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对美国全球霸权秩序构成挑战，不仅原来许多以“中国崩溃”为主题的“忽悠”预言不攻自破，而且美国人自身也在反思其在对华政策的上的得与失。2016年1月6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以“美国对华政策错在哪里”为题刊登文章，作者约翰·海明斯(John Hemmings)称，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不少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以“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对中国不管用。而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抱负，美国决策者们的假设经常将政策引向对整体战略有害的境地。也就是说，美国高估了自由主义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文章编译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的沮丧情绪当然是有事实依据的。改开三十多年来，美国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不仅民间有不少盼望“王师东来”的“一夜美国人”，就连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热爱美国的人，中国甚至还有热爱自由民主的民族主义者，主张中国学习美国“选主”政治模式，以便打败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是，近年来，不仅中国政府经常让美国在国际上下不来台，就连中国的民间舆论也在发生一些变化，美国“选主”政治模式影响力在下降，“一夜美国人”越来越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拼命褪去旧壳，戴上儒家的面具。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社会，但美国“键盘侠”们寄予厚望的中国中产阶级好像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讨厌政府。事实上，历次国际调查都表明，中国人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当高，远超过美国人对于联邦政府的信任程度。从这些现象来看，美国对华的意识形态输出，距离政权更迭的目标，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将美国对华战略，称为“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恐怕是作者缺乏推敲的结果。从基辛格等策略家的论述来看，美国从70年代与中国恢复接触乃至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一直有着比较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冷战时期，两国曾共同对付苏联，而这当然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在推倒苏联的同时，美国也曾试图顺手推倒中国，由此引起的是9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紧张。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美国资本涌入中国，今天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有很多人在中国有生意;中国以低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口大量商品，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同时，中国还借给美国不少钱。经济利益深度勾连之后，在华有生意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反而希望中国保持稳定，保护他们继续发财。“香蕉人”骆家辉在北京推动“意识形态驱动”战略，挑拨中国政府和民众关系，结果因为用力过猛，引起北京不快，华盛顿的主子们很快将其召回，“香蕉人”政治生命提早结束。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很难看到美国是在全面执行一个“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

　　当然，这并不否认，美国国内是有一些势力是在持续地推进“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努力挑拨离间中国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每次一到大选，候选人们也都会照旧将中国拎出来批判一通，见几个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物，放几句推动政权更迭的狠话。可以探讨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努力很难实现目标。

　　“和平演变”的关键，在于离间民众与本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让民众产生一种期待，即推翻政府之后会有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变得更糟糕。但是，美国某些势力为了追求短期政治利益，不断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如台独、港独、藏独、疆独，其热情甚至比独立分子本身更为高涨，这恰恰破坏了另外一些势力所作的更为长线的工作。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维护国家统一是一条不可触碰的底线。这条底线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统一是“治世”的基础，而当中国陷入分裂的时候，通常也是战火纷飞、百姓困苦的“乱世”。近代中国更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才击退外敌、消灭军阀割据，实现国家基本统一。当美国人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之时，唤起的是中国民众痛苦的乱世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怎么可能相信美国能给中国带来更好的政制?

　　其次，即便不谈国家统一问题，美国赞许的多党竞选式民主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也很难对大陆民众产生什么吸引力。台湾已经实现几次政党轮替了，按照国际主流的民主化理论，民主制度已经巩固了下来。但台湾的民主化首先带来的后果是，政党操弄统独议题，民众身份认同撕裂，而这就使得不同派别就何谓“公共利益”很难形成共识，在野党对执政党一贯是“拆台式反对”，而不是“忠诚的反对”，立法院杯葛，街头运动，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是，真正有利于民生的事情，要么没有人去做，要么想做也做不成。台湾人民维持小康生活，靠的是台湾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但制造业如果不能及时升级，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生活水平也就会往下走。但是，这么多年来，政客相互拆台，根本没有办法去推动台湾优势产业的继续升级。就连服贸这样大陆割肉给台湾的协议，都能被政治运动搅黄。到了今天，韩国与大陆的电子产业蓬勃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盖过了台湾岛内产业的风头。台湾工资多年没长，但物价、房价却在增长，民生下行，已是明显的趋势。一种损害民生的“民主”，它的优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在香港，美国某些势力支持的“泛民”争取“选主”的运动，对民生所起的作用基本上也是负面的。香港产业结构存在极大弊端，年轻人缺乏上升空间，怨气很大。从结构上看，这个经济问题，只能通过香港进一步融入中国经济来解决。但是，“泛民”反其道而行之，操弄身份认同议题，否决中央普选方案，阻碍特区政府的民生政策，又损坏了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声誉，让升斗小民连生意都做不成。香港的GDP现在已经排在上海、北京、广州之后了，2016年又即将被深圳超过，再过十年，经济上可能就是个极其普通的中国二线城市。这又让内地民众心生疑虑：如果贸然引进“选主”，会否让整个社会陷入内讧，甚至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美国确实在中东等地推行过“意识形态驱动”战略，但遭遇了失败，更让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反思，为何这些国家在“输入民主”后等来的却是军阀割据、恐怖势力横行和难民潮?一种声音认为，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促进阿拉伯国家“民主化”方面做的不够彻底才导致相关地区动荡起伏(比如巴黎政治学院著名中东研究教授菲力于(Jean-Pierre Filiu)就持这种观点)。换而言之，西方的问题不在于输出民主，而在于输到一半的时候停掉了，所以才留下烂摊子，如果持续不断的输，那么最后是能够成功的。这种想法从逻辑上未必错误，但它的弱点在于缺乏靠谱的成本分析，低估了在伊拉克、叙利亚这样的国家进行“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难度。当中国人民每天在电视上看到，打着“民主”旗号消灭了中东专制独裁的“邪恶势力”后，带来的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恐怖分子横行、难民成灾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时，他们还会相信美国人是真诚的“民主传教士”吗?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美国在推行这套策略时，往往采用了双重标准，这使得中国民众对这套意识形态本身的真理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比如说，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国在政治上相当专制，然而由于其国家利益与美国相一致，因而有幸地成为了美国的友好盟国;在中东，美国对一系列比较世俗化的共和国下手，却不会触碰宗教势力强大的专制君主国的一根汗毛。反观像俄罗斯这样已经实行“西式选举民主”的国家，却因为国际利益与美国相悖，被美国宣传成为专制黑暗的“独裁国家”。当年叶利钦对美国如此卑躬屈膝，几乎是开门揖盗，美国照样对俄罗斯痛下狠手，支持俄罗斯地方分裂势力，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中国人很快明白，一个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国家，即便已经实行了西式民主，也还是会被称作独裁国家，因此想成为所谓“民主国家”，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国家利益，永远跟美国人的利益保持一致。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真正让美国人放心的办法，就是分裂成一堆中小国家。

　　中国需要民主吗?当然需要!新中国向来是讲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仅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人民是终极意义上的主权，也意味着政府在日常治理中体现出对具体的民众诉求的回应性。但要民主不是为了自杀，而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中国的民主，应当是以国家统一为前提，以社会的繁荣与幸福为目标。当我们发现别人推销的模式无益乃至损害我们坚持的前提和目标时，我们当然有权反思，并探索适合我们自己的模式。

　　头脑清楚的美国保守派亨廷顿早就指出过，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一个非西方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其文化自信也就会逐渐恢复。亨廷顿更提醒西方人，西方在这几个世纪中的优越地位，首先并不是因为西方自身的理念多么吸引人，而首先是因为西方在组织化暴力上的优势。用我们今天常用的话说，所谓“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打仗打得赢，才有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资本，以至于建立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优势;而一旦打仗打不赢，泡沫必然会破裂掉。

　　在今天，美国“忽悠能力”的下降，与其硬实力的相对衰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当大家发现“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时候，在贫农们眼里，地主姓赵也不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2016年一开端，奥巴马即发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强调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他刚当选那时候更为强大。奥巴马说的其实并没有错。但之所以他要特意说这样给大家鼓气的话，说明朝野有不少人的“三个自信”正在动摇。而那位在1989年宣布“历史终结”的福山，现在正在反思美国为什么走向衰落。

　　美国的硬实力如果继续下行，推动真正的“意识形态驱动”战略必将更加困难，会更倾向于以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来使用意识形态，而非以理想主义的态度来使用意识形态。至于在对华关系上，美国真正掌舵的人，可以说本来就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使用意识形态的，唱个意识形态高调，往往是为了创造筹码，以便在具体的事务上迫使中国进行利益交换，只有少数势力才真正以打冷战的热情来使用意识形态。这套做法，中国见得多了，不妨继续奉陪。

　　总的来说，这位约翰·海明斯先生高估了美国统治精英们的团结程度，以为他们在对华关系上真能将自己宣称的政治原则坚持到底。其实，生意上的密切关联，早就瓦解了其中许多人的斗志。而那些没有被“糖衣炮弹”腐蚀的“民主课讲师”，经常出现教学策略不当，用来演示“民主的细节”的教案例子，也一个接一个出问题，长此以往，在中国也就越来越难吃得开了。

　　有人说，糟的很。我倒要说，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