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上议事日程，西方一些媒体又再炒作“朝贡论”，即把“一带一路”和朝贡挂钩，使得人们对中国古代史上的朝贡问题，重新点燃浓厚的兴趣。

　　朝贡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现象。朝是朝觐、朝拜，即诸侯、小国首领朝觐中国王帝;贡是贡献，即在朝觐时必须献上贡品。

　　朝贡的基本理念与实践，都起源很早，而且和分封制度有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天下的土地都属于周王所有，而治理这些土地者，都是周王的臣子。臣子(诸侯)获得封地、人口后，必须定期朝觐、纳贡、述职，以便维持主上(周王)与臣下(诸侯)的正常礼乐关系，以及象征周王对所有土地的最终主权。

　　朝贡存在长达二千余年之久，但其间形态变化极大。大体上说，先秦时期，主要是诸侯国向周天子朝贡;从秦汉到清代，朝贡范围扩大，性质随之改变，“称臣纳贡”者主要是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域外国家。这是因为自秦帝国建立后，“废封建、立郡县”，地方诸侯基本上不复存在。当然，其间如果在特定时期有分封王侯，理论上王侯照样必须向皇帝朝贡。总之，在中国古代，朝贡一直存在，断断续续，频率、规模视中国(天朝)势力强弱、需要而定。

　　汉代以来，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外国朝贡，正史与实录都有比较详细记载。在天朝思想指引下，对于宣示中华帝国的富裕、强大、权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从中还可获得稀缺品、奢侈品，供王室贵族享用。

　　另一方面，至于“蛮夷诸国”为何乐于称臣纳贡?称臣纳贡者数量很多，几乎都是一些小国或部落，南海诸国也是如此。对于它们而言，朝贡含有主动性、自愿性，乐此不疲。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朝贡与册封有助于强化小国统治者的地位、政权，乃至于获得中国保护，免受邻国欺凌、侵略。例如满剌加(马六甲)王国曾获得明朝保护，摆脱了暹罗的支配。在经济上，朝贡所获得的利益更大，“恩赐”物品的价值，总是远超贡品，可说是一种“包大赚”的商业行为。因此，不少商人混入朝贡使团，甚至组团冒充朝贡使者，所以因身份未明者屡遭“拒贡”，是史书常见的记载。

　　在明代，南海诸国的贡品(方物)有两大类：一是稀缺物品，如象牙、犀角、雀羽、宝石、苏木、乌木、胡椒、桂皮、冰片、沉香、肉蔻、丁香等数十种，二是珍禽异兽，如白象、黑熊、麒麟、孔雀等几种。贡物因地而异，在产地的市场价值不高。至于各国朝贡者所获得的回赠物品，则可分为三类：册封、印玺、勘合、昭告、黄袍、伞盖为第一类;丝绸、瓷器、茶叶为第二类;黄金、白银、钱币(南洋通用)为第三类。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如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拉曾在朝贡中，获得明成祖赏赐“黄金百(両)、白金五百(両)、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见《明史》《外国列传六》满剌加条)。这就难怪他们对朝贡乐此不疲了!

　　朝贡的规模大小不一，人数多少不同，少者十几人，多者数十乃至数百人。如《明史》记载，拜里米苏拉曾“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应属于当年规模最大的。至于朝贡次数、频率，同样多寡不一，有一、两年一贡，有三、四年一贡;有一年多贡，也有在某朝代仅贡一回的。如遇到来朝贡者人数、次数太多，中国方面穷于接待，不得不作出规定、限制。

　　此外，必须指出：即使在朝贡盛行的时代，中国也不主动干预其藩属的内政，更未曾像西方国家一样，推行殖民主义统治。某些西方论者显然不顾历史事实，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况且丝路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产物，有些朝贡者虽使用丝路，但二者不存在必然联系：丝路上的小国未必常朝贡，朝贡者未必都用丝路。历史反复证明，丝路——不论陆路或海路，一直以来都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之路，是和平友好、互惠互利之路，今天不容轻易把它给污化、给丑化。

　　当今所谓企图恢复“朝贡关系”的说法，居心叵测，目的在于鼓吹“中国威胁论”。威胁论有两大版本，一是早期流行的“骨牌论”，另一便是当今泛起的“朝贡论”。可见后者在暗示中国崛起对亚洲诸国构成威胁，因为她试图重建“朝贡关系”，借此“塑造势力范围”或者重建什么“中国版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

　　习近平主张共同建立“丝路经济带”，以强化其西部大开发战略，获得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未见有人把它和“朝贡”挂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他提倡共建“海上新丝路”，居然有人拾人牙慧，也站出来说：中国必须先解决“信任赤字”问题，让东南亚各国相信她不图谋“重建朝贡关系”。其目的难道不是在于协助西方、日本反华分子，鼓吹中国威胁论，反对海上新丝路的共同建设?

　　时过境迁，“称臣纳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今这些客观条件或历史因素已不复存在。如今，“天朝思想”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一样，早已过时，不得人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小国都不愿接受大国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