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 月 11 日，郭怡广回答了一位 Quora 用户的提问，"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中国人不可能基本上赞同他们的政府或社会?"郭怡广分三个部分回应，并在第三个部分通过解释西方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容置疑的价值基础来分析西方媒体的偏见。“第三部分: 西方对华报道叙事方式以及偏见的形成”，如下文：

如果你居住在讲英语的国家，那么你对中国的印象肯定多半来自你所接触的媒体。当然，也有例外。过去五年，大约10万美国人在中国学习或工作过。另外，数千人上过有关东亚研究的研究生课程，或到中国上过重要的本科高年级课程，或上过与中国有关的专业课。可能还有数千或者更多的人，由于个人原因，不只是偶尔对中国感兴趣，他们读了不少有关现代中国或中国近代史的书，学习汉语，孜孜不倦地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不过这些人加起来只占普通媒体受众的很小一部分。这里的媒体受众指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他们有时会看报，经常看有线电视或网络新闻，开车上班时会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广播，偶尔会在Tweet、朋友的Facebook页面或其他英语国家网友的页面点击与中国有关的消息。我猜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人加起来总共有几千万之多。

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新闻消费者中的大多数，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至少大部分是定期来自大概不到一百个人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这里所指的是那些给路透、彭博、道琼斯和美联社这些大通讯社写稿的记者，他们的稿子不仅登在大报和主要新闻门户网站上，也出现在较小的都市报甚至地方媒体上。同时还包括那些给大报和主要杂志写稿的记者、电视新闻记者、国外新闻编辑部的编辑和助理编辑，以及与记者合作的供稿人。另外还有新闻助理和一些无名英雄，没有他们，许多没有一定中文水平看懂当地新闻或文件，没法用采访对象母语进行采访的驻华记者，是根本没法工作的。把这些人加进来的话，人数会翻番，但也不会超过两百人。也许，最终真正对新闻采集、报道、写作、编辑以及撰写相关评论有贡献的也就二百五十人。

然而我们真的了解这些人吗？如果许多美国人（再提醒一下，这里的“美国人”简单指代整个英语世界的西方人）就是透过他们提供的镜头来看中国的。在我看来，明智的做法，是要了解这个“镜头”的光学特性。它是否会产生畸变呢？这是肯定的，它注定只能提供部分的、有选择性的视角，因为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突飞猛进的时候（如牛顿第二定律），呈现这一图景的只有区区数十个记者而已。

这并不是指摘。我很敬重他们，事实上，目前在我朋友圈里的多半都是这些人，我很同情他们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时必须常常忍声吞气。在这里做报道不容易，特别是当中国政府、或至少某人不希望你所报道的内容被曝光的时候。而且，这里什么才算真的新闻报道？这些记者受到相当不公的待遇，包括政府部门的打压，在签证续签问题上受隐晦或公开威胁，被地痞、便衣警察甚至穿制服人员粗暴对待，被监视和骚扰。我想，如果细数偏见的来源，这些肯定首当其冲。当然，任何地方这么对待记者的话，就算有好事，也决不会有什么好的报道。而负面报道的结果是记者处境更差，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记者专注于报道政治或公司权势人物想隐瞒的事情，这应该受到指责吗？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对错（我个人明确认为它是“对”的），这是记者的职责所在。新闻决不是报道日常琐事。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信仰的时代》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和新闻记者一样，历史学家永远都是被引诱着牺牲常态，去追逐戏剧性，而且从没有很好地向人们呈现任何时代的完整图景”。我注意到，虽然历史学家可以写出复原某些常态、让历史图景更加充实的长篇专著，但新闻记者却没有那个闲工夫，所以他不报道常态更应该被原谅。

而且，观念的影响也是导致失真和偏见的原因。这种对“常态”的忽略，我认为，是根本问题核心出现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美国人当中流行的：“为什么你们不像我们认为应该的那样恨你们的政府？”

对华报道中这种特殊偏见所带来的可悲结果之一，就是（爱多想的、受过教育的、关注主流媒体的）美国公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记者们不仅关注批判型知识分子，而且关注那些更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全方位的异见人士、活跃的积极分子、挑战人权问题的作家、言论自由、法治、宗教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等等。当然他们关注的人按杜兰特的话说“充满戏剧色彩”。他们要的是煽情，所以难怪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兴奋。他们上演美国式的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同时炫耀美国的价值观。

我认为，关注知识分子没有错。有人会严肃地指出，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历史是由文人和国家权力关系的变化所驱动，无论这个国家权力是王朝，还是政党。持不同政见者和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肯定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其实更重要的，是了解另一类知识分子，了解另一种文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模式。这类知识分子，怎么说呢，是介于刀笔之间，是“忠诚地反对”。他们现在以及大多数时间里，才是真正的主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劝诫和批评，而不是彻彻底底地对抗。这些人有个贴切的词汇，叫“沉默的大多数”（且不管它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然而他们的声音在我们的报道中常常被忽视，因为那种“虽然认为方方面面有待改进但基本上还是支持政府的知名中国学者”不是特别抓眼球的头条新闻，缺少可读性。

还有一种偏见也与此有关，而且也多少遗憾地形成恶循环。那就是，人们总的印象是，西方媒体是亲持不同政见者的，所以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愿意被西方记者报道，或是愿意在西方记者面前发表更多意见，而中立或亲中共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愿被采访或发表意见。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西方媒体偏袒持不同政见者的印象：它们强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想要的东西就被边缘化或者被弱化。

西方媒体报道中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偏好（司空见惯到几乎不值一提），就是对民主政治的偏爱。和中国一样的威权国家总是被往坏里报道，因为它们行为专制。根据对这类国家的定义，它们不允许自由建立反对党，不允许有新闻自由，对互联网实行审查。当然，西方记者自己就首先遭遇这些言论与报道方面的问题。两头说就是，自由世界的媒体希望世界媒体自由。

在这方面，不仅很多媒体新闻，就连普通美国人在提到中国的时候，也都有失公允地拿中国的现实与美国人的想法或理想进行比照。中国民间的动荡，被当成是极权基础脆弱、制度规定支离破碎、存在根本性制度缺陷以及政权缺少合法性的一种确切迹象。而美国民间出现动荡时，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无比信任美国民主内在的自我纠错机制。（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的美籍华人朋友艾达·沈最近有很好的表述。她和我一样认自为是跨界人，而且熟悉美国媒体叙事偏见的隐蔽出处）。

偏见还来自其本国读者的阅读偏好。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但我并不认为特别重要。基本上说，记者或编辑是在重新制作中国的新闻故事，好迎合本国读者积习难改的阅读偏好。但我认为，很多读者对挑战传统观念故事的喜爱，并不亚于对充实其固有理念故事的喜爱。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导致偏见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件无能为力的事，是工作中记者历史语境与历史知识的缺失。我得说这很难办，因为就中国来说，用必要的知识体系提供有意义的背景资料是相当让人发憷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不会竭尽全力。但我关心的是自己看到的一种倾向，那就是，有时人们会以“例外”或“相对”为借口，拒绝更多讨论根植于历史的细节和背景。我希望每个人至少都承认，广义上说，历史关系着一个政体（比如中国）在特定时期内能发生多大、多快的变化。当然，当历史成为本原性废话（“中国儒家政治文化排除民主的可能性”）、借口和哲学拐杖时，很难确定它能多少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参照。

我再列一些所有西方媒体及记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关注，但被我遇见而且值得一提的东西。

有的偏见是基于人们总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把地方上领导人或决策者的决定看成来自北京、政治局常委或习近平本人。尤其在新闻标题里，我看到的是“中国检控某某人”，而实际上只是某小城市的司法当局或市长办公室在起诉某某人。设想，如果肯塔基州哈伦县禁止进化论学说的消息，被写成“美国禁止进化论学说”这种标题，那该有多蠢。

有的偏见来自于某种倾向（好在不常见），就是认为现任领导人是毛时代领导人的延续，因为执政党仍然叫中国共产党。而事实是，邓小平地位的上升代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虽然这一点从未明说。必须说，中共并没有帮助人们理清这一点，因为毛的面孔仍无处不在。

而且，有的偏见是在使用某些词汇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比如“regime（当局）”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中已经成为贬义词，意味着不具备合法性。同样，“强硬派”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是一种准确的描述，而且这类词汇潜意识里充满价值取向。

这个清单并不完整，还有很多值得提的我没有列出来，但我想我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结束本文之前再多说一点，我认为还是相当普遍的，它导致了西方对华报道的偏见，也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人们理（误）解中国的地方。那就是，偏见还根植于充满怀疑的假设，即执政的中共（包括其领导人）的唯一目标就是维系自己的权力。我并不是要让记者认真考虑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全错，也不是说中共就是彻底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认真地覆行职责，献身于服务大众。当然，有些人的动机是先天论或国家主义，也许，他们批评中共或中共的统治无非是想自我长存，但那不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