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批经济状况下，任何一个项目申请，通常均存在着被否定的可能。20多年前温州董朝才书记跟我说过，那些报上去的项目，不知什么原因，总之是较难被批复。

　　正是基于被否定的可能，任何一个具有上马条件项目的区域或厂商，即使明知市场已十分拥挤，也均会有向行政当局提出项目申请的较强冲动。

　　因为如果项目碰巧被批准了，就能获得项目上马的较大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不申请的机会成本将是无限大。因为一般来说，行政当局不可能主动将项目布局给某个特定的未申请者。

　　由此我们就可看到，基于申请与不申请之间的巨大成本差距，特定地区或厂商，总是倾向于提出项目申请，而不是相反。而且那些条件较差者也会去申请，毕竟批复收益大大高于审批成本。因此，行政当局实际收到的产能申请数额，通常总是大大高出、甚至数倍于市场需求。

　　行政当局绝不是万能的上帝。他们会受到来自各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强烈干扰，如来自于审批者的亲朋好友、审批者上司的关系密切者，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强烈游说，包括利益直接者的“公关”。

　　更严重的是，行政当局自身判断也会受其知识准备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他们一方面不可能深入掌握某个项目的技术经济竞争特点，另一方面更不可能知道市场会在哪一个具体的点上实现均衡。更何况实际经济运行或许根本不可能让我们知道这样的具体点位。

　　因此，行政当局实际审批的产能，通常情况下，总是大大高于市场实际需求。当然某些特定情况下，行政当局也会制造特定商品的人为紧缺。这就是说，主要正是行政当局自身，制造出了大量高于市场正常需求的产能。这样就可以明白，当前产能大幅过剩的症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审批经济。

　　那么当特定行业不存在行政审批时，情况又会如何呢?这时，项目是否上马，并不是被动地由行政部门决定，而是由投资者自主决定。在这种状况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因为投资者也不是万能的上帝。

　　但在这种状况下，产能过剩状况通常将好于具有行政审批时。这是因为投资者在高度自主状况下，将充分提高其决策的理性水平，如果市场供给过剩信号具有足够强度，投资者就非常有可能调整其投资决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前大量日用工业品生产经营，并没有出现如钢铁、水泥那样严重的产能过剩状况中得到证明。

　　退一步说，没有审批经济的市场，即使产能与存在审批经济时具有同样的大幅过剩，也会由于项目审批机关的消失，而导致效率有所提高。最起码社会不需为审批当局的存在而买单，企业不需为取得项目批复而支付大量审批成本，官员腐败将大幅减少，社会风气将大幅好转。

　　行政审批的存在还会有另一个消极作用，就是扼杀先进产能的正常增长。一方面在市场产能过剩时，行政当局具有不分青红皂白，否决绝大多数新产能的倾向，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另一方面，即使管制当局能够批复新项目，也会经历冗长的官僚主义程序。

　　在这里，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将大大影响先进技术对于落后技术的替代，影响先进产能对于落后产能的竞争。在这些情况下，全社会要素效率的提高，显然受到了较大抑制。

　　对于基层政府的经济指标考核，会进一步恶化项目布局。基层官员面对来自上级考核压力，想方设法寻找项目、寻找资金。然而，基层官员通常不可能是某个行业专家，他们既不完全了解技术经济问题，也不掌握全行业的较多信息，通常总会对业主偏听偏信。

　　五六年前参加一个评审会。甲乙两地的两位党委书记，为谁家光伏产业更有优势争得面红耳赤。其实这两位书记都被业主蛊惑，他们仅根据自己对业主的偏听偏信，就以为自家光伏最厉害。

　　这样，在向上级争取项目审批过程中，基层官员通常也总会不遗余力与特定项目的业主一起努力。而基层自己能解决的特定项目的审批问题，官员通常也会大开绿灯。我在塔里木盆地戈壁滩上，看到过一个时而喷发出浓烈烟尘的焦化厂，那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骄傲。

　　当下首都圈极其严重的雾霾，就一定意义而言，是被审批当局审批出来的。首都圈存在着一个“重化工业圈”，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6种工业产品中，该地区占全国比重高于这一数据的重化工产品有15种。除去资源型产品外，这些产品占全国的比重，生铁为37.5%，钢材为35.7%，粗钢为35.3%，平板玻璃为26.8%，焦炭为23.8%，乙烯为21.3%，汽车为19.8%，初级形态塑料占18.2%，绕碱占17.8%，机床占16.9%，纯碱占16.7%，等等。京津冀辽蒙GDP占全国的16.5%。

　　广东市场钢材自给率仅约40%左右。湛江为钢铁项目批件等了34年，却原来那些项目都被批给了皇城根下。但那些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项目，或可说是首都圈极其严重雾霾的主要原因。

　　审批经济和GDP考核，长期是中国经济的痼疾。当前应在全面深化改革框架下，痛下决心予以改革。否则的话，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恐怕只能是治表不治本，很可能连治表也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