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阆中政府曾斥巨资在央视做地方旅游广告，画面中出现一个美少女用拼音lang，教观众认识“阆”字，认识阆中，以期吸引更多的人们前去旅游。3月16号阆中法院首发讨薪农民工被公开宣判的新闻后，迅速引起了左右两个阵营不同视角的批评，使阆中得到了一次免费宣传，只是这样的免费宣传怕是阆中当局不愿意看到的，阆中法院和当地其他官网已撤下了相关报道，撤下报道的情况也引起了新华网的报道。

　　杜甫在游历了巴蜀后曾说过“阆州城南天下稀”，阆中有阆苑仙境的美誉，但此次事件却让千年古镇蒙羞。

　　和很多网友一样，我起先看到的公判大会图片只是题图中左侧照片公判台的场景，在阆中当地门户网站阆中在线上发现了题图右侧的图片，从图片中明确的看到了主席台下的观会群众前面的村别牌。显然当地政府是用行政力量动员了村民以村为单位前来现场围观。

　　照片告诉我们，召开与宪法精神不符的公判大会，宣判轻微犯罪现场却动用荷枪实弹的特警，震慑的就是属地村的村民以及他们中的农民工。

　　所谓震慑，就是以儆效尤，就是杀鸡给猴看。不难理解与想象阆中乃至全国有多少讨薪未果的农民工弟兄。

　　这样的对讨薪的震慑其实还有很多，春节前讨薪农民工被拘留的案例被公开报道的不止十例八例。

　　不但是讨薪的工友们被“震慑”了，被“震慑”的还有极富正义感的网友们，人们不禁要问，何时才能震慑欠薪的老板们呢?

　　同样是在阆中，有一个叫张仲红的与建筑商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并得到了相关款项，但他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395万元，还以欠薪为由，煽动、诱导农民工集体上访、围堵市政府。可能是由于围堵了政府的原因吧，2015年10月20日，阆中法院判决张仲红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该案是年前人社部作为十大欠薪案例被通报而为公众所知的，阆中法院为何没有公开宣判呢?为何不敢震慑欠薪老板呢?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入罪是在在2011年2月被纳入刑法并于2013年1月23日起施行的。在网上查不到全国去年劳动监察部门移送司法有多少案例，但前几天曹建明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2015年全国共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1688人，用31去除以它，每个省份大约是54人，谁会相信一个省一年内只有几十个欠薪的老板?

　　山西日报年前报道，政协委员郝建华在提案中说“ 恶意欠薪时有发生，但用法律讨回公道的案例在我省仅有一起。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曹建明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

　　2015年,检察机关更加重视改进办案方式方法,坚持“三个慎重”,即慎重拘留逮捕企业管理者和关键岗位人员;慎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避免引发或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慎重考虑办案方式时机,维护企业形象声誉。

　　不管山西政协委员是否明白了，反正我是明白了，声誉，企业和其经营者的声誉重要，工人们的血汗钱往后边排去。

　　同样是关于欠薪，陆昊省长在黑龙江代表团开放日上“龙煤井下职工不欠薪”的宏论言犹在耳，后来自我解脱说是因为掌握情况不准确。表面是官僚症，但不难发现背后是对基层的漠视，是对劳资矛盾的尖锐性的无视。

　　阆中公判的对象是农民工，后面是私营企业主与农民工的矛盾，黑龙江龙煤欠薪的对象是国营企业工人，后面是国营企业与工人的矛盾。自打国营变国有之后，经营者与职工的工资比有两倍最多三倍变成了恐怕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了。这种情况下让广大的工人去理解企业的困难不是勉为其难吗?

　　同样言犹在耳的还有楼继伟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的炮轰劳动合同法。

　　一切的一切的背后是劳资关系，不管他是国企还是私企，铁定的事实是，资方是少数人，劳方是多数人，是最广大的多数人。

　　最后引用潘毅老师《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一文中的一段话：

　　行政执法部门在劳资冲突中的表现，削弱了工人们对于国家、 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转而更加依赖自身的力量。我们在工地上看到，很多有过求助政府部门经历的建筑工人，再次碰到权益侵害事件的时候，往往在法律、 行政渠道之外选择“ 闹” 的方式，采取更加激进的集体行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行政渠道是用来调和劳资矛盾、 规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制度设计，当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强调“ 依法治国” 的时候，其实也暗含着类似的考虑;吊诡的是，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对工人几乎封闭，结果反而将工人推向阶级抗争的轨道上，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复杂性和国家角色的自我矛盾，无意中成就了工人的阶级行动。

　　其实，也知道自己耗时费力写的东西没啥用处，但还是想说，只是想说，在GDP全球第二、宇航员上天等莺歌燕舞的同时，不能忘了广大的只解决了温饱的群众，不能忘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不能忘了自己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