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吧出征FB事件，以其规模和组织性引人注目。这次事件意味着由互联网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下层成员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开始通过独立行动表达政治诉求。

政治是国家管理过程，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参与这个过程，表达自身政治诉求并维护自身利益。他们成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推动上层建筑的改造。这是不可违逆的大趋势。

出现这种趋势，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普及教育，有能力从从理性角度思考社会结构及其自身社会存在，产生相应的权利意识并追求自身利益;二是通讯技术不断进化，使民众间沟通越来越容易;三是平民义务性武装逐步取代职业化雇佣军或世袭贵族武装。

见识有限，一生不识字，不能读写，虔诚信仰宗教接受僧侣指导(或被贵族、地主、僧侣控制)的劳动者在农业社会是很正常的，在工业化社会则没有太大用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脑力劳动逐步取代体力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为了具有操作机器的能力，大批普通劳动者必须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个别行业的劳动者(比如IT行业)甚至普遍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不同的传播媒介下，有不同的政治方式。传播媒介的发展，为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信息交流与沟通则是政治民主化的物质基础。罗马时代的政治必然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有了印刷机和报纸才会有全国性的政党政治;互联网自媒体为更多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条件。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武器技术提高，各国为了维护基本的国防，都不得不扩张军队规模，并在正规军外保持数量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大批平民依法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争技术，熟悉武器装备。

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政治集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需要一定的内在、外在条件：社会中下层成员要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对本集团的利益和地位的自我意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组织，致力于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斗争，且不能被随意镇压下去。

普及教育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产生相对独立的政治觉悟的可能性，现代媒体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以相对廉价的方式实现政治组织的可能性，普遍兵役制则限制了原有的处于社会顶层的精英集团强行镇压、解散来自中下层的政治集团的自由。

在阶级社会(或者说格差社会)中出现这三种变化，并不是精英集团的本意，而是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素质、传播媒介和军事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的必然结果。

这些劳动者在学会读写之后，稍进一步即会具有思辨能力，便不再盲从。他们必然会考虑涉及自身利益的社会问题，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或者说自身所处的阶级立场)，提出对相应社会问题的看法，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果现有社会运转方式不符合他们的解决方案，他们便可能提出独立的政治诉求。现代传播媒介为他们的思想交流提供了传播手段，他们很容易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寻找思想上的同盟军，彼此启发、交流，进而形成组织，并采取一致行动。随着军队平民化，军人主体来自平民，军人的思想必然受平民思想的影响，同样受文化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影响。

三者相互作用，使精英集团越来越难于垄断社会管理权，并独占相应的利益。社会平民有能力、有机会，也有要求，参与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等社会管理过程，以实现其对应的权利。

中国劳动者进入这个阶段，不是循序渐进的，而几乎是被强行拖进来的。中国建国后经历的急行军式的工业化过程，为社会中下层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的过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时代，中国一面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一面在义务教育中排斥儒家等宣扬无条件服从的哲学，大量传授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原先被精英统治集团垄断的并不适合义务教育水平者学习理解的知识内容。毛泽东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从民族利益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建设。

但是，在当时，多数人往往持一种围观群众的态度，并不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即使参与政治过程也往往出于投机，以满足个人物质利益为目的。

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新中国的外交内政符合多数人的基本要求。外交方面，新中国经过一系列国际战争和冲突，树立了大国形象，结束了长期的不平等外交史。内政方面，国内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扁平型社会，社会内部相对平等，多数人生活水平虽然艰苦，但是他们对旧社会生活还记忆犹新，他们能感觉生活在不断改善，不断被赋予旧社会所不具有的政治权利。一般来说，社会中下层对外交的主要诉求是尊严，对内政的主要诉求是平等。当时的中国外交强硬，内政平等，所以大多数人的政治诉求并不那么迫切。

二是因为解放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全民或集体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政治、经济地位接近，没有形成悬殊的政治、经济差距，更没有出现政治、经济对立，不存在激烈的阶级利益冲突。多数人缺乏阶级利益冲突的体验，以阶级利益分析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与现实结合并不紧密，显得相对空泛。

三是因为传统思想的残余往往有较强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多数人更关注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难以对其发挥动员作用。

随着生产力发展，这三方面原因，逐步发生了改变。

随着冷战结束，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放弃备战思想，不再轻易使用武力，追求“和为贵”。由于推行市场经济，社会逐步出现分化，不同阶层出现了不同的政治诉求。一部分人要求扩大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则要求维护、保留残存的基本利益。无论是扩大既得利益，还是维护基本利益，都会产生相应的政治诉求。随着社会分化和阶级利益冲突的加剧，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相应政治理论不再显得空泛，而是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大批劳动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有共同利益的劳动者开始逐渐在城市中汇聚，地域、血缘联系逐步弱化，阶级觉悟和联系在逐渐加强。

大学扩招和互联网发展，为推动平民政治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

因为修改语文、历史、政治类教材的过程相对迟缓，所以许多政治理论并没有被完全隐没，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还没有被完全淡化。这些教条化的政治理论和枯燥的历史事件，虽然让多数大学生反感，却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形成难以磨灭的痕迹。由于扩招以后高等教育平民化，许多接受过政治理论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地位与普通劳动者无异，长期处于社会的中下层难以摆脱，那些来自农村或者三、四线城市的、非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的处境尤其艰难——这些人注定是大学毕业生的主流。他们日后的工作、生活实践，会使他们逐步认识到那些当年被视为教条的政治理论和枯燥的历史知识的价值。互联网则为他们沟通信息提供重要的手段，各种自媒体网站则成为彼此交换信息的平台。

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不断积累的过程。这个积累过程可能存在很久，也可能在外因刺激下突然发生质变。

促成这个过程完成质变的诱因，是“黄安、周子瑜”事件、台独势力的嚣张以及大陆官僚应对不利。

帝吧出征FB事件，并没有停留在信息交流阶段，而是众多帝吧成员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采取了一致行动。与以往因成员好恶导致一致行动的爆吧事件不同，这次事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重挫台独分子嚣张的气焰。所以，这次帝吧出征FB事件，虽然仍然停留在互联网层面，但是这是社会中下层从政治信息交流到自发地采取一致行动，以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次跨越。

与去年722威海文登纳吧成员袭击爱国青年事件不同，这次帝吧出征FB事件，并没有背后的资金支持，也不存在线下的组织谋划，而是以社会中下层自身利益为基础自发形成政治诉求。从行动的规模、政治诉求和组织来看，帝吧出征FB事件和纳吧成员袭击爱国青年事件截然不同。与受境外影响、操纵、指挥、资助的纳吧成员不同，帝吧成员无论在意识、组织还是资金方面，都是独立的。帝吧出征FB事件是平民政治运动的起点，而纳吧成员袭击爱国青年事件则是精英政治的延伸。

可以说，没有普及教育和互联网，便不会有帝吧出征FB事件。从另一个方面看，没有普及教育和互联网，也不会有今天的工业化的中国。所以，帝吧出征FB事件，是中国建国后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台独势力的嚣张、大陆有关方面的颟顸都是促成帝吧出征事件的诱因。生产力发展则是这次事件的内因和基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类似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以万计甚至前往计的群众参与的政治事件，完全可能被其他诱因激发，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帝吧出征FB事件意味着全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时代的来临。除非退回到前工业化时代，否则这是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