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菜鸟》(The Beijing Bunglers)，“在中国执政的是一个自称‘共产党’的政党，但其经济体制却是一种金钱至上的裙带资本主义。”“中国政府搞了这么多年市场经济，可能仍未搞清楚‘市场’这东西是如何运作的。”

　　对于富豪，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嫉恨交加，是谓“仇富心理”。一种是顶礼膜拜，认为富豪都是天生异秉，与常人不同。没当过富豪的人都容易产生这两种看法，不论智商高低——考虑到有些经济学家持后一种看法，所以要特别说明“不论智商高低”。可是，要真正理解富豪，雾里看花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听听那些当过富豪的人自己怎么说。注意，当过的“过”字很重要，如果是正在当，他同样可能掂不准自己几斤几两。要在经济机制上说清楚富豪是怎么回事，当过富豪的人最好同时是个经济学家。

　　经济学虽然是跟财富打交道的学问，但经济学家中发过大财的人却寥寥无几。凯恩斯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他在资本市场中亏过大钱，也赚过大钱。所以，他对企业家致富过程的看法就让人觉得比较中肯：“企业家是在玩一种既靠本领又靠运气的混合游戏。其平均结果如何，参与者也无法知道。如果人类的本性不喜欢碰运气，或者对于开工厂、修铁路、开矿和开垦农场，除了利润之外别无它图，仅凭冷酷的计算，那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投资。”

　　所以，富豪不过是些本领和运气俱佳的家伙。两个因素同样重要，只强调其中一个，必然会导向偏颇。那么“既靠本领又靠运气的混合游戏”是怎样的一种游戏呢?我们中国人理解这一点应该不难，因为我们有一种“国粹”正好是这样的，那就是麻将。

　　当今玩经济“麻将”名气最大的当数比尔•盖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世界富豪榜上，他已在头把交椅稳坐多时。与一般人相比，此公的风险偏好显得比较突出，大学没读完就出来闯江湖了。然而仅凭风险偏好突出并不能造就富豪。翻开他的“发迹史”，让人最为感叹的不是他的风险偏好或过人本领，而是他的运气。

　　原来在1980年夏天，IBM需要为自己最初的个人电脑选配一种操作系统。当时第一选择显然是由加里•基尔代尔开发的CP/M。可是，当IBM的小组依约前去找他时，他却忘了这次约会，坐自己的小飞机飞走了。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他的妻子也没有及时补救。IBM的小组转而到西雅图去见比尔•盖茨，因为他们还想要盖茨的Basic语言程序。在交谈中得知IBM需要一种操作系统之后，盖茨从另一家当地公司购买了一种称为QDOS的操作系统——即“Quick and Dirty”，直译就是“快手和下流”。经过改进，这套名称不雅的操作系统变为MS-DOS，盖茨把它卖给IBM，最终成了IBM所有个人电脑产品的操作系统，这就是后人所说的“20世纪最值钱的买卖”。以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那是一曲“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凯歌。但这关键的第一次胜利，是上帝送的。所以我们理解市场经济，除了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外，还要注意这只“上帝之手”。

　　现在我们知道了，个人要想成为富豪，就必须投身于“麻将”游戏中，凭着自己的本领和运气脱颖而出。但一个社会要批量生产富豪，却不能指望运气。设计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游戏规则)，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设想这样一个游戏规则：一百个人参加，最终只有一个人能成为富豪，其他人都要饿死。显然，这样的“博命”游戏，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玩。反过来，仍是一人胜出，但落败者也不至于危及身家性命，只等于“潇洒走一回”或“玩的就是心跳”，那么参与者之踊跃，看看彩票的火爆就知道。人的本性还有喜欢碰运气的一面，有过好运气的凯恩斯如是说。

　　个人如何富，国家如何强，道理并不深奥——如老话所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懂这个道理，所以都结了一张在富豪产生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大网——社会保障。国内有不少人仍以为社会保障只关乎扶贫济困，或者以为只有等国家富强后才能搞社会保障，这实在是一种极肤浅的认识。

　　这里仅举英国作为例子。在惨烈的二战中，英国几乎掏空了家底，1939-1955年间曾实行票证配给制，比我们改革前更为困难。在这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战后的英国政府却采取了与我们相反的政策：他们振兴经济的措施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位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结果到1948年英国就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我们只能感叹，英国不愧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政治家太明白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了。只要建起了安全网，人们自然会放开来竞争，去发财致富，哪用得着政府操心?

　　反观当今中国，到底有几人真懂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菜鸟》(The Beijing Bunglers)，一开篇就不认我们社会主义这个账：“在中国执政的是一个自称‘共产党’的政党，但其经济体制却是一种金钱至上的裙带资本主义。”他还说：“中国政府搞了这么多年市场经济，可能仍未搞清楚‘市场’这东西是如何运作的。”前一句话简直就是恶攻我们的体制，后一句话则是嘲笑我们领导人的智商，总之，“何其毒也”!

　　不过，撇开恶攻和嘲笑，我们还是能够从克氏的文章中捞到一点干货的。比如他指出中国经济极不平衡，投资太多消费太少。解决办法是改革经济增长中的财富分配制度，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他说，中国在这方面虽然已有所进步，但做得仍然很不够。看来，要把“菜鸟”这顶帽子还给克鲁格曼，真的要从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入手。

　　(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