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争相威胁：美国为何对华越来越强硬

点击：  作者： 王晓渝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5-11-10 16:10:01

  

 

 

近期，因为美国的军事挑衅，中国南海局势持续升温。10月27日，美军派出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12海里水域的范围内航行。

 

美国防官员11月2日表示，美国海军计划每季度两次或以上派舰艇进入中国南海人造岛礁12海里内，以此来向中国和其他国家表明美国在国际法下的权利。

 

另据美联社11月4日报道，美国防长卡特计划与马防长希沙姆丁在5日登上美国海军航母“罗斯福”号，届时该航母将通过马来西亚附近的南海海域。美国前副国务卿、前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10月27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派出军舰驶入中国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说明美国需要对中国更直接地表达立场。

 

此次美国公然插手中国南海问题，是以往美国通过台湾、香港、西藏、新疆问题遏制中国政策的延续。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美国直接派出军舰入侵中国领海，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更加直接、更加强硬的一面，这背后则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

 

1、美国近期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战争恐吓

 

进入2015年后，中美关系重新进入一个激烈对抗的阶段，背后扶持港独势力策划“占中”，插手乌克兰问题（乌克兰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外粮仓和商品输出地），扶植日本极右势力修改和平宪法，参与做空中国股市，签署TPP协议……再到此次插手中国南海事务，这一系列动作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

 

2015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美国政府首要智囊团，代表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意见）在《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中指出，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八任总统一直基本遵循的对华“接触”政策（应是“接触加遏制”）已经失效，他们认为原先为“接触”政策设定的两个主要目标都没有达到：一是原先认为通过接触加速中国对外开放可以促使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演变成一个美国希望的“民主国家”。

 

但30多年后的中国不但没有实现美国期望的自由化，而且意识形态更浓厚了；二是原先认为这个政策可以促使中国帮助维护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但我们却看到中国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制度，这明显说明中国不满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寻求建立另一个国际秩序。” 《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认为，“未来数十年，中国代表着并将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高。”报告呼吁美国动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时使用的一些经济工具来对付中国，并在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中创建新的优惠贸易安排，并把中国排除在外。

 

《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将“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调整为“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认为美国应该接受甚至支持一种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中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反对《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这种观点、反对与中国产生直接冲突的人物，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杰弗里·贝德等，虽然主张基本上继续执行“接触加遏制”政策，但也强调要加强对华防范和遏制力度。

 

2015年5月6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蓝普顿，在卡特中心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整体上正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

 

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性支持正在受到侵蚀。”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2015年5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莫雷尔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称，中国海军这次对美国军机发出警告（中国队抵近中国扩建南海岛礁的美国“全球鹰”无人机进行了电子干扰），显示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风险“绝对”存在，尽管这不符合两国的利益。

 

莫雷尔称，中国若继续此趋势，中美就有开战可能。莫雷尔曾在中情局任职33年，2012年接任因婚外情辞职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任代局长，是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的核心关键人物；2013年莫雷尔从中情局退休后，被奥巴马任命为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委员，专门为总统情报政策提供建议。莫雷尔上面的这番话，等于代表美国高层核心权力圈子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战争恐吓。

 

2、“接触与遏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在美国二战后国家战略设计者乔治凯南那里，美国的遏制战略本身就包括通过接触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内部瓦解”。

 

遏制的本质，是一系列包括经济战、政治战、文化战在内的软战争手段，直到最高级别的局部代理人军事战争。而接触的本质，则是软遏制，或者是实施软战争的条件和环境。两者是高度融合的辩证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背后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接触+遏制”战略重心的不断调整。

 

“接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和交流，在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高层扶植亲美派和自由派代理人，促使中国加速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让中国接受美国的国际秩序安排，按照美国设定的方向完成政治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通过经济上的自由化把中国彻底转变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商品倾销的庞大市场；

 

通过政治上的自由化变革，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宪政民主和多党制，以走向自我瓦解。

 

“遏制”的根本目的，则是在中国共产党外部扶持激进的反共反华势力，必要时美国则直接冲上前台。

 

美国对华的“遏制”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在中国国内扶植边疆分裂势力制造边疆紧张局势，在民间扶植及庇护激进政治异见人士及媒体，鼓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思想混乱和分裂因子，以试图发动颜色革命，以达到弱化中国的目的；在中国周边不断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在中国周边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形成围堵。

 

美国的“接触”和“遏制”政策又是交叉复合在一起的。例如当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外部环境紧张、中国加大清理内部亲美代理人和第五纵队，而中美尚不到决战时刻时，美国则会要求其一部分在华第五纵队加大向中国高层和体制内的渗透力度，以避免颜色革命势力被中国彻底消灭。

 

此时这些第五纵队会纷纷变换姿态和腔调迷惑人心，以长期潜伏、隐蔽精干，等待时机参与美国对华决战。在1989-1991年出现过这种迹象，在18大后的今天又出现这种迹象。

 

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绝对不会允许一个独立完整的中国存在，尤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因此，搞乱中国、肢解中国才是美国对华的长期既定战略。

 

当中国大体按照美国所指导的自由主义改革开放道路前进时，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就更多地依赖“接触”，而当中国试图扭转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干扰、破坏及其主导性，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时，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就更多地依赖“遏制”，如果中国不接受美国为中国设定的依附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美国就会持续加大“遏制”政策，对华政策会越来越强硬，直到把两国关系变成敌对关系，甚至发动代理人战争，对华进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围堵和封锁，如同美国面对俄罗斯内部亲美自由派的失势，主动挑起乌克兰危机，并借机围堵俄罗斯一样。

 

美国近期对华越来越强硬，这正预示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正遭遇某种程度的破产。

 

3、“新左派”对阵“第五纵队”：美国对华政策的得与失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主要对华采取“接触”政策。美国对华接触的第一步就是使中国的决策者们接受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圈套。

 

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一汽、二汽纷纷与外资企业合资建厂，到今天基本沦为国外轿车企业的组装车间；美国以合作组装MD82支线客机的谎言换得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运10的下马；计算机领域放弃自主研发，转而进口国外核心部件组装；

 

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等等众多工业领域先后自废武功，新中国前三十年原本已经建立起初步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土崩瓦解的态势。虽然丧失了赶超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根本动力，但中国的整个国有工业体系在八十年代尚且大体得以基本运转。

 

在美国的支持和影响下，政治西化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0年代开始泛滥，最终引发了19八9年的动乱。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初步遏制了把国家直接推向瓦解的自由化势力。

 

而美国则在19八9至1991年的三年内对中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遏制”政策，以期望中国短时间内和苏联东欧一起崩溃。当美国在1991年发现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已经走向稳定时，他马上明白，继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只会导致中国彻底消灭国内的自由主义买办阶层和亲美势力，美国对华接触并促进“和平演变”的最高战略就彻底破产。

 

因此，老布什在1991年马上发出了对华改善关系的信号，以确保其培养的在华第五纵队能够继续发展壮大，甚至进一步去影响高层政治、经济决策。

 

早在1991年前后中国内部展开的“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美国情报机构就曾通过其代理人，散播种种错误信息，误导中国决策层。自1992年开始，美国情报机构开始加速培养能够影响中国的“芝加哥男孩”和“伯克利黑帮”，通过这些“经济杀手”使“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开始深度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1997年以来，大批国有企业改制破产，跨国资本进入中国跑马圈地，家电、日化、医药、矿产、农牧业、信息产业、保险、银行等多个产业被外资控制。仅存的少数国有企业也实行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劳动者重新沦为商品，公有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严重威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属性。美日欧资本则在这个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

 

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从中国社会底层到高层的泛滥，导致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大批知识分子、记者或是留学西方、或是受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影响，大学课堂成为向学生灌输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桥头堡。

 

新世纪以来，美国通过资本运作控制的了中国多家门户网站和媒体，不断向民众宣扬西方宪政思潮、普世价值，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歪曲丑化中国革命史，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造成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然而物极必反，美国虽然通过其在华代理人，基本推行了瓜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与此同时却始终没有彻底推fan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就使美国及其在华代理人提前在人民面前脱下了道德伪装。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分化，美国情报机构一手培植“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派”势力，遭受维护国家安全、人民利益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左派”的强力反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人民面前称为过街老鼠，“毛泽东热”却此起披伏，愈演愈烈。

 

2007年十七大前后，新左派提出的“自主创新”等政策则正式成为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依附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遭受一定程度的限制，新中国前三十年建立的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遗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和恢复，高铁、大飞机、导航卫星等项目重新焕发活力。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酝酿对华采取更大程度的遏制政策，这就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缘起。美国政府常年扶植达赖藏独势力，于2008年西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对热比娅疆独势力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2009年以来在新疆等地区造成了“7·5”事件等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疆独暴力恐怖势力事件，新疆局势持续恶化。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挑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频频制造挑衅事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纠集菲律宾、越南等国屡屡制造摩擦。

 

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使中国完全按照它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这于是对美国期望中国搞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当头棒喝；对意识形态领域七种错误思潮的整顿，极大地改善了当前中国的舆论氛围，之前在网络上疯狂反共的公知、大V逐渐收敛，这迫使部分激进人物开始放弃发动颜色革命的打算，并准备逐步向体制内渗透。

 

在外交方面中国也变得更为积极，从单纯的被动接纳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对秩序和规则的塑造。亚投行、一带一路成为中国重新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手段，有望打破美国对中国的重重围堵，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已经很难强迫中国接受由美国制定的霸权主义的国际格局。

 

苏东剧变至今，美国主导的一超独霸的世界格局持续了近二十五年。尽管中国因为深受美国输送的政治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思潮误导，出现了贫富分化状况、意识形态混乱、经济主权面临丧失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但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正在以明确的姿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继续乐意接受美国所强加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美国在中国培植的新自由主义势力日渐被动。

 

与此同时，美国因自身的危机，未必有时间继续对中国实施“接触加遏制”的“软消灭”政策。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的政策也到了亟需调整的临界点，其遏制成分的份额将逐渐越来越大。

 

4、美国等不起，东海、台海将来可能比南海更麻烦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整个世界金融市场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随后，美国实施了数年的量化宽松政策来拯救美国经济。

 

2014年10月29日，美联储决定终止量化宽松政策，此前，美国政府一直在制造美国经济复苏的舆论。而事实上，美国2014年三季度GDP（增速）初值为3.54%，但个人消费量却从Q2的2.5%下降到Q3的1.8%，低于预期的1.9%，对于3.54%的GDP仅贡献1.22%，是2012年Q2以来最差的个人消费贡献，这对于消费为主的美国经济根本算不上复苏。为了吸引海外资金回流美国，美联储通过修改经济数据制造美国经济复苏假象可谓绞尽脑汁。

 

失业率变化是美国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2014年年底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是5.6%，然而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克里夫顿在2015年2月撰写的文章“大谎言：5.6%失业率”，披露美国劳工部如何计算失业率——如果你失业，而过去四周又未有求职，你就不算失业。如果你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而收入至少为20美元，也不算失业。

 

如果你开工严重不足，也不算失业。克里夫顿在其文中写道：“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这种情况：长期无业人士往往属永久失业，而开工不足人士的境遇也令人沮丧；然而官方失业率残酷地忽略了他们的苦况，扯了个天大的谎言。”

 

而美联储自己在2014年9月公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最富裕美国人和最贫穷美国人之间的差距在美国经济复苏在衰退之后数年逐渐加速之际不断扩大。报告显示，收入最高的3%美国家庭，他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从2010年时候的27.7%提高到了2013年时候的30.5%，而底层90%家庭的收入占比仍在下降。

 

与经济持续疲软形成对比的，则是美国近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2014年实际开支6004亿美元（预算是5268亿美元），2015年军费预算4956亿美元，而据美国新闻网报道，2016财年美国军费预算总额超过7700亿美元。

 

分析美国经济数据可以发现，美国GDP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国防支出，即在中东点燃的ISIS反恐战争、以及在乌克兰点燃的代理人内战。

 

列宁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来证明帝国主义必然发动战争，20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先后引爆了两场世界大战，而美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这场经济危机实际上还在继续和深化，随着美国本土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不断加剧，除非有大国甘愿成为其危机转嫁地，否则通过发动战争对外转嫁危机将会成为其不二选择，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必然会首当其冲。

 

接下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将会发生更加微妙的变化，南海只是一个开始，东海及台海的危机将来可能以更加严峻的局面出现在中国面前。

 

台湾2016总统选举，台独势力再次上台已经是大概率事件，民进党台独势力是发动颜色革命的高手，他们准备在台湾与中共打一场所谓群众防卫、群众运动式的“人民”战争，以迫使台湾问题叙利亚化、利比亚化，引发国际干预。

 

而当前的日本已经重新实现了军国主义化，并实质性地进入战争准备阶段。例如2015年5月，在日本众议院开始审议安保相关法案的同时，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或称联合参谋部)就制定了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日本自卫队已经完全不受宪法及民众舆论的管制和影响。

 

“内部文件”提出要设立自卫队与美军执行联合作战的“日美联合司令部”，并确立可立即开展军事作战的体制。文件以“今后方向性”的名义，提出设立事实上的日美联合司令部，研究自卫队干预“东海”和“南海”的方式。自卫队已经周密地准备对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国会审议的安保相关法案只不过是对它进行权威认证。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试图利用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通过一场局部代理人战争，挫败中国国内对美强硬派和独立自主派摆脱美国控制的努力，进而间接促使中国国内亲美自由派的重新崛起，将中国强行拖入依附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轨道，彻底洗劫中国建国六十年以来所积累的财富，以缓和自身的经济危机。

 

近期美国核心权力层直接发出对华战争威胁，就是一个重要信号。以战争相威胁，甚至直接发动代理人战争，恐将会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