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旧的、年长的也有，新的、年轻的也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示过向往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所谓民主和自由，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曾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民主，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些言论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我在美国一直住了20年，但我没有与他们相同的感觉。自然，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们的宣传，那可能会觉得他们很民主，很自由。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里，我想就我亲身所见所闻来谈些有关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情况。

美国的教育制度

首先，我想谈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在美国联邦政府里一向是没有教育部的，也没有高等教育部。直到最近，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里才设置了一个“卫生、教育、福利部”，但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它所管的教育只不过是联邦政府对学校的一些帮助。在美国的教育主要是归各州政府管的，全国并没有统一的制度。而州政府的教育管理和行政单位也不过是对州立的一些学校加以控制。非州立的，也就是私立的学校是没有直接的控制的。而在美国，私立的学校很多，高等学校尤其是如此;象有名的哈佛大学，布林斯顿大学，雅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斯旦弗特大学，麻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都是私立的。各种不同派别的教会也都设置自己的中小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方式也不完全一致，各有它们的特点。在美国也强调所谓“学院自由”，说：不管州政府也好，联邦政府也好，都不应该干涉学校教学。这看起来真是民主自由极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美国的统治阶级对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一点——思想教育——是抓得很紧的。自然这是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为少数资产阶级统治者服务的思想教育。上面曾说美国对教育没有统一制度，他们又说不要政府干涉学校教学，那么美国的统治阶级怎样抓思想教育呢?当然，方法还是有的，而且还很巧妙!就以加里福尼亚州来说吧，那里控制州立学校的是教育委员会，而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是选举的。这里就有文章可做了。选举是需要把候选人名单向选民介绍的，候选人自己也可以作演说来竞选。谁来介绍候选人名单呢?报纸;而报纸是谁在控制着呢?资本家!候选人作竞选也得到处跑，跑就得花钱、花时间，谁有钱，谁有时间?资本家所支持的人!所以一般来说，只有被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所赏识的人才能选上教育委员会，他们是绝对控制着加州教育委员会的。好了，有了这么一个反动的控制机构，任何有一点点进步成分的措施都是难以通过的。例如：记得在1953—1954年就发生过在加州“派萨厅那”市的中、小学校里要不要介绍联合国工作的问题，其实这至多也不过是说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和平共处。但是当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就大为震怒，通过教育委员会撤了该市的教育局负责人。本来么，要制造国际的紧张局势又怎么能容许人说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呢?

再有一条控制教育的方法就是钱，没有钱就不能办事，自然也不能办学校。州立高等学校，象密芝根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的经费每年都得要州议会批准通过。它们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正象前面所说的教育委员会一样，州议员们也都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他们如果发现州立大学里有进步的分子，他们就可以要挟大学，要大学清除这些进步分子，清除了之后才批经费。在1950年左右，加州大学就来了这么一次。结果有十多位有正义感的教授，因为要表示抗议，抛弃多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而离开了加州大学。但是抗议并没有能阻止统治者们的迫害，他们是终于把进步分子从加州大学排除出去了。

如果是私立大学，那也是一模一样。美国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有两条：一是靠募集基金;一是靠联邦政府以及私人企业和学校订立合同，委托大学作某一项研究工作。这样资本家就很容易控制私立大学：如果大学有了进步分子，资本家就不捐款，企业也不再订合同，而联邦政府也会说进步分子不会“忠诚于国家”，因而“有碍国家安全”，不能给什么研究合同。这样，这个私立大学的经费就完全落空，学校也自然就办不成。

自然，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也知道，控制是要有伸缩性的，这就要看当时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不强，自身的危机不严重，那就可以控制得松一些，也可以留个别的进步分子在学校里装装门面。到情况严重时，象侵朝战争失败了，用原子弹氢弹吓人不成了，这就需要控制得紧些。好在美国资本家嘴里说的共产党范围极广，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只要把标准适当地改一下，控制是可以放松也可以收紧的。但是无论哪一个学校也逃不出资产阶级统治者们的手掌，学校非顺从地为他们服务不可;民主自由是假的，不民主、不自由、反人民的利益是真的。

所谓“学术探讨的自由”

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们也喜欢吹嘘他们的科学家们完全有学术探讨的自由，意思是他们的科学家们爱作什么研究就可以作什么研究，不受计划的拘束。他们也曾说过：科学研究是不能作规划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连这也作规划，那是可笑的。然而事实是不是如此呢?这我们一定要讨论一下。尽管有发明家可以单枪匹马，一个人坐在家里发明些什么;但是即使这个发明是好的，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建议而已。因为从一位发明家的建议到真正把发明品做出来，能实在运转，那中间有一段路;而且要走完这段路也非许多人参加工作，投入许多物力财力不可。所以单干户发明家的劳动只能认为是一项科学技术工作的开端，而不能认为是它的完成。我所以要说这种发明工作的缘故是：在科学技术工作里，现在能一个人用自己的钱在家里作的也只有某些发明工作而已;其余的，所有其他的科学工作就都不能一个人在家里作。其中理由很简单：靠工资薪金生活的人谁也没有足够的钱来获得必需的图书资料和实验装备。在科学发展的早年情况则不同，那时科学工作本身要比现在简单，的确有些科学家能靠自己的收入来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研究的“工业革命”早已到来，一个人的财力是不足以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

现在的科学研究往往需要有庞大的实验装置。譬如研究空气动力学吧，那就得有风洞，而风洞就是最起码的也得用几十瓩的动力，也就是一辆汽车那样大的动力;大的风洞、高风速的风洞更不用说了，动力有大到几万以至十几万瓩的，也就是象北京市全市所用的那么大的电力。再说研究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吧，那就得有高能回旋加速器，小的加速器也得上百吨的钢，大的得几千吨钢，也就是一只轮船那么重。象这一类的研究设备自然要很多钱，而且就是有了钱也需要一定时间——几年的工夫，才能建立起来。向哪里要这许多钱，什么时候开始设计、开始动工，这即使在工业力量雄厚的美国，也需要在全国范围里来安排。这就是说要有计划，不能想干就干，不能不考虑全局。这也就不是绝对的研究自由了。也许有人会说，他不想作这些需要庞大设备的研究，可以不可以作些不要大装置的研究呢?自然可以的，不过首先得说明白：如果完全不作这些要大设备的研究，那也就等于完全放弃今天科学领域里最前端的研究。事实是：今天科学领域里最前端的研究往往需要庞大的实验装备。

就是完全不作科学领域里的开荒工作，只作不要花大钱的研究，那是不是就等于不要有计划了呢?就能绝对自由了呢?那也不是的，理由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作的研究工作只不过是整个学科里研究的一小部分，但是一个学科里面的研究是密切关联的，学科之间也是有相互关系的。尽管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助手可以选择一个研究问题去做，这个问题可以很小，不需要什么大设备，但是在选题的时候，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和他的助手也还一定要周密的考虑其他同行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有时还得看看邻近学科的研究工作。那也等于说要知己知彼，要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相协调，决不能一意孤行。这也就是计划，不是绝对自由了。

由此看来，美国统治阶级爱说的学术探讨自由决不是绝对的自由，决不可能是不要研究规划的自由，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现阶段不容许这样做。其实在美国也实际上有着不少的全国性的科学规划和协调机构，例如：在航空技术的研究方面就有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海军研究局、空军研究和发展局等单位，每个这样的单位又按照更细的学科分类分很多个学科组，它们对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工作进行审查和协调，最后决定用它们的经费来支持哪一些研究工作。一个研究航空科学的人要作工作就非得从这些机构之一取得支持，而要取得支持就得把他的研究纳入全国的计划之中。这是联邦政府支持的科学研究。私人企业的科学研究呢?私人企业自然是为了赚钱，要赚钱就得讲效率，讲效率就不能乱来，一定得有步骤、有目标。所以私人企业所雇用的科学家作研究也得照所在企业的经营目的定研究计划，根本谈不到什么自由选择研究题目。据说象美国杜邦化学公司那样的大企业，它的研究计划一直订到十年以后。科学家不愿意照公司的计划作也不能离开公司，因为他已经在公司里工作过，知道了公司的技术秘密;如果放他出去为同行公司所利用来进行竞争，那就不利于杜邦化学公司。所以一定要对这位不满的科学家加以威迫利诱，把他留在公司里。这是研究自由吗?这就连人身自由都丧失了。

当然，在美国的科学研究计划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计划。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里面的内部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就象航空科学研究吧，空军同海军有矛盾，企业同政府有矛盾，企业之间有矛盾，这些矛盾都无法真正协调。所以他们的计划就不可能象社会主义制度里的科学规划那样全面，那样具有高度的效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优越性。美国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因为事物本身的要求，必需作规划，不能真实行他们爱说的研究中的绝对自由;但是另一面又不能把规划作得象我们国家里那样全面、那样合理。有的该做的不能做，不该做的反而做了。在私人企业间，为了竞争，它们的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必须保守秘密，于是就使科学研究力量大量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国家科学规划约束了科学家们;但由于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不能达到象社会主义制度那样高的工作效率。

所谓“美好的生活”

美国的统治者们也好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如何高，对科学家们的生活那是更说得天花乱坠了。但是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实际情况。先说钱。美国的薪金是照一年算的，在1955年左右，学校里的副教授年俸一般是五千到八千美元，教授一般是七千到一万美元，听说年俸最高的有到一万五千美元的，但那是凤毛麟角。这看起来钱是不少。但是第一，在美国得交个人所得税，这一下子就去了薪金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第二，在美国交通往来，因为距离远，非有汽车不可。汽车是自己开，连折旧、维护和汽油在内，一年也得花上一千美元左右。第三，房租贵，一年房租也得花上一千美元以至二千美元。这样七折八扣，真正的生活费用是已经大为减少了。还不止如此，美国一般单位规定六十五岁一定得退休，退休了又没有多少退休金，生活怎么维持呢?这就需要平时大量地、尽可能地买养老保险，也就是一种储蓄，以备以后的生活费;这一笔钱约占薪金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以最后真正能够支用的、相当于我们国家里的生活费也不过是年俸的三分之一。一位年俸九千元的教授而实际上不过是年俸三千元。再进一步算算，一元美金在美国的购买力约等于一元人民币在我们国家里的购买力，所以这位美国的高级科学家的工资合算起来还不到每月三百元。因此，一位科学家在美国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们的一位相当科学家高多少。

一位科学工作者在美国比一般人可能钱多些，虽然多得不算多，可是总算他多拿些钱吧;但是钱的问题对他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通货不断地膨胀，使钱的购买力一直降低，本来估计到退休时，退休金加养老保险可以生活了，而实际上到时候钱贬值了，还是不够维持生活。这时，年纪也大了，无法找到正常的职业。虽然他一生勤劳，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还是生活困难。在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就有一位老物理教授陷在这种处境里，后来还是通过他的学生在一个航空公司里作些不重要的研究工作，才勉强维持了生活。

因为这个问题，美国的一切人，包括科学家在内，都抱着有机会找钱就得去找、去争、去夺!自然，正象前面所说的那样，科学家如果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表示敌对的意见，那怕是轻微的，都不能逃过特务的耳目，因而招致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迫害，象拿不到研究合同了，研究作不成了，或者更严重到失去学校工作，连教书也不能教。我记得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在餐厅的午饭桌子上，同事们每次都要谈到这类科学家被迫害的事件。虽然有极少数负学术盛名的科学家就在这种压力下出卖了自己，向资本家投靠，一跃而为企业的领导人物，发些小财;可是还有不少的科学家为了正义，宁可受到迫害，遭到失业，他们也不愿抹杀自己的良心狠心地去作强盗的帮凶。也有些科学家明明看到自己的将来并不光明，但是为了衣食又只能委曲求全。他们丧失了学术工作的积极性，在工作上开慢车;有的回家种花，有的回家粉刷墙，有的上教堂，好象干什么别的都行，就是不爱干学术工作。

　　看吧，这就是“民主自由”的美国，这就是有“学术探讨自由”的美国，这就是有“美好生活”的美国!那里，少数几个人的欢笑早就被千万人的叹息所掩盖;那里，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和恐惧代替了研究和创造的喜悦;那里，“民主与自由”是为少数人所独占，而不是属于人民的。

          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青年共产主义丛刊》第一集——《民主与自由》，第140—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