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

点击：作者：郭松民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3-01 11:51:35

《人民文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最重要举措，看来就是发表颠覆土改历史，并直接质疑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当性的长篇小说《软埋》。考虑到《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协主管的中国文坛第一刊，这一事实就更加令人惊奇，并意味深长。

许多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部小说，这里约略介绍几句：《软埋》发表在《人民文学》2016年第二期，作者是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方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厚爱有加，推出单行本。《软埋》还登上了2016年路遥文学奖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榜单的第一名。

《软埋》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位一生都给人当保姆的善良女人丁子桃，儿子青林发财了，买了别墅接她过去享福，但别墅里的一切她都似曾相识，这让她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这不是像地主家了吗？你不怕分浮财？”当晚，丁子桃彻底丧失了意识，她在梦幻中一层一层的下到地狱第十八层，发现自己原来叫“吴黛云”，是川东大地主陆子樵的儿媳。在暴戾血腥的土改中，吴黛云娘家人惨死，与陆家有旧怨的长工鼓动农民斗争他们，要分陆家的土地、财产和丫鬟。斗争会前夕，陆子樵带领全家十几口人和仆人集体自杀，死前他命儿媳吴黛云将全家人软埋在院子里，然后带孩子从密道逃跑。但吴黛云在逃跑途中掉入河中晕死过去，儿子也淹死了。她被人救起后失忆，改名丁子桃，再次结婚并生下了现在的儿子青林。

《软埋》的另一条线索是丁子桃的儿子青林，他觉察到母亲有难以对人言说的惨烈历史，于是循着蛛丝马迹，追溯母亲被从河里救出之前的人生轨迹，但在找到陆家祖宅后，他放弃了探索，说服自己：“坚强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不去知道那些不想知道的事情。”

这部小说写的怎么样？

从笔者个人的阅读体会说，这篇小说读起来非常痛苦，实在太蹩脚了，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评论，我宁愿去拔牙也不愿意读下去。

方方要表达什么是清楚的，但结构过于刻意，完全靠偶然和巧合来支撑情节的发展，就像一位拙劣的三流小说家在用尽吃奶的力气让自己破绽百出的故事自圆其说，根本读不出个体宿命感与时代悲剧性。小说充斥着道德和政治说教，文学性就像方便面里的“牛肉”，要仔细寻找才能看到几粒黑不黑黄不黄的渣子。

方方才是《软埋》中真正掌握生杀予夺全部权力的人，她要陆子樵死，陆子樵就不能不死。

《软埋》被写的如此难看，根本原因还在于主题先行。作者预设了反土改立场，然后根据这一立场去设计人物，而不是从生活和历史中去发现人物，所以人物必然苍白、故事必然矫情、情节必然不合逻辑。

以最重要的悲剧人物陆子樵为例，他并非没有见过世面的土财主，而是经历过大风大浪，辛亥革命时立过功，抗日时接济过游击队，剿匪时为解放军帮过忙，政府号召捐献粮食时捐的最多。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和政府有良好关系，而且因为他是“大善人”，所以全村人都签字画押要保他，“工作同志一看到有全村人签名的具保书，就同意不斗争陆家了”，执意要斗争陆家的只有一个与他有旧怨的长工。可为什么一个长工就能推翻土改工作队的决定，并吓的陆子樵全家自杀，自我灭门（甚至连陆家的奴仆——他们在土改中注定会翻身解放——也一起自杀）呢？方方并没有做任何可信的解释。我只能说，方方才是《软埋》中真正掌握生杀予夺全部权力的人，她要陆子樵死，陆子樵就不能不死。

一部为地主阶级哭坟的小说

方方在《软埋》中浓墨重彩渲染的陆子樵全家灭门悲剧，揆诸方方自己的家族土改史，都不能得到印证。方方曾对财新网记者感叹“我大姨太惨”，怎么个惨法呢？

“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的大姨夫听说自己是镇压对象，连夜逃去台湾，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时，大姨失去土地和财产，带着五个老人六个孩子，住在乡下祠堂。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

这也就是说，作为有血债的镇压对象，其家人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财产”，“五个老人六个孩子”都安然无恙，仅仅“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而已。这样的“受尽磨难”的确“惨”，但这离方方极力渲染的土改灭门惨剧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可见只要一旦涉及到土改史实，哪怕是方方自己泣血控诉的最悲惨家族史，就立马见出《软埋》是何等虚假，不是对历史的提炼，而是向壁虚构。

不能说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和个别时期没有过火行为。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从来不是土改追求的目标。土改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在斗争获得政治主体性，积极投入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来。周立波的著名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对这一过程都有精彩描述。

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在斗争获得了政治主体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为了使土改有法可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改的过程中先后颁布了“五四指示”（1946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方方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土改“没有法治”，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污蔑。

《软埋》表现的历史是大军南下后的新区土改。这个时期，共产党领导土改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除了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之外，对大多数地主不仅不会被肉体消灭，而且还会分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土改中的死刑，要经过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批准，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地主阶级蠢蠢欲动，和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勾结在一起，搞暗杀、搞暴乱，全国共杀害了四万多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迫使中央不得不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和土改交叉进行，但死刑还是要接受地委派人复核。土改工作队从来没有杀人权，如《软埋》中说的那样由村子里的一个长工来决定地主的生死，纯粹是想当然。

不过，虽然《软埋》荒诞不经，可谓玄幻，但方方的立场却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坚决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对土地改革怀恨在心、绝不忘记。她在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

虽然方方说的羞羞答答、欲言又止，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看出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她所说的“无数人”、“经历者”包括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吗？显然并不包括。翻身农民不具备和他们相同的“共性”，方方要为之鸣不平的“无数人”、“经历者”只包括地主。

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对土地改革怀恨在心、绝不忘记。

《软埋》实际上再次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土地掌握在类似陆子樵这样善良、有文化、有尊严的人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消灭地主阶级是历史必然

回望历史，地主阶级当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样，是一种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中国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已经成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阶级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1949年以前，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是土改发生的基本前提。

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地主阶级索取了农村的大部分剩余。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把这些剩余拿到城市里投资工商业，而是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或用于奢侈生活的消费（他们消费的工业品主要是列强倾销的洋货）。地主阶级的存在，不仅使中国的工业化长期无法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挨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民的过度榨取，引发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这是近代中国饥荒不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总人口基本没有增长的基本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

潘光旦教授曾经在苏南考察过土改，他发现：“地主阶级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的钱是决不再投进生产中去的。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与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影响下，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钱的地主不从事生产，不愿从事生产，也可以不从事生产。地主的钱是用来修筑花园了，大吃大喝了，购买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从事生产的劳动农民却没有钱，因为劳动农民辛勤所得的钱，通过‘租米重’与‘利钱高’两条路子，已经变成了地主的钱。农民既然没有了钱，便不能买耕牛，不能买水车，甚至不能买一两把铁锄。”

通过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产生了三个后果：首先，国家终于有了资金启动近代以来被一再延宕的工业化进程；其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使得民族工业第一次有了辽阔的国内市场；第三，农业剩余终于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用于农业本身，在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下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降低了旱涝灾害损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亿5千万左右飙升至8亿！

土地改革，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

地主阶级，应该被消灭（指政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消灭，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消灭），一定被消灭。不消灭地主阶级，中华民族将毫无出路！消灭地主阶级，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大的道德！

“马小辫”们回来了

作为地主家族的女儿，方方创作了全面颠覆土地改革，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长篇小说，这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之前，经常在报纸的社论中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反攻倒算，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当时觉得这句话甚为荒谬，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现在想来，却是至理名言。

电影《艳阳天》剧照：地主马小辫的儿子来信说天下马上就要变了。

七十年代有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里面有一位家里暗藏“变天账”的地主马小辫。当年也总是觉得这个人物不够真实，现在看来，马小辫是真实的存在，只是他不再是一副猥琐、阴暗的嘴脸，而是法相庄严，道貌岸然，端坐在主席台上，或编辑部里。

《软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孤立的，它可以说是伤痕文学的一个延续，是《秧歌》、《霸王别姬》、《活着》、《归来》……序列中最新的一部，也可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最新成果。

《人民文学》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

发表《软埋》这样的小说，表明《人民文学》已经堕落成了“反人民文学”、“地主文学”，辜负了毛主席创刊时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软埋》和于建嵘去年发表的《我的父亲是流氓》可谓互为表里——《我的父亲是流氓》把共产党的土改干部描绘成流氓无赖，《软埋》则把土改的对象——地主，描绘成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一起从道德上否定了土改的正当性。陆家惨遭灭门，不仅彰显了土改是毫无积极意义的浩劫，而且也是共产党忘恩负义。两部小说的终极指向，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义性！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槐树庄》，将地主阶级对土改的仇恨，以及无法排解的痛苦搬上了银幕——

1947年农历十月初三是地主崔老昆家的财产被抄没的日子，崔老昆定了家规，每年的这一天全家禁食。在合作化热潮中，这一天来到了，他的孙子崔万宝饿得受不了，跟妈要吃的。万宝他娘悄悄地给了儿子一块饼子。病体支离的崔老昆看见，悲愤交集，抓起刀子砍向儿媳。随着一声“我的家都败在你们身上了”的哀鸣，老地主断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