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按语：今天（2014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7周年苦难日，特发表一篇旧文，呼应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公祭活动，对当年的死难者表示哀悼。此外，急切呼吁一切中国学者，不要光拿人家的奥斯维辛说事，就拿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经历的南极大屠杀作为反思的材料，不是更接地气吗？难道中国的苦难不如奥斯维辛那么多吗？

        今年（2002年）春节，前辈作家姚辉云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他写的《金陵血泪——南京大屠杀全貌大写真》（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我读完前三章之后，间隔了几天不敢读《第四章 浩劫降临》。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战战兢兢把全书读完。

　　 尽管我对奥斯维辛屠杀有着大致的了解，尽管我对人性恶尤其是战争的罪恶有着相当的心理准备，可是我还是对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表现感到震惊。比如，日本人在强奸了中国女性之后，一定要这位女性的公公和儿子当着众人与她性交，比如，日本军方要求官兵在强奸中国女性之后及时将所强奸的女性杀死，以免留下罪证，于是许多官兵在强奸以后纷纷用刺刀、子弹、棍棒从阴部将女性杀死。比如一位日本将军具有吃中国小孩的活脑髓的嗜好，有八、九个小孩因此丧命。这样的故事我没有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读到过。说实话，这本书减轻了我对德国纳粹的愤恨之心，我终于不得不再一次承认，连杀人也是有文明与野蛮之分的。

 二战以后，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思考，关于人道、关于生命、关于人性恶、关于集权、关于冷漠与麻木、关于存在的苦难与荒谬、关于人类的绝望与得救，等等等等。全世界的人都为这样的罪恶事件感到负疚和耻辱。集中营、焚尸炉、奥斯维辛、大屠杀、屠犹等等成了西方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抗议战争、抗议屠杀、抗议对于生命的蔑视与残害成了文化思想和文学作品中最强烈的声音。

我接触这一事件，主要是通过中国学者的著作和言论。中国学者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世界对于屠杀犹太人事件的事实陈述和意义阐释，人类的理性精神和正义意识被这一事件所唤醒所激发，对于苦难与绝望的思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我因此而大大增加了对于中国本土学者的尊敬和信任。

　　 这本《金陵血泪——南京大屠杀全貌大写真》却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学者为什么全都爱拿德国人屠杀犹太人说事，而对发生在身边的悲剧却可以不看不理？难道南京大屠杀不足以引发中国学者对于苦难和人性的思考吗？对于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悲剧能够感同身受，当然是一种良好的人文素质，可是，为什么对于浸满鲜血的脚下的土地，却目盲而心瞎呢？是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太现实了？我们总是一如既往地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回应现实的能力。我们的言说实际上只有两种句式，一个句式为“孔子说……”，另一个句式为“苏格拉底说……”。可是我们却听不见身边血肉模糊的受难者临终前的呼救和倾诉，所以我们老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说。天天咬着古人和洋人的舌头说话，其中究竟有几分是洞悉人性苦难的智慧，有几分是鹦鹉学舌的技巧？

 从现实的苦难中体验存在的痛苦，从苦难的现实中洞悉深刻的精神命题和学术命题，这是一个学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当我们对那些现实的苦难闭上眼睛时，我们实际上参与了对于民族苦难的集体遗忘之中，甚至是参与了瞒和骗的活动。谁都知道这样的“参与”是越少越好。我们或许没有资格像威塞尔成为犹太遇难者的代言人那样成为中国遇难者的代言人，但我们至少不应该对那些遇难同胞的鲜血麻木不仁。那些鲜血不是从“三十万”这样冰冷的数字中流出来的，而是从一个个负载生命的肉体中流出来的，它伴着呻吟，伴着求生的嘶鸣，伴着对于刺刀的恐惧，伴着肉的抽搐和灵的颤栗，伴着对于人类的不解和绝望。如果我们能够从南京遇难者的遗骸中发现自己的奥斯维辛，发现自己的苦难和苦难哲学，我们参与罪恶的机会将会有所减少。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疑的，祈祷却是真实的。

　　 1946年3月11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在控诉日本军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时，除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空话，什么实际内容也没有。三十万国民的生命和血泪，不在他的描述之中。一位美国检察官打断了中国代表的发言，要求中国人用证据说话，中国代表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三十万国人是如何死的，一个一个具体的国人是如何在自己的家园受尽折磨和凌辱的，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关注过。也许他们只关注胜利与失败，而没有时间关注生命与鲜血。

　　 直到八十年代，中国人才为这场人间惨剧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它的全称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名称的思路算是对1946年只会说空话的中国代表的补救，因为命名者意识到了每一位遇难同胞的苦难，意识到了历史悲剧中生命个体的命运和痛苦。可是，据说有的政协委员不喜欢“大屠杀纪念馆”的名字，最近建议将它改名为“国际和平中心”。对于这样的想法我实在不能苟同。我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于它的言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对它的关注和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仅仅一个纪念馆，起着一点微不足道的警示作用，万不可将其警示的用意一把抹尽。而且，纪念大屠杀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促进和平，而决不是号召中国人开赴日本，杀他三十万复仇。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在南京之战和惨遭大屠杀的事件之中，中国官方和军方存在着重大的策略失误，蒋介石和匆促上任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无疑负有“领导责任”。在大多数将领主张放弃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却坚决要守。仅仅因为唐生智赞成他的主张，他就任命多年没有带兵的唐生智负责守城。十万守城部队没有一支是唐生智的部队（因为他被剥夺兵权多年，根本没有自己的部队）。他要求唐生智守城三个月，事实上只打了三天，就已经溃不成军，他不得不命令撤退。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当局连指挥自己的军队撤退和逃跑的能力都没有。唐生智布防时，为了防止守军开小差，没有留下一只船。守军唯一的生路就只能是从陆路杀开一条突围的缺口。但是唐生智仅仅只是匆匆下达了一个撤退命令，而没有真正组织和指挥撤退。撤退的命令还没来得及传到官兵手里，他就带着随从乘着快艇逃到了江北，将绝无退路的十万大军抛在南京城，等待着日本人的屠杀。日本军方制造大屠杀的直接理由，就是搜捕躲藏在难民群体中的十万中国军人。所以，屠杀的主要对象是中青年男人。痛定思痛，除了谴责日本人，中国人自己应该反思之处，实在很多。

    应该有这样一个殿堂，

　　——让屠杀者跪下来忏悔，

　　——让被屠杀者站起来控诉，

　　——让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一起低下头来为和平祈祷。

　　我们之所以懂得要为和平祈祷，是因为那些无辜的人们在战争中付出了血泪和尊严。所以，这个殿堂的第一项意义，永远是倾听三十万遇难同胞每天晚上的凄厉倾诉。

　　——他们有倾诉的权利，

　　——我们有倾听的责任。

　　这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应该改名的理由。

　　                        ——2002年3月25日，匆匆写于北京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