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南京路，沿街飘扬着硕大的五色旗。正统中华民国国旗为五色旗，首都在北京。1927年国民党反动集团篡夺中华民国国号后，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窃国篡权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篡党窃国之后还占着前朝国号，近百年来倒是屡见不鲜。

　　最近姜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民国是乱世，他愿意选择生活在和平时期而不是乱世：“我觉得还是和平点儿好，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折腾了又能怎么样?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就别折腾了。”“要说打仗就干脆单挑一个儿”、“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半脏、半臭、半殖民地的社会”，“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那个社会保持着一丝留恋。”

　　姜文的这番话让人大张鸣勃然大怒，马上跳了出来：“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

　　(2014.12.16.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姜文的取舍很清楚：尽管自己吃的电影饭，尽管拍乱世容易出看点——“乱世容易出故事”、“故事就容易出看点”，但拍戏归拍戏，过日子归过日子，平平安安过日子最重要——“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仗)”。总而言之一句话：老百姓的命最要紧。

　　人大张鸣的取舍同样很清楚：国家穷不要紧，政府乱不要紧，受外国人欺负不要紧，“知识人”的自由才要紧;只要“公知”有自由，民国就不能否定，就该“民国范儿”，国家穷就穷，政府乱就乱，军阀混战就混战，天下大乱就大乱，外国人欺负就欺负，所有这些都可以容忍，唯独文人“公知”自由受制约不可容忍。为了“公知”的自由就应该牺牲“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仗)”。为了“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电影人”应该跟“公知”穿一条裤子——总而言之也是一句话：“公知”的自由比老百姓的命要紧。

　　人大张鸣其实是代表文人“公知”向全国老百姓划下了道儿：只要“公知”的自由，不要老百姓的命;为了“公知”的自由，必须牺牲老百姓的命——以前还真没见过哪个文人“公知”把话说得如此明白露骨赤裸裸呢。

　　人大张鸣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告诉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什么叫“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对同一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外侮不断的民国，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决定张鸣们的评价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

　　但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日子如何呢?对不起，只字不提——人大张鸣们的眼睛里只有“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要知道老百姓在民国的日子，得自己从其他方面查资料：

　　——草菅人命：“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土匪横行：“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沈姓家以中人之产，迁延未决。讵料该帮股匪乃将沈和声父子及苏境方面绑来肉票，在丁棚北，北荡滩地方，大施酷刑。法以布条遍贴背上，另用生漆涂敷，俟其稍干，将布之一端，连皮揭起，则痛彻心肺，哀号呼救，惨不忍闻。时为该处居民目睹，恻然心伤，尽将惨状报告沈姓，速即往赎，否则恐无生还。帮匪手段之酷，洵属骇闻。”(鲁迅：“偶成”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堂堂“国军”连长大白天在西湖持枪杀人抢劫：“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军警开枪杀人是家常便饭：“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鲁迅：“不通两种”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

　　——对外如羊，对内如狼：“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鲁迅：“战略关系”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

　　——阔人一怒就能杀穷人：“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鲁迅：“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 

　　——中国人被洋人打死还得忍气吞声：“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人被洋人欺负无理可讲：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鲁迅：“略谈香港”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无缘无故被外国人“抄靶子”：“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鲁迅：“抄靶子”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无缘无故挨外国人的踢：“‘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鲁迅：“踢”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至于民国灾害不断、饿死人不断的记载则源源不绝：

　　——“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律有减缓的趋向。”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二十年代末连续三年大饥荒，使陕北赤地千里饿殍遍布。那个后来名声大噪的二十三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东方的魅力，但是，他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时间，眼前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时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

　　——“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

　　——有首歌子叫《卖娃娃》：民国十三年，遭了大年成，高梁面刷糊糊，三天喝两碗。可怜实可怜，可怜实可怜，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奶头上一个怀抱抱，谁要卖给谁呀么哎嗨哎。活着就是一切。

　　——根据部分已有资料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以下摘自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农村》

　　1929年的大旱

　　我来到了戈壁大沙漠以南炙热的城市萨拉齐(译注：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镇)。在这里，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我在中国西北所见到的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可怕的景象，直到15年以后，我看到了纳粹的焚化炉和煤气室。德国纳粹没有耐心花时间等待人们饿死，就用这种设备消灭了六、七百万人。

　　萨拉齐是内蒙古最富饶的贸易中心之一。但是从1924年起，久旱无雨。今天，饥荒的魔影实际上威胁着辽阔的中国的四分之一的土地。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灰烬一扫而光。树皮剥落殆尽，树木正在枯死。村子里，大多数泥砖房屋已经倒塌。人们把房上的不多的几根木料拆下来，胡乱的卖几个钱。

　　垂死的人奄奄一息的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我看见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得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叶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的像一个气球。这个孩子正在那里摇晃着他那倒闭在路上、赤身裸体的父亲。我们遇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瘦的像中国肉食店里悬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她们的乳房干瘪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在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街道上已经有一些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托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并没有注意她们。街道上许多排房屋里住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手里拿着小小的木饭碗或是破茶壶罐子。他们正在等待着救世军的施粥站开门。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安静的坐着等待，也许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能尝到的第一碗像样的食物。几乎无法相信，饿得像这样只剩皮包骨头的人还能活下去。许多长期以野草充饥的儿童都显露出饥饿的烙印。他们的面孔浮肿，一双双失去中国儿童向来具有的机灵好奇特点的眼睛，眼泪汪汪。

　　躺在路边的一具剥光了衣服的尸体。斯诺写道，“尸体被埋葬以前往往不翼而飞。有些村里公开出售人肉”。

　　几乎在任何一个城镇里都可以看见这种典型的街道。 饥荒的受害者：一个儿童乞丐。

　　1939年的水灾

　　居住在中国中部变化莫测的河流流域的中国人，大约有九十万人死于水灾惨祸。一千二百万户家庭被毁灭，五千五百万人受灾。就在这个打击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饥荒使曾经是富裕之乡的西北大伤元气，蝗灾接踵而至，十四次内战使国家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盗窃、抢劫、匪患横行，为扑灭共产党人革命进行的斗争已经历时两年，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这些年以来，在大地上出现了掠夺成性的野兽。官吏们把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合法化、称之为“捐税”。兵士们也抢劫分赃。盗贼横行，粮仓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以外，谁也没有什么银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银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今年夏天，还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就在我写这篇报导的时候，成百的人断了气。有些人被困在水中等待着救援。还有些人俄着肚子等了几天、几个星期，但是除了只有黄色的洪水可喝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充饥。死亡的可怕的拥抱正在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税吏拥有警察权力，能够逮捕任何欠租欠税的农民。不愿意被关进监狱的佃户不得不从放高利贷的人那里借钱，而且地主本人往往就是税吏。半年到期的借款，本息合并计算高达原来借款数目的400%，一年到期的借款则为700%。土地税有时预征60年。

　　农民的耕地平均每户大约不足两英亩。每户年收入平均不足中国法币240元、约相当于60美元。农民的平均收入并不比中国的雇工多。雇工的收入充其量每天不足中国法币两角钱，约合美元四分。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

　　(注：张鸣说“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在各地的统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军阀的评价是“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谁的话可信?)

　　为什么张鸣这些文人“公知”如此喜欢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公知”的天堂、老百姓的地狱的“民国”?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文人“公知”的利益跟国家统一安定完全矛盾——“三顾茅庐”发生在什么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天下越大乱、军阀越混战，文人“公知”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纷纷竞相“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难怪文人“公知”从来不喜欢中国统一而欢迎中国四分五裂。难怪他们大骂秦始皇统一中国、大骂毛泽东统一中国、大赞春秋战国的互相征战杀戮导致了百家争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倒霉的是老百姓，得意的是文人“公知”。只有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才有“三顾茅庐”的需要，才有“礼贤下士”的需要，才有靠文人“公知”造舆论收人心的需要，才有文人“公知”的利益最大化，才有“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活得人模人样的”、“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如果天下不乱、国家发展，则需要的是“改变世界”的人才，而不是文人“公知”这些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公知”却能享受特权。这样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惟恐天下不乱，对中国分裂崩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举双手欢迎，所以才会大加美化——民国时期好不好只能以文人“公知”的好坏标准为标准。既然民国时期文人“公知” 们“活得人模人样的”，那民国就得好，不好也必须说好。至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死活则算个屁——“屁民”、“愚民”、“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这一举就把文人“公知”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等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人大张鸣的这番表演可以知道文人“公知”的规律：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内战动荡有多坏，从来都说这不但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第二从来都说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如“民主”，分裂就分裂，大乱就大乱;第三从来都是说分裂动乱将会是暂时的，好象“国家安定统一”就在文人“公知”兜里装着，想拿出来随时可以拿出来，而决不告诉老百姓：前阿拉伯世界、奥匈帝国、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前苏联等国的历史证明，国家分裂容易统一难;动乱容易安定难。在当今世界环境下，大国一旦陷入分裂动乱，想恢复统一安定不是几乎不可能，就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归根到底，要“公知”的自由，不要老百姓的命。　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的选择是什么?“公知”的自由，还是老百姓的命?

　　（作者：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