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封建主义僵尸招魂和殉葬的《软埋》

　　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写了一部把新中国成立前后土改运动妖魔化的长篇小说《软埋》，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此小说一经发表，就博得众多主流媒体和评论者的一片赞扬和吹捧。看来，否定土改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众所周知，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人民共和国走到今天，这种潮流大行其道，再怎样见怪不怪，都不禁让人猛醒和深思。

　　或许正是出于一种做贼心虚的心理，发表此小说的该期《人民文学》卷首语中，编者写了这样一段诡辩之辞:

　　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那么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

　　说这是诡辩之辞，是因为所谓《软埋》中的“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与“算旧账”不仅绝无矛盾，而且相得益彰。前者正是把土改运动妖魔化和“算旧账”的凭借和手段。方方正是通过表现和渲染土改真相这个“魔鬼”在“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中如何现身，才将土改运动妖魔化的。“魔鬼”正是方方描写丁子桃“软埋”的土改记忆时反复使用的代名词。

　　因此，方方这部得意之作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控诉和清算土改运动。围绕这个中心，小说设置了两条线索：第一条是让土改运动幸存者丁子桃失忆，让她堕入潜意识的“黑暗深渊”，逐层攀爬土改记忆的“十八层地狱”，以便把“软埋”到潜意识深处的恐怖至极的土改灭门惨剧讲述出来。这条线索不仅是“算旧账”，更是造假账。另一条线索是丁子桃孝顺的儿子青林在今世发现各种与当年土改灭门惨剧相关联的细节，通过阅读父亲日记和实地考察，最终亲眼目睹了“三知堂”陆子樵全家老小和奴仆集体自杀“软埋”的恐怖至极的乱坟现场。虽然“现实”而“平庸”的青林为了“现世安稳”，最终遵从父亲遗嘱放弃追究最后的谜底——母亲丁子桃到底是陆子樵家什么人，但这条线索完全效力于“算旧账”、造假账是再明显不过的。

　　之所以说方方这讼词不仅是算旧账，更是造假账，是因为方方竭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而构造的土改真相根本就不符合史实，即使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也是如此。可是，为了证明这假账的普遍性，除了陆子樵家的惨剧之外，方方还精心设计了三起灭门惨剧。其中，川东另有两起，即“大水井”李盖五整个家族全部灭绝，丁子桃娘家（“且忍庐”）胡如匀一家五口都被杀光；山西一起，即丁子桃后来的丈夫吴家名的爹娘姐姐爷爷奶奶全被杀害。这样，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就都囊括在内，土改中地主灭门惨剧就似乎是普遍现象了。

　　可是，无论川东作为新解放区还是山西作为老解放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把地主全家老小全部杀光的做法，绝对不符合土改政策法规和具体实践，根本不可能出现，更枉谈是普遍现象。如果是普遍现象的话，划分地主成分还有什么意义？哪里还会有“成分论”？哪里还有会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地主家庭也要按人口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以便把地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即使是镇压少数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也只限于作恶者本人，怎么可能把全家人都杀掉？不必说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可供了解当年土改的实际状况，就是退一步讲，全国哪个村当年没有“地主分子”呢？哪个村没有“地主分子”的后代呢？

　　或许方方的吹捧者和唱和者们会辩护说：《软埋》控诉的灭门惨剧只是揭露土改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过火行为，并非全国普遍现象。但方方的谈话正好打脸！就《软埋》的创作，方方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1]  

　　显然，以上所言恰恰是强调《软埋》揭露的是全国土改的普遍状况。其所谓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何止千千万万的人”，不包括土改中获得土地翻身解放的广大贫苦农民，而是专指“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的地主家庭的“无数人”，丁子桃正是这“无数人”的代表，她的“软埋”土改记忆正是“经历者的共性”。

　　土改后妇女成立纺织组。

　　以上暴露出方方鲜明的、同时也已成为无意识的地主阶级立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翻身解放的广大贫苦农民不算是“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而成为杀害地主家庭“无数人”的刽子手。方方在《软埋》中借当年经历者之口如是说：

　　马老头说：“基层农民激情万丈，一下子失控了。工作组也都发了昏，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跟着农民走，都失控了。”

 　　马老头说：“……打仗我们打过多少年，可谁也没干过土改。也不懂法治，当然也没人跟你说过，万事应该法治。大家开会，说这个人该杀，就杀了。或者是，土改组长听到反映，说某人很坏，该杀，也就决定杀了。基层的执政者，自己也不懂什么，政策水平很低，光想着要为穷人说话办事，并没有多想想，穷人这样做对不对。”[2] 

　　将广大翻身解放的“穷人”判决为罪魁祸首，表达了方方对“穷人”的仇恨和蔑视。然而众所周知，方方所控诉的发生于1952年的川东土改，是新解放区的土改，那时并非“谁也没干过土改”，而是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土改经验，那时也并非“不懂法治”、“当然也没人跟你说过，万事应该法治”,而是早已颁布实施了“五四指示”（1946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再者，革命年代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这也正是当年共产党战胜国内外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绝无可能像方方渲染的那样任由“穷人”把一个个地主家庭灭门杀光。况且，果真如此的话，方方所谓的“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那“何止是千千万万”的人，是哪里来的呢，不都杀光了吗？哪里还能有“软埋”土改带来的“惨烈的伤疼”？因此从史实的角度讲，方方的算旧账、造假账根本就是不值一驳的。

　　土改干部向农民讲解土地改革法。

　　正因是造假账，所以《软埋》在叙事逻辑上无论怎样巧作安排都难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例如，以上所谓四起灭门惨剧，除了陆子樵家，其余三起的被害经过都语焉不详，粗简错漏，信口雌黄。例如，方方这样讲述大地主李盖五全家的被害经过：

　　我们老东家李盖五脑袋很灵光，清匪反霸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听讲他后来还在万县当土改队长。他以为能躲过这一劫，结果硬是被农会叫回来参加斗争。县里保他，规定不准吊打不准枪毙。农会听县里的，但是恨他的人也多，就把他一家子关在庄园不准出来。不打你也不毙你，可是不给你吃的。这一条，县里没有规定。他们没得粮食吃，硬是活活饿死了，连两个娃娃都一起饿死了。[3] 

　　依据方方的叙述逻辑，李盖五是川东柏杨坝镇的大地主，而身为大地主竟又当了万县的土改队长，当了万县土改队长竟又要尊奉村里农会的命令。再者，前面刚说完土改从来“也不懂法治”，根本无法纪可言，可到了这里又有了“不准吊打不准枪毙”的规定。而且前面控诉工作组“都发了昏，结果跟着农民走，都失控了”，现在又强调“农会听县里的”，只是恨他的人“把他一家子关在庄园”里活活饿死了。那么恨他的人为何能得逞呢，原来是县里只“规定不准吊打不准枪毙”，而没有规定不准把全家老小活活饿死。依据这样的逻辑，不仅活活饿死没有规定，砍头、绞死、毒杀、活埋，腰斩凌迟、五马分尸都没有规定，都是可以的，而且更加解恨，为什么不那么办呢？那么办不是更能彰显土改和广大“穷人”的残暴和罪行吗？由此可见方方的叙述逻辑是多么混乱。

　　或许又有人说，以上只是小说中知情人物的转述，并不代表作者的逻辑。但是，方方对于以上地主家庭被害经过只有这样粗简错漏信口雌黄的转述，并无进入当时历史情境具体详实的描写。吴家名全家被杀和丁子桃娘家五口被害，也都是如此。

　　关于吴家名全家被杀的经过，方方只是通过老起的三言两语和吴家名的一笔日记一带而过。面对带兵打仗杀过很多人的刘晋源，老起这样说：

　　“我参加过土改。那个吓人，比打仗恐怕不差”，“提不得，这事提不得。提起来让人脊背发寒。我姑一家，全死了。就剩一个儿子，被我堵在山外，没回去”。[4]

　　而吴家名关于此的日记也不过是把以上说法换个角度再重复一遍：

　　“晴天霹雳！不想活了！前几天山脚下遇见小起，说是专门堵我的。他哭着告诉我爹娘姐姐还有爷爷奶奶俱已亡故。我不可以回家。回家必定是个死。爹断气前，最后一字是堵。”[5]

　　这就是方方提供的吴家名家土改灭门的全部经过，稍微详细一点的原由、过程和细节都只字未提，而大量的文字只是用在对强加之罪的泣血控诉上。若不是凭空杜撰，不会如此。

　　1948年韩丁在考察山西张庄土改后创作出纪实作品《翻身》。

　　关于丁子桃娘家五口的被害经过同样粗简错漏信口雌黄。依据方方的叙述，丁子桃（原叫胡黛云）的哥哥胡凌云是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他接到消息得知全家被斗争，回家接父母进城，于是其全家就有了这样的被害经过：

　　老魏回来了，说胡凌云吃过晚饭便叫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往胡水荡赶。在离家二十多里路的山脚下，挨了冷枪。两个人都死了，对方没留活口。[6] 

　　最后离开的绣工过来报的信，说是黛云爹妈一听到儿子凌云在回家的路上被打死，就根本不想再活，……结果还是被拉出去开斗争会。谁也没想到，开着开着，就把他们拖出去枪毙了。开会时，有人说，枪毙的名单上本来就有他们。名单上没有黛云的二娘和嫂子，不知怎么，闹起来，没人管得住，末后也扔进河里。[7] 

　　这个灭门惨剧里，为了彰显胡凌云和李盖五、陆子樵一样对革命有功，让胡凌云成了革命干部。可是，对于革命干部与基层土改之间的关系，方方一无所知，无从展现具体情境，于是，就干脆让他死于“冷枪”完事。这样，也就好把胡如匀全家杀个精光。这样，也就更能彰显土改的罪行。而至于方方一再美化的文雅善良、恬退隐忍、与世无争的地主胡如匀一家，到底为何要被枪毙、被投河呢，对于这个问题，方方只能借助“谁也没想到”，“不知怎么”之类的托词了。

　　当然，又会有人说，这三起灭门惨剧只是为了表现土改真相的一般状况，自然可以写得简略，而小说的重头戏陆子樵家的惨剧不是写得非常详细吗？的确，方方为了表现这起惨剧，专门设计了十八个小节，对应着丁子桃攀爬土改记忆的“十八层地狱”，每一节爬一层，而且还让她逆着时光记忆向上爬，把惨剧的经过倒过来讲，从结尾讲到开头。这种设计的确不可谓不详尽不精巧，正体现了多年来“纯文学”故弄玄虚的叙事伟绩。但是，这样的设计只是为了渲染陆子樵家的软埋惨剧多么悲惨恐怖，而对于其全家人为何自杀软埋，方方给出的理由同样是粗简错漏信口雌黄：

　　整整一天，全家人都在讨论，此一次，有没有活出去的机会。如果没有，应该怎么办。参照了前村后垸、山前山后的诸户人家的经历，大家一致认定，如果被拉出去斗争，就不可能活着出来。即使活着出来了，比死去会更难受。结束语是公公陆子樵说的：“活不成就死吧。好歹自己选择死，比被人打死斗死要强。”[8] 

　　以上寥寥数语就是方方给出的充分理由。但即使这理由中，到底“被拉出去斗争”还能不能“活着出来”，答案也还是模棱两可，否则就无所谓“即使活着出来”之语。再者，这理由是为了彰显土改中地主灭门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方方泣血控诉的广大“穷人”的残暴；但荒唐的是，方方又自相矛盾地申明：

　　对于陆子樵，全村人都保他，“工作同志一看到有全村人签名的具保书，就同意不斗争陆家了”[9]

　　这岂不是又说明全村的穷人（“全村人”自然包括全村的穷人）都深明大义，一点也不残暴吗？又者，正因全村的穷人和工作同志还有县里领导都深明大义，所以陆家后来被斗争只是因为一个不顾养育之恩而寻仇的长工金点。可为什么就这一个长工就能决定一切呢？

　　方方精心设计的这个土改惨剧逻辑上如此荒唐混乱，是因为《软埋》的创作只是凭道听途说的耳食之言做由头杜撰虚构，这也是方方习染的宣扬怪力乱神的“纯文学”所具有的通病。关于此，方方接受采访时说：

　　我一个朋友，一直跟我说她母亲的事。她母亲当年就从四川土改时逃跑出来的。之后在一位军官家当保姆，那里有如她的避护所，让她逃避了所有劫难。朋友之前讲这些，我因听多了这类故事，倒也没有太在意。几年后，她母亲去世了，她再次谈到她的母亲。并且说她母亲头脑清醒时，一直说“我不要软埋”。突然间，我就被这两个字背后的内涵所震撼到。[10]

 　　从一个失忆的老人写起，当然有现实生活中我朋友母亲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正是这位老太太，多次提到的“软埋”这个词，击中了我，引发了这部小说。她的个人经历，也引起我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回想。[11] 

　　以上可见，丁子桃的故事由头是方方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而且听到“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后来“突然间”被“软埋”这个词语“震撼”“击中”，才“引发了这部小说”。而这个朋友母亲的事又怎么衍生出陆子樵全家的集体自杀惨剧呢？方方的说法是：“她的个人经历，也引起我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回想”。依据财新网记者对方方的采访，“方方的家族在‘土改’中也受尽磨难。她的父母两族都是江西显赫的大家族。曾外祖父杨赓笙曾任江西省代理主席、民政厅长，是国民党元老，在‘二次革命’中担任总司令部秘书长”。[12]这样看来，陆子樵身上有方方曾外祖父的影子，《软埋》里说，陆子樵留学“回国后，随即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从政，直到告老还乡”。但是，方方曾外祖父家族显然没有像陆子樵全家那样集体自杀软埋。

　　依据财新网记者的采访，“方方听到母亲最多的一句叹息便是：我大姐太惨了！”也就是说，曾外祖父家族中命运最惨的是方方的大姨，其大姨家的惨状是这样的：“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的大姨夫听说自己是镇压对象，连夜逃去台湾，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时，大姨失去土地和财产，带着五个老人六个孩子，住在乡下祠堂。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13]这也就是说，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高级官员和镇压对象，其家人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财产”，“五个老人六个孩子”都安然无恙，不过“因为成分不好”，“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这样的“受尽磨难”的确可怜，但这离方方极力渲染的土改灭门惨剧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只要一旦涉及土改的一些史实，哪怕是方方自己泣血控诉的最悲惨的家族史，就立马见出《软埋》这本假账是多么虚假，其只能是出自方方的漏洞百出的想象。

　　方方所造假账之虚假再无须多言。但需要追问的是，方方造假账从而算旧账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借此为封建主义僵尸招魂。只有从这个目的出发，才能理解方方何以要制造那么多土改惨案以及为何要让陆子樵全家和奴仆自杀软埋。

　　柯鲁克夫妇（David and Isabel Crook)于1948年春实地调研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后创作的纪实性作品《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依据方方的叙述，陆家身世显赫，是远近最大的地主，“年租几千石”，“方圆几百里都说得上话”。陆子樵在国民政府当过官，为革命出过力，一生奉行仁义道德。即使陆家祖上靠贩卖鸦片起家，但到陆子樵一辈，“已经洗白而为正当望族”。即使是陆家因重建祠堂强买王四家田地而逼死人命，那也是因为要出高价购买，因为那十八亩良田原本就是陆家老祖因王四祖父作为随扈护卫有功而赠送的，因为逼迫王四先卖地再借马车完全是管家老魏的自作主张，与陆子樵无关，导致王四老婆难产而死完全是个意外。不过即使如此，陆子樵还是替王四把儿子金点抚养成人，并且还给金点一直留着那十八亩良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根本用不着开斗争会，陆子樵就大仁大义地宣称：把粮仓的一半米还有土地，都分给大家，把“城里的生意拿出一半”来服务陆晓村，“办学堂办诊所，修路修桥”。正是如此，全村人联名具保陆子樵，用送具保书的那位毕恭毕敬的客人的话说，“陆家的大善，村里家家都是晓得的。”

　　陆家作为这样身世显赫、德高望重、造福乡里的名门望族，只是遭到忘恩负义的无良长工金点的挟私报复就要开会斗争，哪里还有天理可言？因此，陆子樵只能以全家自杀软埋来捍卫陆家在封建统治中形成的地位、声威、荣耀和脸面，来对抗土改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为垂死的封建主义殉葬。

　　正如陆子樵所说，“我们陆家人，在这里光宗耀祖了几辈子，我陆子樵摆不下这身骨头架子，也丢不起这个脸”，“有人要命不要脸，但我陆家的人，都是要脸不要命的。”[14]

　　这才是方方给出的陆子樵全家集体自杀软埋的真正理由，这理由传达的正是地主阶级誓死也不向人民低头的不屈的气节和灵魂！

　　这样的气节和灵魂同样传递给陆家的奴仆们。依据方方的叙述，陆家奴仆纷纷自杀殉主，是因为丫鬟们宁死也不嫁给村里那些穷人恶鬼，而管家老魏的理由则更加感天动地，老魏挖坑殉葬时笑着说：

　　“陆爷，我能跟您二老一起死，而且死得一模一样，是我的福报哩。我爹妈就没有这个运气。”[15]

　　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誓死捍卫封建等级制度的奴隶道德！

　　以上不难看出，方方笔下的陆子樵家族及其奴仆们正是封建剥削关系、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人格化，也是无比的美化。因此，《软埋》正是向被历史埋葬的封建主义僵尸献祭的招魂曲。关于这招魂曲，方方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现今，很多人在谈中国乡村成为空村的问题，谈乡村道德、文化缺失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呈现，都离不开当年的土改运动。而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是当年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开始认真反思这段历史。[16] 

　　这种自白正是招魂曲的变奏。其所谓“乡村道德、文化缺失的问题”不过是为土改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封建文化而鸣冤叫屈。不过，假借反思农村问题而变奏哀鸣，倒暴露出这招魂曲的现实功用和目的，那就是配合当今土地私有化的鼓噪，为青林、刘小川们所代表的房地产精英权贵们（《软埋》中笑称为“地主资本家”）进军广大农村侵夺农民土地而鸣金开道、演奏助威。也正是如此，方方才将青林缺乏直面家族真相的勇气指认为“现实”和“平庸”，因为青林们尚未看到只有推翻因土改而形成的现有土地制度才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而方方自己及其自我投射的人物龙忠勇就具备了这样的勇气和眼光。但是，不管《软埋》背后潜藏着怎样的“青面獠牙、狰狞恐怖”——姑且借用《软埋》描述土改的用语——的目的和用心，《软埋》这献祭于封建主义僵尸的招魂曲，其命运只能是为其献祭对象殉葬，就像方方泣血哀悼的陆子樵家族和奴仆们的命运一样。

注 释：

　　[1] 方方：《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与〈文学报〉记者的对话》，《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

　　[2] 《软埋》，《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第43页。

　　[3] 同上，第34页。

　　[4] 同上，第18-19页。

　　[5] 同上，第63页。

　　[6] 同上，第61页。

　　[7] 同上，第58-59页。

　　[8] 同上，第52页。

　　[9] 同上，第99页。

　　[10] 方方：《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与〈文学报〉记者的对话》，《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

　　[11] 方方：《对于〈软埋〉，我只是个记录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年1月6日第10版。

　　[12] 财新网文化频道http://culture.caixin.com/2016-08-30/100983392.html

　　[13] 同上。

　　[14] 《软埋》，《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第48-49页。

　　[15] 同上，第46页。

　　[16] 方方：《对于〈软埋〉，我只是个记录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年1月6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