件较差的，只能靠孩子的自制力和理解力加班加点，甚至挑灯夜战了。

二是减负政策没有改变单一的评价体系。通过中高考来决定升学的状况如果不变，即使学校课时和作业减少，也只会迫使家长们疯狂报班以求平衡。学生们要面对的，并且必须要接受的，还是最后一次考试的“分数”，依旧是换汤不换药。

但是，中高考又是不能随便动的制度。在当下中国，考试仍然是一种最具客观性的社会流动渠道，在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社会，如果废除考试，引进所谓多元化标准，那么肯定是财富和权势阶层最获益，而穷人很难有翻身机会。试想，如果升学标准大搞所谓“素质测试”，比拼钢琴、小提琴、网球、高尔夫球，穷人哪有上升的希望？所谓“单一的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穷人是一个保护。

经过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国的穷人不会像种姓制度下的印度穷人那样“乐天知命”，而是会尽其可能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在中国，教育资源的竞争必然是激烈的，教育部门想给孩子“减负”，很多时候也是不现实的。要实现“减负”，只有国家不断增大教育资源投入，并进一步实现教育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当资源不再匮乏，竞争也就减弱一些。否则，“减负”很容易导致损害平等价值的结果。

三、中西教育方式应互相碰撞，取长补短

中国的基础教育拥有系统的知识传授体系，相当严格的教学秩序，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出的学生知识水平超过同龄的欧美学生。同时，由于考试制度关系到社会平等，中国的基础教育，在现阶段并不必要作大幅度的调整。不过，在一些教育资源较为丰富、分配也比较平均的地方，借鉴欧美注重兴趣培养的基础教育方式，存在实践的空间。

真正需要作较大调整的，并不是中国的基础教育，而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重在打牢基础，中国人口基数大，总是会有很多聪明的孩子冒出来，这点完全不需要我们担心。但当这些孩子到了大学，其兴趣和创造力得不到激发，很多潜在的人才最后就变得非常平庸。如何改造大学的课堂，使之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而非徒劳地在基础教育领域琢磨“减负”，应当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