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美国东部时间2月9日，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关键第二站——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初选的胜利。桑德斯在投入竞选时就公开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他的竞选主张在年轻选民中获得了超高支持率，根据投票站的民意调查，18-29岁的投票者中有83%的人支持桑德斯。有评论者认为这代表美国年轻一代已经对传统的反社会主义八股宣传无动于衷。为什么桑德斯会公开重提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请看本文作者的分析。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当被问及如何定义他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 (democratic socialism)时 ，民主党候选人之一的伯尼∙桑德斯这样回答：

“民主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是经济权利 (economic rights)——在经济上有保障的权利)——应该在美国存在。对我来说，当几百万退休者依靠社会保险每年提供的一万多美元生存时；当富人变得更富有，而其他人都变得更穷是；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确保我们的下一代，不管他们的收入如何，都能得到高等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倡公立大学豁免学费，来解决学生面临的惊人学费债务。”

“在世界其他国家，在北欧和德国，我所谈的这些并不是激进的想法。民主社会主义对我来说，在其核心，是我们不可以继续让政府被亿万富翁阶级所主宰，不可以让国会继续为在经济顶层的人的利益服务，而忽视工人家庭。我选举的主旨，我相信的，是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为一小撮在顶层的人。这就是我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定义。”

在美国近代主流政治中，“社会主义”这个词很少会以正面形象出现。这不难理解：从十月革命以来的一个世纪间，“社会主义”早已在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与社会主义国家中真实和捏造的负面现象画了等号。当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苏联解体时刻宣布“历史的终结”时，他指的正是自由民主主义压倒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系统的胜利。

虽然在美国近代历史上，也曾有过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党（American Socialist Party）多次参选总统的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但那还是在20世纪初期，并且几乎没有胜选的可能。而在近几十年，政治主流会把任何轻微推进社会改良政策的人，例如在奥巴马推行医疗改革时，都冠以“社会主义者”之称。并且，任何左翼政党——甚至是相当温和的绿党 (The Green Party)——都被排斥在主流政治范围之外，更不要说任何社会主义党派和工党。

同时，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过去几十年间，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都在很大程度地向右翼倾斜，以至于公认现在的民主党议员，在政治主张上等同于二三十年前温和的共和党议员。正因为整个政治光谱的变化，导致任何使温和进步的议员都被指为极端者。所以即使是几个月前，不会有人相信任何一名主流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会毫不避讳地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更不会去倡导他的“社会主义”。

几个月前还落后几十个百分比的桑德斯，在刚刚结束的爱荷华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选举中，与希拉里打成了平手；而在新罕布什尔州，桑德斯以百分之六十的支持率击败了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希拉里。并且民意调查显示，在民主党支持者中有49%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有正面印象。桑德斯的出现无疑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

那么谁是伯尼∙桑德斯？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他的出现? 为什么他会在此时谈论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社会民主主义”独立议员

现年74岁的桑德斯，是来自美国东北部较为进步的佛蒙特州(Vermont)的现任国会议员。他成长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个东欧移民家庭，年少时家庭并不富裕。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他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并且积极参与了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是当时颇为重要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组织者。他也加入了当时的和平运动，反对越战并且拒绝服役。

他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是在1980年当选为伯灵顿(Burlington)市长，而他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的一名候选人。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他从市长变成联邦下议院议员以及现在的上议院议员，都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在选举中击败并且严厉批评很多民主党候选人以及民主党政策；例如九十年代，他极力反对比尔克林顿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但他与民主党一直保持微妙的关系，批评之外也得到了民主党的一部分支持，并在这次选举前加入了民主党。

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主张，也是他几十年来一直推动社会和经济改良政策，包括通过提高税收，增加政府干预，实行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政策: 提高很难让人生存的最低工资，实行公立大学豁免学费，全民医疗保险的覆盖，对金融银行业管制以减少华尔街的影响，以及通过司法系统改革来减少监狱犯人等。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些提议会得到美国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在这些问题上，民意早已比民主党要更进步，而桑德斯只是顺从了这些民意。

但正像他自己所说，这些社会和经济政策上并不激进，是比较温和的改良政治。一些人把他的政策与罗斯福新政作比较，而他自己也承认更接近欧洲的福利国家。换句话说，他所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几乎与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等同，是这些国家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倡导的，而不是以工人民主控制生产资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

但除了他的主张外，还需把他放在美国社会经济近几十年的变化来理解。

“新自由主义”危机

从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以及缓慢恢复，引起了越来越多美国普通民众的不满。这不仅仅是一场意外的金融业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及其合理性的危机。

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生产者的工资、社会福利和工作保障，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结果是企业利润稳定增加，通货膨胀调整后平均家庭收入却停滞不前。经济不平等从那时开始迅速被拉开，逆转了“二战”后平均收入相对公平的趋势。以至于当今，在美国最富有的20人所拥有的财富，等同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 —— 1亿5千2百万 ——的财富总和。

金融危机后这个趋势更加剧了，当最富有的1%的人口变得更为富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平均工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跌了6.5%。失业率一度曾达到10%，而现在4%的失业率反映的更多是很多人放弃寻找工作。引发危机的金融业，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相反，它们的利润不仅很快恢复并且开始增长；而很多民众却在此期间因为无法偿还贷款而失去房屋。这样看，民众对金融业和政府积累的不满，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出现社会抗争运动。社会抗争的缺位，一部分由于美国社会运动 —— 尤其是劳工运动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削弱: 工会会员覆盖率从50年代的三分之一下降到现在的11.1%，而工会也几乎放弃了组织工人。同时，从二十世纪初到苏联解体间，在社会运动中扮演重要组织角色的左翼党派和组织，也在苏联解体后慢慢消失和边缘化。

直到2011年秋天以纽约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为核心，迅速蔓延到多个城市和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被给予了很大希望，也鼓舞了很大一批参与者和观察者，但它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可以持久的组织形式。迅速集中起来的力量，也很快在冬天消逝。虽然这场运动没有持续下去，或直接达到目标，但却将经济不平等——“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这个简单口号——推到了之后社会讨论的核心。

对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的批判，也得到了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包括一直对主流经济学持有批判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及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都在从不同视角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重新思考经济系统出了什么问题的书籍不断涌现；美国和欧洲一些大学生，也组织起来呼吁经济学系不能只教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经济不平等在社会得到的广泛认可，奠定了桑德斯在政治上突破的基础。

“政治革命”

桑德斯正是抓住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指出解决的方式并不是政策上的逐步改进，而是需要一场“政治革命”(Political Revolution)。他认为，美国政治越来越多被金钱和少数利益所控制，这正是经济不平等和财富聚集所导致的结果。当社会极度不平等时，民主制度也必将扭曲。一份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者的报告称，在综合分析两千个研究后，发现90%的美国民众对于公共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不满，也就可以解释了。另一调查则发现58%的美国民众对两党都不满，并且期盼第三政党的出现；多年作为独立议员的桑德斯占有一定优势。

而在此次大选中，美国民众对资本的支持也表现出反感。候选人得到资金支持的数量，向来是预测最后谁会获胜的标准。但在2014，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捐款限额判决，以及大量涌现的主要有财团背后支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候选人的支持，更加剧了民众对候选人的不信任。相比起桑德斯，一直被看好的希拉里，因其得到大量资本支持，被看作是华尔街的候选人，越来越多的人把她看作是问题的一部分。

但桑德斯的“政治革命”能走多远？

无疑在民主党和更广泛的民众中，桑德斯的支持率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年轻人。虽然在民主党前两个州的初选中，桑德斯的打平和完胜给予了支持者极大鼓舞，但在接下来的很多州,尤其是在南部，希拉里占有更大的优势。即使桑德斯赢得绝大多数州的初选，他还面临着占据拥有提名权的15%的超级代表（Super-delegates)；这些超级代表由民主党现任议员和党魁等组成，倾向于像希拉里这样党内支持的候选人。

然而，即使桑德斯当选了民主党候选人，甚至成为了下一届总统，要实行任何他的核心政策，来自外部甚至党内的阻力都会很大。尤其是拥有立法权的国会如果没有彻底变化——国会正是被经济利益控制最直接的地方——很难看到政策重大改变的可能性。

事实上，桑德斯也反复强调他希望看到的，不只是一次选举，而是一场民众的运动。他很清楚即使当选总统，如果没有民众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仍然无法实行任何改革。但当下受到他鼓舞的民众，却只被调动起来支持他的选举，并没有用来构建独立于这场竞选之外的社会运动组织结构，因此很可能随着选举的结束而消失。

我们视野不能只放在选举上，社会变革来源于坚实的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的复苏？

美国的劳工在近代历史上有过激烈的斗争:不论是十九世纪劳工运动抗争的初现，二十世纪初期到大萧条之后日渐成熟的劳工运动，还是六七十年代更政治化的劳工运动发展。但在近年，除了外界的冲击——如一系列反工会的法案和资本转移以及去工业化，美国工会组织内部也逐渐僵化，放弃了斗争而选择与政府和雇主合作。虽然常年批评声不断，并且有一些工会内部的改革尝试——通过选举产生更进步的工会领袖，以及成立新的工会联盟——来改变现有的僵化工会运动，但最终效果都并不明显。

不过，美国劳工运动近期的一些复苏迹象值得注意。这包括近年来对拉美移民工人的组织，芝加哥教师工会的重组和行动，以及“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支持下餐饮业工人争取提高最低工资的抗议运动。同时，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例如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黑人生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也帮助聚焦少数种族群体在经济上挑战。桑德斯希望通过增加工作机会和收入等来帮助解决少数种族遇到的困难。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社会运动背景，需要我们更多的重视。

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也陆续出现了社会运动和左翼政治的挑战。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以及随之兴起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希腊的左翼联盟（SYRIZA），以及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意外当选英国工党领袖，都以不同方式在表述其民众现状的不满。

但同时，这些运动也暴露了在现有制度下改革的阻力和局限，以及这些运动所蕴含的潜在矛盾。最终，这些国家遇到的大概不是一个通过“政治革命”——政党的交替和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可以解决的“政治危机”。桑德斯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能建构社会运动的基础，在选举结束后这场运动便可以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