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委员会于台北时间昨天(10/9)下午5点宣布，突尼斯民间团体的联盟组织“全国对话大会”(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因为对该国在2011年革命后和平且民主的政治转型做出了关键的贡献，获颁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恕我直言：这个奖除了粉饰太平，远远无法回应这个国家真正面临的问题。

　　UGTT：不无争议的全国对话大会首席成员

　　全国对话大会的成员团体，包括了突尼斯全国总工会(UGTT, 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突尼斯产业联合会(UTICA, Union Tunisienne de l’Industrie, du Commerce et de l’Artisanat)、突尼亚西人权联盟(LTDH, La Ligue Tunisienn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以及突尼斯全国律师公会(ONAT, Ordre National des Avocats de Tunisie)等四个组织。其中，以成立于1946年(比突尼斯独立建国还早10年)、曾有很长时间是全国唯一工会的UGTT最具影响力。

　　1956年宣布独立后隔年即废君主改行共和体制的突尼斯，是一个非常世俗化且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开国元首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执政30年间虽然大力推动现代化，但在经济政策上却毫无节制地接受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助，配合进行结构调整;1980年代末靠着软性政变上台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更进一步在对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上退守，将本国市场完全开放给外国资本横行，同时又大规模私有化国营企业，由其家族垄断利益、大搞裙带主义。

　　UGTT早期积极涉入向法国争取独立的民族自决运动，也曾参与建国初期的政府，因此与布尔吉巴政权关系密切，直到1970年代布尔吉巴强力打压工会，双方出现分歧。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大型工会往往完全附庸于国家，据称拥有超过50万会员的UGTT有其群众基础和独立性，但长期游走在政府与社运之间，一方面它有能力号召群众罢工上街、抵制政府运作，另一方面却也习于参加政治协商、以谈判换取利益。事实上，从布尔吉巴到本.阿里，先后走调的政权之所以能长期维系，与UGTT在关键时刻公开力挺绝对不无关系，但工会领导阶层辩称这是在突尼斯的国情下民间力量所不得不然，并强调工会长年来仍很积极与政府、资方周旋，以改善工人生活条件。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突尼斯经济体质不佳，而且发展完全失衡。北部拥有较好的气候与靠近地中海的区位，依赖着外国投资和观光业支撑，勉强还能维持表面的荣景，但中南部内陆有大片沙漠，在矿业萧条后只剩下极度的贫穷。青年与妇女，即使在这个号称最世俗化的伊斯兰社会里，仍然是最弱势的两群人，失业问题非常严重。

　　所谓的“民主”：革命后的政治斗争

　　2010年底，突尼斯中部小城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有一位年轻的街头小贩布阿西西(Mohamed Bouazizi)因为受不了警察百般刁难羞辱，愤而自焚。消息透过媒体报导后，引起各地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身为全国最大的工会，UGTT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投入抗争，而是随着情势发展调整立场，在判断危机难以平复之际才发动了关键罢工，迫使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宣布下台。这场西方媒体口中的“茉莉花革命”，后来被认为是北非与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政治浪潮的滥殇。

　　突尼斯在革命后并没有陷入全面的混乱，而是顺利组成过渡政府。由于突尼斯人民当时对世俗主义政客的亲西方路线正处在最反感的状态，2011年底的制宪议会选举竟然由系出穆斯林兄弟会(al-Ikhwān al-Muslimūn)的伊斯兰复兴党(Enhahda)获得近4成选票，成为最大党。不过，阿拉伯世界在经历遍地开花的政治动荡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容易挑动，也成为各种政治斗争最好的借口。虽然伊斯兰复兴党极力强调自身为“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还特意让世俗派人士出任总统以分享权力，但在松动的政治结构里再怎么操作合纵连横，也很难不受外在影响，世俗派很容易找出突尼斯社会向伊斯兰传统“倒退”的问题，积极运作推倒政权。

　　这段时间里，UGTT在许多议题上与政府针锋相对，被舆论认为比许多政党更能扮演监督政府的反对派角色，而工会领导阶层也毫不犹豫地宣称UGTT介入政治具有“历史的正当性”，他们与市民社会站在一起，不只要捍卫劳工大众的权利，更要捍卫共和国体制。

　　2013年2月，声望极高的世俗左派领袖、民主爱国者运动党(MOUPAD, Mouvement des patriotes démocrates)主席贝莱德(Chokri Belaïd)遇刺身亡，引起全国震动，各地再度陷入骚动。UGTT在葬礼当天发动罢工，总统马佐基(Moncef Marzouki)所属的共和议会党(CPR, Congrès pour la République)随后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后来伊斯兰复兴党以撤换首相勉强渡过危机。但到了7月，另一位对政府批评猛烈的反对党领袖巴拉米(Mohammed Brahmi)再度遭到暗杀，甚至传出前后两次暗杀使用的是同一把武器，尽管线索多半指向是两案皆是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为，但在政治上，伊斯兰复兴党被批评对恐怖主义过于软弱，使得情况已变得不可收拾。

　　UGTT先是再度发动罢工，接着便联合其他民间团体，主动向政府与反对党派要求进行政治协商。如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全国对话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然而，这次的政治协商其实打从一开始早已设定了清楚的前提：伊斯兰复兴党非下台不可。协商的具体内容，主要着眼于(把执政党赶下台)如何不造成宪政危机，而能稳住突尼斯的局势至少到下次全国大选。

　　2014年1月，伊斯兰复兴党宣布弃守首相大位，让国会可以提出新宪法并组成新政府。2014年11月国会大选，以维持世俗共和体制为主旋律的突尼斯呼声党(Nidaa Tounes)小幅击败伊斯兰复兴党成为最大党;可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党形成绝对多数，隔月再举行了第2轮的总统选举，但伊斯兰复兴党并没有推出候选人。这是1956年建国以来，突尼斯第一次以全国投票方式选举总统，最后由呼声党党魁、高龄88岁的资深官僚艾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顺利当选。

　　坚定世俗化，改变了什么?

　　虽有暗杀悲剧，但没有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就使得革命后一度“迷失”的国家再度世俗化、坚定共和体制，突尼斯这样的“民主”经验，成为西方社会积极标榜的伊斯兰和平转型典范。其中不只有主流的赞声，连主张“另类全球化”的跨国社会运动平台世界社会论坛(Forum Social Mondial)都罕见地于2013年和2015年连续2届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举办大会，积极建立本地非政府组织、运动团体与世界的连结。

　　诚然，相较于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国家，例如利比亚和埃及，突尼斯能以政治手段和平转移政权，实属难得。但问题是：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首先，“债务”没有改变。

　　自2000年以来，突尼斯的外债持续增加，账面数字从2000年的121亿美元倍翻到了2014年的269亿美元。这段期间，突尼斯的GDP成长率在2%到8%之间震荡，革命发生后一度摔到负成长再反弹，但2012年以后表现仍逐年下滑，而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则是自2010年的低点回升到了近50%。从这些数据看来，情况好像还不算太糟，但去年欧洲关注债务与发展问题的民间团体已提出呼吁，希望欧盟否决一笔3亿欧元的贷款并认真考虑债务结构调整，不要再增加突尼斯的债务负担，原因是它偿付给西方国家的债款已超过借贷与受援的总额，而且“几乎所有的新贷款都被用来还债”。然而，突尼斯政府似乎“借钱还钱”早已上瘾，2015年初又宣布需要借贷13亿美元来弭平年度预算赤字。

　　这样的困境，当然突尼斯长年在经济上对强势国家和国际组织言听计从、从不反抗，以致于缺乏创造财政收入能力的循环恶果。从过去的独裁到现在所谓的民主，每一任政府几乎都只能宣示维持开放的经济政策，把市场和国民的劳动力拱手任人取用，以换取填补黑洞的纾困借贷。

　　其次，“失业”没有改变。

　　虽然突尼斯很早就是一个世俗主义风行的国家，但女性与青年在公共领域被压抑、边缘化的情况，比起其他伊斯兰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突尼斯的总体失业率通常在10%以上，革命发生后曾经一度上升到19%，目前又下降到15%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失业的确是个社会问题，但似乎还不算失控。然而，更进一步的比较数据指出，突尼斯青年人口(15-24岁)的失业率至少是壮年人口(25-54岁)的2到3倍，在革命后更来到了40%。在突尼斯街头，无所事事、只能四处游荡找观光客搭讪讨些好处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只能找到按钟点计薪的非正式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也不在少数。北部城市尚且如此，中南部村镇的惨况就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革命爆发与青年世代的不满有直接的关系，但革命后他们的生存处境却没有改善，使得代间的关系更加紧绷。今年世界社会论坛期间发生大会志工的集体罢工事件，就是为了抗议突尼斯在地的主办团体对事前协议好的津贴数额出尔反尔，而且对远道而来服务的年轻人没有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顾。许多年轻人对老一辈的菁英“旧”政治早已感到灰心，但却迟迟找不到建立“新”政治的方向。国际媒体指出，突尼斯的青年失业问题已经形成一股危机，有愈来愈多年轻人选择非法偷渡到欧洲讨生活，甚至有数千人因此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吸引，跑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武装组织的“圣战”，数量比起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最后，“恐怖攻击”成了问题。

　　被拱上民主宣传舞台的突尼斯，也被迫被推上了冲突前线。随着伊斯兰国的势力延伸进入北非地区，今年3月18日在突尼斯巴杜国立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u Bardo)、6月26日在度假胜地苏塞(Sousse)某旅馆私人海滩，先后发生了主要针对外国游客攻击的严重枪击事件，分别造成21人与38人死亡。这两起事件让非常依赖观光业(2014年占全国GDP的15.2%)的突尼斯大受打击，媒体报导官方的年度GDP成长率预估因此一口气从3%下修到0.5%，对革命后一直没有起色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更麻烦的是，这两起事件也让极端主义与激进组织对突尼斯社会的影响，从阴影里浮上了台面。在巴杜博物馆的攻击事件后，突尼斯很快举办了大游行宣示反恐决心，包括法国总统欧兰德(François Hollande)在内的多国元首都出席声援;而苏塞的惨案发生后，艾塞布西也明白地表示：“我们意识到突尼斯正在面对一场国际性的运动，突尼斯无法独自做出回应。”

　　争论之前，请正名“尊严革命”

　　艾塞布西在7月2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项命令一直到了10月2日才解除。有趣的是，同一天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宣布提供突尼斯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附带条件是突尼斯必须加速金融改革、扩大开放私部门投资，但对突尼斯庞大的政府部门收不到税(尤其是政府完全管不到的60%的外国资本)却未置一词。

　　一个星期之后，全国对话大会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全世界再一次齐声颂扬突尼斯的民主成就。

　　从革命前到革命后，突尼斯人始终如一的生存困境，就这样被留在了阴影里。外患加上内忧，突尼斯的未来其实还是充满变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座和平奖究竟能为这个受伤频频的社会注入强心针?或者可能掩盖了更多外界不想看见的问题?恐怕有得争论。

　　不过，有一件小事或许比较容易有共识：2011年的那场革命，突尼斯人其实称之为“尊严革命”(Thawrat el-Karāma)，但诺贝尔委员会在官方声明中却再次使用了“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这个由利用新媒体报导这场革命而声名大噪的美国记者卡文(Andy Carvin)所给予的名字。如果真心觉得突尼斯人民在这几年之中达到了什么成就，首先，就请从还原一个简单的命名来致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