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这个在两会前夕就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这次再次成为热点。在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本文作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详细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改革措施。并从就业角度，提醒创业者们要从实体入手，避免互联网创业带来的短视。】

观察者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工作中指出，要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要做到三点：第一，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第二，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第三，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您怎样理解这三点的关系？

寒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观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李克强总理提出这三点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才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居于全球第二，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没有理由放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基本理念。中国只有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国民经济才能健康运行，就业才能得到充分保障，民众的生活水平才能持续提高，社会才能保持活力与稳定。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未来五年的年增长率必须要高于6.5%。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设为6.5%-7%，首次采用区间形式。这就是说，6.5%的增速是最低的增长底线，低于这个增长速度，中国在2020年就无法建成小康社会。但中国政府仍然期望经济增长能够高于6.5%，所以对经济增长目标采取了6.5%-7%的区间形式。

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涵盖面比较广，涉及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但李克强总理在谈结构性改革时，着重强调的是“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自从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从各方面进行解读，供给侧改革一时成为媒体的热词。但是，经济学界中的相当多人都倾向于把供给侧改革理解为从注重消费向注重供给的转化，认为在市场结构中，供给比消费更为重要。一些人甚至把供给侧改革跟美国里根政府当年实行的供应学派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央的提出供给侧改革主张并非来自美国的供应学派，而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供给侧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

1981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这个需求与生产的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判断，三十几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

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生产与消费，供给和需求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是一个辩证结构。生产满足并促进消费，消费反过来刺激和引导生产。一般说来，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永远处在矛盾中。一方面，某些产业由于能力不足而无法满足于社会的消费；而另一方面，某些产业的产能又严重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仅要持续发展，而且产业结构永远都处于调整中。

但近几年来，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平板玻璃、电解铝、光伏、风电等产业出现严重过剩；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与供给却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中高端需求。根据统计的资料，2014年，中国在境外的消费已经超过一万亿，其中购买奢侈品的数额高达6400多亿人民币。此外，2014年，中国内地民众在海外代购市场的交易规模已经超过1500亿。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目前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超出了一般常态，所以中央才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的具体体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第三点“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主要是要解决发展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相关联。中国目前产能过剩，但中高端产品又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创新不够造成的。关于发展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学界与政界已经谈得很多，这里也无需再重复。

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发展创新的社会环境问题。中国在中高端产品的开发上之所以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并不是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是因为社会并未给创新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这个环境主要是指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的法制意识。

任何一个新产品的开发都需要时间和资金的大量投入，如果一个新产品的开发得不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创新者的投入就无法得到相应回报，这就很难鼓励众多的企业在各自领域开发创新。当企业觉得山寨比创新更能获利的时候，就很难再有动力去创新。中国要真正解决发展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问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把知识产权的保护落实到实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希望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也提到：6.5%-7%的增长区间主要是”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惠民生，有6.5%－7%的增速就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对接下来的就业形势，您怎么看？

寒竹：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就业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的总体就业形势基本健康。根据这次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众所周知，服务业（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远多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通常是第二产业的2倍到3倍。中国服务业的迅速增长对社会就业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根据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的数据，2015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是1312万人，超过政府的预期。

但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的就业形势却并不乐观，政府需要在经济结构的规划和调整上保持清醒头脑，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防止出现过度的偏差。这里仅谈两点。

第一，把握好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总体说来，中国经济面临着从粗放式增长向追求高质量的集约式增长转变，从数量的增长走向质量的增长，GDP不再是一个唯一的经济发展指标。但是，中国是一个将近14亿的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对社会的充分就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发展结构的调整问题上，中国社会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谓“GDP不再重要”、“发展速度不再重要”的说法不仅片面，而且对社会极为有害。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一定要掌握好平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让人感到欣慰。

第二，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各级政府落实好就业促进计划和创业引领计划的方向是对的，但政府应当鼓励大学生在各行各业的实体经济中创业，而不仅仅是在办公室和互联网上创业。

近几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电商的过度发展对服务业中的实体店客观上造成了很大冲击。相对于实体零售店，电商需要的劳务人员要少很多，而且影响的相关行业也不少，这会对未来的就业市场会造成相当冲击。

近年来，中国零售实体店出现了关闭潮，万达百货全国50个店关门，佐丹奴关店190间，波司登关店1357间，百丽关店167间。与零售实体店相比，互联网线上店销售每年的销量都在翻倍，市场占比也在以两位数增长。当然，零售实体店萎缩的原因很多，并不都是互联网上的电商所导致。但中国的实体店怎样在电商的冲击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就业市场有可能会遭遇困境。

由于发展的差距，中国的中小城镇和农村相对落后，一些地区甚至非常落后。从理论上讲，落后同时也意味着发展和成长的机会，大学生如果到这些地区创业更容易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让中小城镇和农村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去创业，仅仅靠市场的机制是不够的，政府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制定一些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到落后地区创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