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1957年反右不存在“引蛇出洞”

点击：  作者：胡新民    来源：《党史文汇》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发布时间:2015-11-23 09:56:10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两件大事。其功过是非，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质疑这个结论：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整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右

 

　　全党整风实际上是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提出来的。联系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与会的主要中央领导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都谈到了整风问题。朱德在会议期间的1956年9月17日发言时说：“我们只要接受过去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方法……我们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使小错误不致变成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致变成长期的错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即1956年秋冬，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工厂农村学校都发生了一些群体事件。针对引发群体事件主要原因之一的干部特殊化问题，刘少奇在1956年11月10日指出：“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1957年5月7日，刘少奇在高级党校和学员就整风问题进行了长谈。他说：“关于学习和整风的矛盾问题，你们准备把整风和学习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好。要力求两不误，既读了书，又整了风，只读书不解决思想问题，不整风，就是教条主义；只整风不读书，就可能犯经验主义。我们过去整风，读书少了一些，有的甚至没有读书，是个缺点。这一条是值得今天注意的。”“整风整什么? 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自己的思想。”“整风就要大讲这些脱离群众的事实，要大家想一想。好多同志对这样一些脱离群众的事实熟视无睹，看一看就过去了。要学会听闲话，有的同志听不得闲话，特别是听到告状一类的事，就沉不住气了。看到茅房写了标语就去追查，当反革命问题搞。这样一些问题，都要在整风时想一想，检查检查。整风中就是要注意研究检查党和各方面群众的关系。”“在党校整风过程中，同志们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对中央和中央各部门有意见可以讲，对地方有意见也可以讲，可以放手批评。但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事求是，和风细雨，注意态度。”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对中国国内影响也很大。周恩来于 1957年1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波兰的乱局和匈牙利的骚乱都使他更加深刻感到，执政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出现危机。中共要避开这个陷阱，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全党整风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周恩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只要讲话都要谈到这个问题，几乎是走到哪里，讲到那里”。

 

　　1957年3月12日，周恩来在与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会谈中说：我们每个国家都存在矛盾，而人民内部也还有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是一个重要的任务。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看望正在疗养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希望李考虑意见，帮助党整风。4月13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4月14日，周恩来接见60多位电影工作者，在讲话中阐述了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第4次会议(扩大)和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指出：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4月25日，周恩来在杭州笕桥机场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交谈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说整风应经常进行，否则思想会生锈。4月29日在北京又与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了整风问题。

 

　　反右时期的大字报

 

　　总之，从中共八大召开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央几位主要领导成员都在积极推动整风的开展。“1957年4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07页）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因为向国内多次介绍了波兰匈牙利由于内乱而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的情况，对推进全党整风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国际知名研究周恩来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写道：“（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国……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周恩来“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1989 第207页）。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初期进展健康顺利，党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毛泽东曾肯定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各界响应号召，张贴大字报向执政者提意见。

 

　　但是从5月中下旬至6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突然十分紧张起来，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的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势。

 

　　这种出乎预料的极端错误言行，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领导连续召开会议进行研究。5月l4日晚九时，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16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与会者增加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这表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将这那些极少数的人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了。

 

　　5月19日，北京高校学生中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有些学生开始分头到北京各大学和天津、济南等地的大学去联络，并通过书信将大字报寄往全国各地的高校，企图造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至深夜。5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至翌日凌晨一时。5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团结党内外中间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采取“放”的方针策略。中央决定主要在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放”，党员暂不反击。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

 

　　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次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毛泽东这段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反击右派的预警，也是为鸣放划出了底线。

 

　　但是极少数人仍然我行我素。

 

　　例如曾经表示新中国七年来，“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的章伯钧和储安平。储安平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章伯钧在6月1日晚向周恩来表露“共产党不能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4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近期内要结束鸣放的决策。6月6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开会，继续讨论整风面临的问题。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和李维汉开会。自此，中共中央正式改变了决策部署，全党由开门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

 

　　以上种种史实可以表明，所谓的“整风就是为了反右”是没有根据的，因而“引蛇出洞”的策略亦无从谈起。无论是开展全党整风，还是从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高度共识的基础上作出的集体决策。这个决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拥护和热烈支持。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整风”开始转向变为“反右派”。

 

　　反右派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

 

　　历史学者沈志华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不认可“整风就是为了反右”和“引蛇出洞”的说法。他认为，无论整风运动还是反右派斗争，都是为了巩固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参见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书）。笔者觉得还可以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说无论整风运动还是反右派斗争，其唯一目的都是执政党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因此，当中共发起反右派斗争后，立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下面两位亲历者的回忆有助于理解当时真实的民情民意。

 

　　2004年一家文史类期刊发表了当年一位参加了国家高教部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人员写的回忆录，反映了这段历史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心情和态度。

 

　　“但整风内容却很快随着5月中旬办公厅图书馆馆长葛某的一篇长达两小时的发言，发生了质的变化。此人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一向对党怀有不满情绪，这次乘机大加发泄，说了许多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话。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无是处，甚至不如国民党，把建国后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这就明显地把他自己推到了与广大人民敌对的立场上，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愤怒，不少人自发地站起来予以严厉反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公厅参事室的一位非党参事卿汝楫，在没有任何人动员他的情况下，自发地作了一次颇有分量的发言。此人曾在蒋政府任职多年。他列举了蒋介石内部派系林立，政客间勾心斗角，以及四大家族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各级官僚乘接收敌伪财产之际如何大肆中饱私囊，以致弄得国统区物价一日数涨，币值一贬再贬，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种种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葛某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还说：看事物要从本质上看，共产党人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根本上来说，共产党是‘立党为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为全国广大群众谋利益的。这与国民党的‘立党为私’、腐败透顶怎可同日而语？由于他是党外人士，又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发言有理有据，就更有其价值，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也可看到，不管是党内党外的知识界，只要是一个正直人士，就能客观公正地看问题，就能坚持真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葛某之所以不早不晚选择此时发言，是与当时社会上的大气候分不开的。那些日子，报上诸如‘反对党天下’，‘反对马列主 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反对外行 领导内行’，‘共产党a下台，轮流坐庄’，‘教授治校’以及葛佩琦、林希翎等在校园内大肆鼓吹西方民主，抨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演说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其人数虽不多，但能量却不小。其核心和要害在我看来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要西方民主，要资本主义。以至使整风运动脱离了帮助党改进作风的宗旨。有的甚至公然违背了国家宪法，致使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敌我矛盾。由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主要来自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我身处中央高教部机关，更感受到极大的冲击。部内大多数共产党员每天目睹耳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能不深感气愤。纷纷磨拳擦掌等待出击，可就迟迟不见党中央发出反击的信号。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持续了20多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向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起反击。据我观察高教部办公厅多数同志对此发自内心的拥护。我这时也好象从憋闷多时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气。”（《新中国往事 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第2页至第3页）

 

　　美国学者李敦白，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1957年他在北京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

 

　　纪录片《中国通——李敦白》中展示的李敦白（右）和毛泽东的资料照片

 

　　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发表在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也反映出了当时民间情绪。这篇标题为《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文章写道：“这些言论和手法在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说明这少数人推销他们货色的市场是小得可怜的。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饥饿、贫困、孱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

 

　　所以当时广大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有一股非常大的压力，要求党中央尽快发起对那些“放屁”言论的反击。因此，当党中央反右派斗争号令一响，广大群众和那些工农干部都一马当先。喧嚣一时的极端言行很快就没有了市场。

虽然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支持说明了中共的的反右决策的确是得民心的，但群众运动式的反右也衍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薄一波在总结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对右派的情况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0页）

 

　　极少数右派分子在极端言行甚嚣尘上时确实误判了民意。以章伯钧为例。周恩来在1957年6月1日认为章伯钧是“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章伯钧的老友梁漱溟则在1985年11月11日称章当时是“忘乎所以”。因此，尽管中共中央发出警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极少数人坚持“出洞”的欲望是挡也挡不住的。

 

 

　　外国学界对整风和反右的主要看法

 

　　国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著说是怎样看待这段历史的呢？

 

　　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毛泽东辞条有这样的评述：“显然，当时从来也没有想把百花政策当作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化政策。可是欢迎‘放’，也并不是陷害具有不同政见者而设的圈套。毛希望只要党表明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愿意倾听批评，那么他在1956年1月曾经看作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那些知识分子和专家，便会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政权，但毛很快发现他的估计错误，批评者绝不满足于谴责制度的具体缺点，他们对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共产党的领导权提出了疑问。因此，毛在1957年秋把对上层人物的注意力转向了群众，如果专家不够‘红’，他就把他们送到基层工作，改造他们。”（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思想的永生》 中国工人出版社 第453页）

 

　　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评述的：“到2月份（1957），毛泽东断定，如果党的整顿不被完全侵蚀，就需要采取大胆地行动，于是他作出了两次重要的讲话进行干预。在讲话中，毛泽东恢复了1956年的基本上抱有信心的看法。胜利已经取得，主要任务是注意制度中的缺陷。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支能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忠诚力量......知识分子被邀请在向党批评时担任主要角色。”（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0页）“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当相信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有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同上书 第264页）。“‘百花’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大大出乎党的预料之外。党曾经提出和确定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框框，至少在最初时期是如此。但是，尽管党限制了范围和规定了批评的条件，它也不能充分控制所引起的反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超过了对个别官员的批评，而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批评。它释放了比党所预计的更多的被压抑的和不满的牢骚。批评的不断扩展、独立小集团的组合以及特别是学生们反对党当局的示威游行，使党决定停止运动，因而在6月8日发起对它的参加者的反击，把这些人称作‘右派’。”（同上书 第268页）

 

　　1957年7月8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交通部职工3000人大会上遭批判，后被划为右派分子。

 

　　国际著名的研究毛泽东专家，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没有满足于评论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1957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见该书第254-255页 红旗出版社 1986）。

 

　　另外一名知名的研究毛泽东的的专家，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则描述道：毛泽东认为引起东欧风暴的内部原因是“波匈两国共产党的干部疏远了群众”，因此中国要“再来一次整风运动”。“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的统治是‘专横无情的’，一名沈阳的教授宣称，要说中国无民主，其错全在党中央。还有人说及‘狠毒的专制独裁’，仿效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手法’。在武汉，中学生们也涌上街头，冲击当地政府机关。四川与山东也有骚乱的报告。”毛泽东“暗示的是，‘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允许一小撮对共产党的胜利耿耿于怀、妄图倒转历史的极端分子搞破坏活动。”（见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第374-275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这些来自于国外主流学界的论述亦可以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说明，整风并不是为了反右，在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设计过类似“引蛇出洞”那样的策略。

 

　　所谓的“引蛇出洞”

 

　　既然不存在“引蛇出洞”，但为何不在右派言论刚露头时就反击呢？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刘少奇和周恩来就作了解释。

 

　　1957年5月2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在发言中谈到开展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掉。党外人士的意见，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不要忙，不要一下子顶回去。现在大家都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真有假，包括党内，也是有真有假。国际有修正主义思潮，国内也有这种思潮，党内也有。我们让它放一个时期，然后准备反击。让修正主义改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但是修正主义不能够克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不能克服修正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有许多人用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在整风中间要正确地区别。现在党内许多同志受到党外的攻击，这种攻击有好处，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点。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发生了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在斗争没有开展的时候，中派总是跟右派站在一起。因此，我们考虑做中派工作，要搞政治的“化学工业”，把中派和右派分开，让中派和我们结合，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是充分暴露右派。

 

　　1957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谈到了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和转向的原因。对于整风的初衷，周恩来说：国内现在搞整风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基础更加巩固，为了使上层建筑，使政治思想更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对于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原因，周恩来解释说：整风开展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右派进行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回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暴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动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

 

　　余绪：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谈到了57年的反右问题。在谈到反右扩大化时指出：“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但他同时也多次指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根据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内容，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在谈到反右时指出：“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1981年7月17日，当他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又呈现泛滥之势时，严肃指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管是被改正错划的还是维持原案的右派分子之中，有的并没有真正转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每当遇到合适的时机和场合就出来活动。虽然人数极少，但能量并不小。这些人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就起到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邓小平曾于1986年年底亲自点名，开除了三位被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即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的党籍。这些人在那场政治风波中 “做尽损害自己国家的事”（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时指出：“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政治风波过后的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教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时机、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来源：原载《党史文汇》2014年12期，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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