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在海南举行。在开幕式前举行的分论坛“亚洲文明对话”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维为教授，与来自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新加坡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与会嘉宾，围绕“多彩文明与亚洲新活力”主题展开对话。

        正如张维为教授当天在论坛上所言，“有的地方在文明冲突，有的地方在文明对话。”就在博鳌论坛举行前夕，比利时布鲁塞尔刚刚遭受了恐怖袭击，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再次爆发激烈冲突。在张教授看来，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很好地解决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今天的中国，和梁启超当年所描述的“三种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中国开始站在新的高度，为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为张维为教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亚洲文明对话会”发言稿，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特此感谢。

        张维为教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是世界古老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都发源于亚洲大地，这些古老的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已经干枯凋零，有的至今还根深叶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亚洲不同的文明既经历过矛盾冲突，也受益于交流互鉴。从人类发展的大历史来看，这种交流互鉴的历史和记忆，对于今天的亚洲和世界都弥足珍贵。

        中华文明从这种文明交往中获益良多，中华文化至今根深叶茂，很大程度上是“多元融合”的结果，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方方面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自己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和道家影响力一直比较大，而儒家尊“圣人”，道家讲“真人”，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需要相当的知识修养，所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佛教不一样，它直指人心，比较关心芸芸众生的身心安顿，而且佛教还有雕塑、音乐等传播方式。它的传入显然填补了中国宗教传统中的某些不足。佛教传入的过程也经历过磨合碰撞。幸运的是，这种磨合碰撞没有导致西方那种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战争，而是佛教逐步适应和融入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改造了中国文化。中国也因此而形成了儒释道兼容并蓄、互补融合的伟大传统。

        同样，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也远远流长。《可兰经》记载了默罕默德的名言：“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以儒诠经”的过程，主要指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用中国的宋明理学来阐释伊斯兰教的经典，使伊斯兰教逐步中国化。此外，阿拉伯民族的“一千零一夜”民间传说，特别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乃至今天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就是马云先生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

        中华文明与亚洲其它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好证明就是延续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那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亚洲国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了广泛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国输出了丝绸、茶叶、火药、指南针等大量产品，而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则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和商品，中国今天的民族乐器，如琵琶、二胡等均来自中亚，中国唐朝人“胡服骑射”，使中国的服装从宽袍大袖变成了波斯风格的窄袖。丝绸之路还为中国从中亚和西亚带来了汗血马、玻璃、玛瑙等珍贵商品。中国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一种崇高敬意。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精神今天还激励着亚洲各国人民去建立合作多赢的伙伴关系。

        历史进入近代后，事情起了变化，随着西方的崛起，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殖民战争，以征服整个非西方世界。不仅如此，他们还创造了一种话语，即西方世界代表了文明，非西方世界是非文明的，代表了某种“自然状态”，象征了愚昧、无知甚至野蛮。在这样的西方话语逻辑下，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就被解释为正当的，所以就有了17世纪美洲印第安民族的灭绝；就有了18世纪整个非洲大陆被西方殖民，如南非图图大主教所说，西方一只手给了我们《圣经》，另一只手拿走了我们的土地；就有了19世纪对亚洲的征服，印度和中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现在不怀偏见的人都认识到，正是在这种话语逻辑下，西方以血腥战争和话语忽悠，以“零和游戏”的逻辑，完成了自己的财富积累。

        博鳌亚洲论坛分会场“亚洲文明的对话”

        一个世纪前，中国哲人梁启超先生曾这样总结过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这大致上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存在的时间，但限于当时条件的制约，中国与其他古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第二阶段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始皇到18世纪，中国与外部有交流，有矛盾，有征战，也有融合，但这一切基本上局限于亚洲大地，上述的亚洲主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大都属于这个时代。第三阶段是“世界之中国”，也就是19世纪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国门，从此饱受战乱、国无宁日。

        当然，梁启超之后的世界也变了，中国也变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西方唯我独尊、损人利己、“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迄今也没有大的改变：西方主要国家还会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一切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动荡战乱，生灵涂炭。

        同时，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一个甲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之中国”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被西方列强任意欺辱的历史，后一部分是经过上千万人的流血牺牲，中国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后，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主动开放国门，与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良性互动，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名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今天的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最大的贸易国、有着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全面上升。尽管中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全面复兴之路。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崛起具有了多重的意义。我也可以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三种中国”的概念来描述今天的中国：中国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正同时演绎着“三种中国”的身份，即今天的中国即是“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之中国”意味着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什么路，我们往哪里去。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即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崛起，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在很多方面都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未来也还是自成体系的。它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它愿意借鉴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特性，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人类和世界未来的发展。

        “亚洲之中国”意味着，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认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认识到自己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的历史。作为人类主要文明的发源地，作为世界经济最充满活力的地区，中国与其他亚洲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像亚洲国家历史上在丝绸之路所做的那样，也许可以引导人类文明走出西方文明的唯我独尊、“零和游戏”的困境。

        “世界之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命运已经和整个世界的命运息息相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会随着自己的进一步崛起而越来越大。世界由不同的文明组成，文明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这种力量走向分歧对抗，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同样，如果它能够拥抱合作共赢，那就是人类的希望。我们亚洲国家应该携起手来，发扬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精神，让人类的希望战胜人类的灾难，而“世界之中国”将是这种努力的中间力量。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持公道正义，更多地拒绝“零和游戏”，更多地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合作、共赢、和平、繁荣，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伟大历史传承，不仅可以继续造福于中国，也可以为世界范围内避免不同文明的冲突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