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

　　2015年，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似乎都弥漫着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从北京到华盛顿、从柏林到巴西利亚、从莫斯科到东京，政府、媒体和公民全都感到紧张和不安。

　　这种全球性的焦虑异乎寻常。过去30多年来，不管什么时候，都至少有一个世界强国极为乐观。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仍沉浸在长达数十年的繁荣之中，自信满满地在世界各地收购资产。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沐浴在冷战胜利和长期经济扩张的光辉中。本世纪初，欧盟(EU)乐观自信，发行了单一货币，成员国数量几近翻倍。而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国日益增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然而，就当前而言，所有的大国似乎都有些茫然，甚至是担忧。我今年遇到的唯一有些例外的是印度——该国政商两界精英似乎仍然受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改革热情的鼓舞。

　　相比之下，在日本，对名为“安倍经济学”的激进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减弱，人们不再那么相信这种改革能够真正打破该国的债务和通缩周期。与中国持续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日本的不安。然而，我在今年年初访问中国后得到的主要印象是，这个国家也感觉要比两年前不稳定得多。中国政府轻轻松松实现每年8%或者以上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对国内金融稳定的担忧正在积聚，夏季股市动荡就是例证。

　　然而，不安主要还是源于政治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比其前任更具活力，但也更不容易预测。官员和商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在反腐运动中被抓——反腐已经导致逾10万人被捕。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全球产生了影响。当中国点燃大宗商品繁荣的时候，巴西经济就像一个被快艇拽着的滑水运动员一样高速行进。然而，如今巴西经济已沉没于波涛下方，经济收缩4.5%。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深陷腐败丑闻当中，并遭到了弹劾。

　　欧洲也很沮丧。今年巴黎遭受了两场血腥的恐怖袭击。随着希腊濒临被逐出欧元区，困扰欧洲大陆多年的经济危机可能在明年7月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作为欧洲政治和经济标杆的德国现在则被逾100万难民的涌入弄得焦头烂额——这些难民大多是为了躲避中东战乱而进入德国的。欧元已经在德国和南欧国家之间造成裂痕，难民危机又让德国与东欧国家产生不和。同时，英国威胁要离开欧盟，而法国空前之多的选民转向支持极右翼党派。

　　如果你从经济数据判断，美国应该是所有这些阴霾中的例外。美国连续六年经济增长，失业率在5%左右，并且在互联网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公众情绪仍很糟糕。作为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共和党可能真的将粗鲁的煽动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前景表明美国并非泰然自若。实际上，特朗普的整个竞选活动以及共和党其他主要竞争对手的竞选活动都是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美国正在危险地衰落。除了这些国内因素以外，这种全球不安的背后还有共同因素吗?显然，全球经济没有完全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人们还普遍担心，在多年非常规货币政策之后，另一场金融或经济危机可能正在酝酿当中。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东地区的内爆仍在持续。事实证明，中东地区以外的强国无法恢复该地区的秩序，它们发现，混乱正以难民危机和圣战恐怖主义的形式蔓延至非洲和欧洲。

　　最大的共同因素也是最难解释的——不断发酵的反精英情绪，加上对不平等的担忧以及对法国、巴西、中国和美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随处可见的腐败的不满。在美国和欧洲，此类抱怨往往与盛行的国家衰落说法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焦虑对政治产生影响，引发了对习近平、特朗普或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强势”领导人的需求，这些领导人承诺(无论多么的虚伪)会拿腐败的精英开刀，为小人物做主，并维护国家利益。

　　全球阴霾让国际政治体系感觉就像是一个仍然难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患上的重病中恢复的病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重大冲击，复苏应该会逐渐加速，最糟糕的政治症状可能消退。然而，病人是虚弱的。另一场重大冲击，比如一次重大恐怖袭击或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可能带来切实的麻烦。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