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4日清晨，在湖南邵东县某中学，早自习结束，高三97班的一些孩子，正在整理课本;李秀珍站在教室门口，等着儿子小龙。

　　此时，一向少言寡语的小龙突然站起来，笑着对同学们说，“我要送给你们一个‘惊喜’”。

　　他身上揣着三把刀，和母亲一起走进滕老师的办公室。

　　“您来了……”滕老师起身，话音没落，小龙就扑上去，掏出两把刀，一刀刺中了老师的脖颈。滕老师倒在血泊中，小龙不顾母亲的阻拦，又刺了第二刀、第三刀。李秀珍拼尽全力，抢下一把刀;闻讯而来的97班学生冲进办公室，将另一把刀夺下。

　　李秀珍大哭，绝望地对儿子大喊“你把我捅死吧”，小龙回答：“要不是刀被抢了，我就把你捅死。”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班主任，小龙对母亲说：“你不要按住我的手，我要玩手机。”

　　“看到他倒下时痛苦的眼神，我就不自觉地想笑。”小龙回忆。

　　……这是最近轰动的邵东杀师案。记者问到对滕老师的印象，小龙笑着说：“除了有点啰唆，其他还不错。”他说，两年多来，滕老师并没有粗暴对待他或伤他自尊。然而，杀人的念头，已在小龙脑海里盘旋了许久。11月的一次周考，小龙成绩并不理想。滕老师建议他缩减月假回校补习。小龙觉得班主任妨碍了他看小说、睡懒觉。“杀他的念头越来越多地冒出来。”

　　就因为这个杀人吗?小龙说：“我从来没把他的命放在心上。”11月30日，回家途中小龙买了三把刀，“找到机会就动手，但先把手头的小说看完。”

　　问他“是否后悔，觉得抱歉”，小龙反问：“有什么好后悔，做都做了。我又不认识滕老师的家人，为什么要感到抱歉?”

　　“我的世界就我一个人”。他说，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住，看小说，混吃等死”。(以上文字引自新华社电)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一个编剧，我对小龙“看小说”的说法产生了注意，仔细阅读相关报道，小龙看的小说应该不是《水浒传》，也不是《哈利波特》，而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种文字形态——中国网络文学。“两三百万字的小说，我两三天就能看完。大概看了一千多本吧。除了看小说，还能干什么?”说起网络玄幻小说，小龙眼里就发光。

　　小龙说，他从初一开始迷恋网络小说，因为看小说太多，初中时买的手机按键都坏了。

　　他始终沉浸在小说世界里，连任课老师的样子都不大记得，班上同学也认不全。如此冷漠的他，却会为小说情节而忍不住哭泣。“哭完了，第二天内容就忘了。”

　　小龙说，喜欢“腹黑的、智商高的、感情淡漠的反派角色……喜欢的反派死了，我就换一本”。

　　作案前，他读的小说梗概里这样写着：“少年发下道心走上求道寻真的修道之路”。案发前一晚，小龙在宿舍突然笑着对室友说，自己“大限将至，阳寿已尽”。

　　同学小松(化名)眼里，小龙“就像被小说控制了，感觉他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以上文字引自新华社电及《新京报》相关报道)

　　网络文学的粉丝经济：屌丝购票心理学

　　在杀师案发生前一个星期，天津召开的一个名为“原创与IP相煎何太急”影视论坛上，阿里影业的副总徐远翔发表了“不再用专业编剧进行前期的IP开发”、“屌丝购票心理学”等观点，引发了影视界编剧的集体愤怒，这里所谓的“IP”，是一个中国人生造的英文单词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的简写。生造出这个词儿的人给它冠以一个广阔的外延，一句话，一首歌，甚至一个名字都可以是IP，但圈内人都知道，由互联网企业炮制的IP概念，实质上就是特指具有粉丝粘度的互联网内容，比如网络游戏，以及让小龙迷醉的网络文学。

　　在中国影视产业的理念里，市场往往就等同于观众，而观众中最稳定的就是粉丝，粉丝中最优质的就是小龙这样的年轻人。阿里副总裁的发言中，除了不找职业编剧以外，“屌丝购票心理学”也是引起广泛关注的观点。根据该理论，一部电影要想获得这批“屌丝”观众的认同，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有一个IP。第二是强大的明星阵容，我至少看张脸也可以。第三条，你这个电影有没有概念，有没有可逆袭的可能性。如果这三个条件一条都不具备，你肯定是颗粒不收。这个就是屌丝购票心理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小龙都是徐远翔眼中的最佳观众，他是屌丝，他是90后，他是IP的消费者，也是IP的奴役者。小龙的故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他把他的心理投射，他的阅读体验，转换成行动了。小龙的价值观的基本建设是由网络文学给他的，其实，这种心理印记出现在千千万万个小龙身上，只是他们没有行动而已。

　　互联网负责打鸡血，资本负责吹泡沫

　　互联网进入到影视行业以后，对传统制造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成立自己的影业公司，以强大的资本面碾压过来。以高歌猛进的粉丝电影，网络电影或者是以互联网基因下推出所谓的IP时代，然后一批用互联网营销方式推广的快餐电影迅速成为市场的主流，在市场上豪取上亿的票房，成为大家作为对传统电影颠覆的标杆。

　　保利博纳董事长于冬说：“我跟很多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成立的影视公司的人交流，他们又找回拍传统电影这一批人来拍电影，且更加不计成本，因为这些互联网企业认为钱不是在票房上挣的，是要在“羊毛出在猪身上”——从流量上、从其他地方收钱。所以互联网一批公司在资本裹挟下把这个产业风险迅速推高，这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危机感。突然间我们发现没有导演可用了，导演请不起了，演员请不起了，这是互联网给电影产业带来的一大悲剧。”

　　另外，互联网最终的目的是卖东西。先从电影票开始卖，大量的售票、系统的改造这个行业，颠覆发行管道、发行的方式，大量的预售——首先是低价卖票吸引网上的用户产生黏度，培养用户习惯，通过卖票的渠道带来其他东西的销量，从吃饭、看电影等生活习惯开始，这是互联网的一个思维。

　　但是互联网企业不顾及电影产业的发展，大量的低票价，大量的电商跟电影院合作带来的风险转嫁给谁呢?转嫁给制片方。

　　电影院是既得利益者，甭管是谁，我就卖40元，9.9元你自己卖去。但是9.9元到40元之间差价谁出呢?跟传统发行要。在行业内部这叫做“票补”。这个风气形成之后，发行商如果不接受“票补”，就被互联网营销抛弃。电就像《太平轮》没有“票补”，第一天票房只有600万，院线第二天就会把场次排给有“票补”的。

　　这样造成了传统发行商有钱才能做发行，大量的钱补贴给电商，形成虚高的第一天票房。然而，这个票房只是通过“低价促销”形成的虚假繁荣，无法代替和掩盖上映之后的观众口碑。目前中国电影的一个现实是：一个星期至少有8部新片上映，很多电影还没有能等到口碑形成，就已经下线了，靠口碑很难撑起一部电影的票房。因此，就造成大家拼命和电商合作，做“票补”。尤其是在重要的节假日。然而“票补”带来的巨大的洞谁来补呢?在影院和制作、发行方利益分配并不公平的当下，这个洞往往转嫁给了制片方和发行方。对于原创的一方，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中国电影在今天这样一个产业自身很脆弱的时代，迎来了互联网的强大资本的介入，同时带来了传统的营销方式的颠覆，利用互联网推广方式或者捆绑式的销售，来带动电影票的销售。

　　于冬说完这番话后不久，博纳影业集团宣布达成私有化确定性交易，买方财团增加了阿里巴巴、腾讯等4个成员。

　　回溯一下，2010年是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个拐点，当时整个影视行业突然出现大涨价，某些演员价格一夜之间乘以10，它的背景是什么?2010年以前，最贵的电视剧演员是每集10到15万，一般12万就可以请到一线了，很短时间内，突然他们可以要到100万一集，主要原因一个是创业板开了，影视公司要上市，抢演员。二是视频网站进入，烧钱抢片源，就是抢版权，完全不顾市场本身的价值。电视剧方面，网络版权可以出到60万一集，70万一集，甚至100万一集，当时还是一剧四星，网络的购片费用等于多出一个明星的钱，网站如果出价100万指定某明星，制作公司就可以拿出100万来请他，加上原来一剧四星的利润，制作公司是可以承受的。所以演员价格推上去，推上去以后，视频网站上市完成布局以后，不再抢片源，这时一剧两星的政策出台，然而，预料中的降片酬并未出现。演员转向综艺节目，反而挣得更多。同时，因为一剧两星，互联网购片显得举足轻重，话语权迅速被放大。互联网企业没有开发项目的能力，但有海量互联网文学版权，于是，锁定项目源成为最佳选择，推出IP概念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杀人游戏式创作杀掉的是什么

　　互联网企业表面上看是BAT，但在IP这个问题上，就是利益共同体。一起把IP的价值推高，与当年艺术品炒作的手法是一样的。当初，互联网企业参与到影视产业里面来，没有话语权，它只是作为一个播出平台，对项目选择、项目管理，均无决定权，连建议权都没有。互联网在影视领域没有资源。影视行业核心的是是剧本。一个制片人的水平就体现在抓项目上，即：抓剧本。抓剧本考验的是制片人的综合判断力和专业水平。以江志强为例，《捉妖记》虽然来自于《聊斋》一个非常小的短篇，为影片唯一贡献的是钟汉良坐的椅子能说话这个小桥段，所以基本算一个原创作品。影片完成后主演柯震东出问题，吸毒的问题，制片人立即又加3000万重新拍柯震东的部分，为什么?他有信心这个作品一定赚钱，因为剧本是他亲自抓的，整个盘子是他亲自码的，后来果然获得了24亿票房，目前的最高记录。从抓剧本到营销，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经验积累和业务水平。

　　IP的到来，是迅速打破门槛，去经验化，去业务化，以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渗透播出平台、控制数据平台的方式，可以指鹿为马，呼风唤雨。在形势上，目前已经造成非IP电视台不买，非IP制作公司不敢投拍。

　　炒作IP的实质是企图垄断项目源，由互联网企业指定拍什么，由互联网企业指定观众看什么，由互联网企业告诉观众你们喜欢什么。编剧们的抗议，来自于创作权利被剥夺。徐远翔提出的杀人游戏式的创作，让贴吧吧主和网络写手之间互相淘汰比稿，最后淘汰出一个人，拿他的创意，最终这个人跟版权没有关系，中间牺牲的这些人，全都跟版权没有关系，因此这实际是一个版权的阴谋。这个版权阴谋就是让写手(互联网写手)跟版权脱钩，然后找成熟编剧进行深加工。成熟编剧深加工后这个版权属于互联网企业，于是通过这个方式把版权全部掌握在资本的手里，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设计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强盗行为，他要改变的是人类产生到今天的精神生产史，颠覆人类的文化生产模式和智慧创造模式，一切权利归于互联网资本，所有的文化生产者成为互联网资本的奴隶。

　　那么，网络文学的江湖又是如何呢?不可否认，网文界有天才写手，平庸者居多也是正常的，正如职业编剧中平庸者占多数一样。但，网络文学作者被平台控制，初入行者需向编辑行贿以获得推送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个写手红了，平台会安排更多的写手给他打工，署他的名。与此同时，大量抄袭的同类作品随之产生。一些大IP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陷入“抄袭”风波。互相抄袭成为普遍现象，弱势的写手成为网站的奴隶，没有版权，没有署名权，没有报酬权。互联网资本没有催生出文化创新的加速器，而是产生了文化上的“互联网富士通”。被剥削、被凌辱、被抢劫才是大多数网络写手的现状。徐远翔设计的杀手游戏就是一个写照。杀死老师的小龙，应该也看过好的网络文学，但他看到坏人死了就换一本新的，所以，美好影响不到他。炒作IP的资本，炒作IP的人，也许觉得自己不是来毁灭文化的，正如徐远翔那样，他觉得甚至有权利拯救一些人，以至于要给编剧“指一条生路”。但是，他们按照上市公司的财务思维搞文化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在开始灭绝文化了。

　　关于IP里面有多少美好的内容，有多少有深度的有价值的表达，我不想说了，因为掌握最多资本掌握最多媒体资源的人每天都在说，我只想在铜墙铁壁的缝隙中小声嘀咕一下：不，不是那样的……

　　小龙不能代表IP的受众，正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不能代表所有的童话。但小龙是那些大IP的读者，这个身份如同阿里巴巴是童话人物一样确定无疑。我从来都是一个偏激而爱联想的人，我无法把阿里巴巴与童话割裂开，也无法把小龙与IP割裂开，我对此束手无策。

　　2015年的冬至之前，深圳发生了一场灾难，近百人遇难。我们原以为是自然灾害，是降雨天气导致的山体滑坡，后来才知道，是违规堆放渣土造成的，是人祸。是啊，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