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常州外国语学校因选址紧邻“毒地”而导致的学生健康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报道称，该校很多学生出现淋巴结肿大、甲状腺结节、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这还只是土壤污染的冰山一角，也许你的所住地也是一片“毒地”，污染就在我们脚下。这主要是来自工矿业大量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气、废水、废渣，还有化工农业所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地膜等，这些都会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带来重大危害。更关键的是，因为土壤污染的隐蔽性而难以发现，或者发现了也难以引起重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能只顾短期利益而不管社会长远效益，要不断加大对污染防治和生态农业的支持，否则终有一天净土难觅。 2016年常州“毒地”事件 ，2013年湖南“镉大米”事件，2012年曲靖市“6·12”铬渣非法倾倒致污事件......一次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暴露了土壤的条条伤痕，这些伤痕还有多少？为了摸清土壤污染的严峻情况，近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发布首张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
IPE筛选出化工、矿业、冶炼等13个土壤污染重点行业，并在2006年以来数据积累分析的基础上，选取4500家重点行业企业和废弃物处理单位，以及729个重点行业工业园区，定位、绘制成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 “这张地图已经显示出土壤污染防治形势的严峻。”IPE和蔚蓝地图app的创始人马军表示。从地图可见，东部、中部和沿江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集，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西部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度低。 其中，南方比北方更集中。珠三角、长三角、湖南东部地区，乃至浙江南部沿海和赣南地区的土壤污染源密集；此外，多沿河分布。土壤污染源不仅沿珠江三角洲水道河网、长江中下游、黄河沿线以及钱塘江分布了，还集中沿湘江以及海河与淮河部分支流；同时，部分高风险行业分布密集。比如珠三角的电镀和金属表面处理，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河南焦作孟州和浙南的皮革行业，河南三门峡地区的矿产行业等。 事实上，早在2014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经八年调查，共同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也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
马军表示，造成我国土壤污染的原因首先来自工矿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都可能造成场地及周边土壤超标。
以珠三角为例，在珠江三角洲的水道河网之间，电镀、金属表面处理、印刷线路板和电池等企业密集分布，这些行业不但造成大量三废污染排放，还会产生大量含重金属和其它有毒有害物质的危险废弃物，一旦不能很好的处理和处置，就可能扩散形成土壤污染。而此前广东省农业部门调查中超标最严重的汞也主要来自烧碱、汞化物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污物排放。 长江三角洲
而长江三角洲也不例外，长三角的重点行业风险源集中分布在江苏省长江沿线、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以及上海市。记者获悉，江苏省副省长曾在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座谈会上介绍，迄今江苏已经关停了7000多家化工企业，而这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有色金属矿藏的南方地区，土壤污染风险防控也会面临很大压力。比如，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可以看到重金属国控污染源密集分布于矿山边和县城；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工业、矿业也较密集。 “从事化工业、矿业、冶金业的企业，主要对土壤造成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污染。”马军解释道，这些有毒有机物质不仅会使粮食受到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也产生极大威胁，严重者可能会致癌或致畸。
此外，污水灌溉，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使用量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但利用率却很低，氮肥的利用率仅为33%。“农药和制药行业企业中，涉及氰化物、吡啶、挥发酚等有毒有害污染物质以及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排放，对场地土壤造成污染。”马军说。
除了化工、农业导致的耕地土壤污染，在城市化进程中，“棕地”的污染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马军指出，“棕地”是国际上对那些由于之前因工业使用受到污染的土地，包括被废弃或仍在使用的场地。比如，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一些重污染企业从城区搬迁，其原厂址成为棕地。此外，废弃的加油站、垃圾处理站等场所都是“棕地”产生之源。 让人担忧的是，大量污染企业搬出城区后，遗留的“棕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地产商视为“摇钱树”，未经“清毒”即建成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全国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严重污染场地超过50万家。 “棕地”中的有毒物质渗入地下后，可通过土壤、管道等，缓慢挥发、释放有毒物质，毒性持续可达上百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拉夫运河小区在堆满化学废物的大垃圾场建造，导致当地56%的婴儿有生理缺陷，孕妇流产率增加了300%。其污染物清理工作直到2004年才宣告完成，用时24年，耗资4亿多美元。
拉夫运河废弃用地 图片来源： Google Images 马军强调，由于产业的调整，城市开发用地日益稀缺，“棕地”再开发产生的风险，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凸显。而降低风险，首先必须了解土壤风险源的分布，让公众可以获取完整的“棕地”地图，参与监督“棕地”的污染清理和安全再利用。 马军指出，土壤污染本身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而且，一旦被污染，土壤修复耗资巨大。如荷兰2000~2009年土壤污染修复成本为每年3.35亿欧元。所以，摸清土壤的“家底”，防止土壤污染将是关键。 值得期待的是，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都即将出台，环保部也即将成立土壤污染防治司。马军希望政府以此为契机，从源头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同时做好对社会公众的信息公开。 此外，企业函需建立责任意识。“拉夫运河事件”的惨痛教训促使美国设立“超级基金”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同时超级基金法，对企业的污染责任进行严厉的追溯，并要求其承担全部清理的费用。正是因为这些教训，今天的西方大型企业特别关注土壤的污染情况和防控。但国内的企业，对于土壤污染并没有概念，对土壤污染物的管控也常常很粗放。
超级基金法案 图片来源： Google Images 企业信息披露也存在重大漏洞。国际上对化工、农药等产业制定了严格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美国叫做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欧盟将其扩展为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度。但在国内，相关有毒化学品的排放和处置主要依靠企业自行向主管部门报告，而企业级别的公开披露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因此也严重缺乏社会监督，由此带来巨大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最后，马军认为，我们都生活在厚土的怀抱中，它承载了我们的农耕、工业等文明，也承载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梦想。剥夺土壤的健康，无异于自我伤害。关注、规避土壤污染，监督企业的排放源头，推动做好防控、整改，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应该是我们对厚土的承诺。
（来源：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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