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暴恐分子砍杀无辜的事件，美国政府非但不谴责恐怖分子，反倒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指手画脚。一直以来，美国对中国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关注”格外高，可谓处心积虑。

　　美国一些智库对中国民族地区的研究非常细，笔者对其中一个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组织的所谓“新疆工程”的课题做过研究，这个课题很有代表性，颇能说明问题。

　　该课题由美国16位研究中国新疆问题的专家和学者完成，最后形成名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的一本书。书中不乏有“殖民统治”、“独裁危机”、“汉人移民”等各种措辞，其中一个主题是，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存在问题，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该书还对党和政府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极尽挞伐之能事，污蔑说这是出于“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同化维吾尔人”的阴谋。该书的第二作者格雷厄姆·富勒曾任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类似“新疆工程”的这类智库报告，在美国非常多。

　　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智库报告，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一把利器。智库打着民间旗号，以客观自诩，实际却往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为配合美国的外交战略，有的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美国政府在涉疆政策中，充斥着遏制战略、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多重因素。“9·11”事件后，美国名正言顺地进入中亚地区，并建立军事基地。同时，美国对新疆分裂分子从原来的幕后支持变为前台支持;利用“人权”、“自由”、“民族”与“主权”等捏造谎言，从经济、舆论、政治、法律上支持新疆分裂势力，为他们提供分裂“依据”、制造国际声势;组织智囊团，出版出版物，篡改新疆历史与事实，混淆视听，玷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形象，并向分裂势力提供理由。

　　强调意识形态有助于突出美国政府维护人权姿态的所谓独立性和坚定性，帮助恢复其在反恐战争中丧失的软实力，获取各种人权组织的好感，提高美在解决“东突”问题中的影响力，还可以利用人权问题迫使中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

　　中国政府务必要开展有理有节的外交斗争，压缩“三股势力”的境外生存空间;借助上海合作组织，营造良好的周边氛围;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加强国际公关，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与美国就所谓“新疆人权外交”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中国媒体也应将美国的“新疆工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国人提高警惕，让那些试图用“新疆工程”搅乱中国的图谋难以得逞。(作者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

　　延伸阅读：

　　在美国，谁在搞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算不上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后来逐渐转向学术。该系涉及的中国边疆研究主要划分为“蒙、藏、疆”三块。该系教授乔治•卡拉学识渊博，能运用数十种语言，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据称他能阅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蒙文。该系藏学家艾略特•史伯林的专长是明代西藏历史，但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对西藏事务的看法。新疆学教授戈德纳•包文德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精通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现有3位涉及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有由多位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有两位藏学教授及一位藏语讲师。其中罗伯特•巴奈特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创始人，曾是一位很活跃的记者。除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外，美国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如：乔治敦大学詹姆斯•米尔沃德(米华健)教授专注于新疆史，代表作是《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波莫纳学院的杜•格兰德尼(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人类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国》。

　　除这些美国院校中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外，介入中国边疆研究最有名的智库是美国东西方中心，它可以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的研究项目。总部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0年成立的，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在得到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后于2004年出版《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这篇论文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根源”。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新疆发生过的一些暴力恐怖袭击，他却表示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是美国所谓的“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如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一些学者做过的演讲题目包括：《2008年3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吾尔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等等。

　　据了解，少数美国学者与流亡藏人甚至与达赖喇嘛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的教授罗伯特•瑟曼。有的美国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海外的藏人或维吾尔人，但还能保持一些独立判断。比如，印第安纳大学学者艾略特•史伯林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也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做法。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曾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如何与这些美国学者打交道?

　　不少研究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美国学者与中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着密切交往，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每年都会给中国学生上课。有中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距离。

　　但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可以说这些学者与美国政府关系很密切，有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背景，有的研究项目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但他认为，如果单独批驳部分美国学者支持“疆独”，对他们个人来说“显得太重”，因为在美国对华战略的背后，还涉及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政治偏见等。他认为，这些学者多数还算是“真正的”学者，但会带有一定的偏见，比如，有的会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压迫人权”等等。有一些学者比较严肃，也比较中立，因此，不应完全把他们推到敌对面去，要看他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区别对待，多合作。

　　熊坤新教授认为，可以邀请更多学者和美国人士到中国实地察看，以事实改变他们的偏见。中央民族大学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政治学专业的学者表示：“很难指望他们的想法与我们一致，但双方学者间依旧保持着交流。”新疆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表示，与上海等地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相比，他们与这些美国学者的交流相对少一些。(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