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接受采访,从李光耀先生谈起,对习近平强势反腐的意义进行了一番剖析。他认为如果习近平现在不反腐,再过十年就反不动了。
李光耀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李光耀先生我见过他很多次,非常的佩服。他确实是新加坡的国父,自从被马来西亚赶出来,被迫独立之后,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就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要知道世界上小国家多得是,有几个发展成这样的?北欧那些小国,也是用了一百多年才发展起来。
我觉得,二战以后反殖民的独立国家,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政治强人了,跟他同辈的伟大政治人物,他是最后一位了,再也没有了。对他评价高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抵如此。他从不空讲理想,而是讲可行的理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新加坡人对李光耀非常敬佩,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新加坡。
他对西方媒体说过很有名的话,大意就是,我是新加坡人民选举出来的,你们不是。我总结,这就是新加坡取得那么大成就的原因。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这个政策是为了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使很多人反对,也要坚决执行。
治理新加坡时,他有太多方面要考虑。今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国从第三世界跳到了到第一世界,从低收入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一路发展到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到了5.5万美元级别。
在考虑这些成就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新加坡真的什么资源都没有,就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现在有年青一代批评他,但我觉得光看这个成就,李光耀就了不得。
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
我想李光耀,或者说新加坡,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分多个阶段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就在构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直到南巡以后,正式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早期,中国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后来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对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兴趣;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时对工业园区感兴趣;到了天津生态城,是对新加坡的环境与生态发展感兴趣。
其实大家心里一直觉得应该学习,但是不太提的一个方面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如何构建出了清廉的政府和法治的社会,而且也是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些年因为我两边都跑,感觉到中国还需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当然很多官员都说,那么小个国家我怎么学?我觉得那都是借口,大国小国都值得取经。国家大小不是问题,小国家反而不好治理,因为小国家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强,所以不能犯错误,一定要科学决策。你看新加坡建国以后,从没犯过重大错误,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在夹缝中生存,所以格外谨慎,在冷战中没有犯错误,冷战之后也没有犯错误。
还有新加坡的政党开放性。基本上,是执政党的开放造成了自身的强大,他们真的敢于用各个方面的人才。中国现在也逐渐在开放,比如最近任命清华校长当环保部长,这和新加坡是很相似的,我们政府中很多人才都是从社会上录用的,不能光从官僚体系培养,那样太僵化。
习近平敢于负责任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只有当你成功了,人家才会敬佩你。今天很多人到中国来,那是因为中国做成功了。如果你失败了,who cares?
我觉得强势和强硬,要看你做什么,中国领导人里,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但是人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家庭或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为整个国家的,他们做事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可是你看现在,反腐败中揪出来多少小圈子和组织?甚至许多领导层的性质也在变,一些领导人慢慢就没有了大格局,做事只为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考虑,你看看周yk、令jh,以及军中一些大老虎,都是典型。
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会面临关于国家发展的多重意见。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应该像李光耀那样,不care,为了国家前途,展现出政治人物的担当。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老百姓的尾巴。
所以现在,像习近平这种强势还是很需要的,这种强势就是一种大格局,意图将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到下一个阶段。十八大才过去三年,他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把顶层设计做了出来,下一步就是看要如何落实下去。
权力本身不是目的,权力是要附带着责任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我说,习近平是一个敢于负责任的人。
习近平见过李光耀,如果他能像李光耀一样,把权力的强势最终转化成制度,那将是值得敬佩的。去年的四中全会讲法治,就是这种思路。
我想对于习近平来说,所有这一切,重点都在于执行、执行、执行。
四个全面应该倒过来看
四个全面,你倒过来看就比较清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最后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顺序。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后来发展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其实是中产阶级观念,因为中国社会现在还是中间小两头大,中产阶级不够强大,但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是你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如何的最佳标准。中产阶级比例大了,就意味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社会稳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李光耀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关键的少数人”。他对1978年来访的邓小平说,未来大陆一定会成功。他的理由是,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亚洲国家成功的关键都是抓住“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此,韩国也是如此,中国搞建设也需要关键的少数人,搞不定的话,对整个国家都不利。所以应当从关键的少数人抓,一步步走到依法治国,并以法治来推动深化体制改革。
中国当下反腐正是时候
我们需要去探讨,在一党执政下的法治体系应当是怎么样的,司法体制要怎样独立,宪政体系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做才能达到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
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我现在这样就行了,比西方还好;一个是这样根本走不通,必须要替换成西方那样。这是左右极端的分歧。但你要正视现实——香港过去是港英当局执政,连政党都没有,但是司法也搞起来了;新加坡一党独大,但是法治也发展起来了。
所谓rule of law,一个是立法,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由执政党控制的;一个是法律到位了以后,司法领域的问题就应该由专业人士操作。
当下的反腐败,纵向来看,从中国历史来说,至少可以和朱元璋时代相比了。横向来看,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比如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也是大规模的反腐。虽然要经历短期的调整,但长期来说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中国当下的反腐败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习近平不反腐,再过十年你就反不动了,那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变得很强大,如果最后从经济寡头转成了政治寡头,就会像以前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那样。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遇,一反到底。
(本文经中国社会学编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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