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讯 徐东)12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李志敏书法艺术研究会主办，乌有之乡网等单位协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隆重举行。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巩献田先生担任本次大会的主持人。来自首都各界深切怀念主席且兼忧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近200名爱国人士热情参加了本次大会，与会嘉宾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叔侄毛坚平、中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林炎志、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梁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原副会长曹长盛、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光武、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赵小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讲师范正美、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独立新闻评论员郭松民、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等人。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合唱《东方红》，继而庄严肃立，表示对主席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缅怀。

　　巩献田先生首先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的指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毛泽东?为什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民族英雄，是任何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永远不可逾越的高山!当时没有人比得上毛泽东，现在没有人比得上毛泽东，将来也永远没有人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推翻了，建立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社会制度;二、是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很遗憾的，我们多年来说毛泽东的错误，实际是毛泽东的世界性贡献的功绩!

　　接下来，巩献田先生又结合解放前到现如今的亲身经历，十分沉痛地恳切陈词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改开以后又把人变成鬼!大家不知道，我们国家治安最好的时候是1968年、1969年，全国的平均犯罪10万件都不超过，现在最近五六年平均每年送进监狱的100多万!姐妹之间打杀、兄弟之间打杀，这样的案件不可胜数。我得出一个结论：现在，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人民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

　　这番朴素无华的肺腑之言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认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其实，在聆听巩献田先生讲话的同时，台下的群众都在作着这样一个思考：为什么号称“十年动乱”的1968年、1969年，中国的犯罪率如此之低，且有具体数字说明：只有不到10万宗犯罪案件。而今天我们依法治国将近40年之后，出台了汗牛充栋的法典，每年的案件却暴增至100多万宗，还有很多难以定谳?!为什么在毛泽东主政期间的老百姓个个“讲信修睦”、“父慈子孝”，到了现在，却全都变为了猛虎恶狼，连亲人之间都痛下杀手?!

　　只讲“效益原则”，不讲“人伦底线”的大政方针将把社会引到什么路上去?!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作了题为《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的重要讲话，讲话中强调，毛泽东同志在努力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点，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准确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第二、最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第三、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发展要按比例实现综合平衡。第四、在产业结构上，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出发，明确提出应实行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第五、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第六、提出管理也是生产关系的著名论点。

　　上述毛泽东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提出的独到性重要理论观点，不仅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由于它如实地揭示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贴近广大劳动群众的心思和利益，因而能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我国解放后，在短短的20多年里，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变成一个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先进社会主义大国。从经济总量来看，统计数据显示：在1952—1978的26年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从679亿元增长到3624亿元，即增长434%，年均增长 6.65% ，大大超过西方各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即使在经济受到一定干扰的“文革”时期，广大劳动群众凭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优势和在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漫说农业获得连年持续增产丰收的成果，即使在城市工业科技战线上，除了有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产品问世外，仅通过三线建设和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技术投产，就新增了一大批以攀枝花钢厂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就经济总量增速来说，在“文革”的1966—1976年间，GDP年均增速也达到了6.39% 的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年均水平。财政上更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的良好局面。而且那时物价稳定，工资月月按时照发。

　　丁先生的论述，有力的戳穿了反动公知的谣言——“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已滑向崩溃的边缘”，让在场的听众尤其是九零后大学生树立了正确的观念：我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尽管有曲折，但成就却依然极其可观，因而也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不容忽视和感到欣慰的。

　　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赵小鲁以《纪念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现实意义》为题目，察古辨今，一语中的，道出了方兴未艾的“人民节”纪念活动的伟大意义。

　　赵先生指出，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斗志昂扬、精神焕发、民风淳朴、政治清廉，共产党的威信和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我们初步建成了一个独立农业体系和工业体系的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忽然痛心的发现，在我国经济取得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同时，我们的民族文化正在迷失，民族精神正在萎靡，民族灵魂正在消融。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一次空前的精神危机。而精神危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我们民族心态中，出现了“去英雄化”的趋势。在我们的民族心态中，对肆意否定毛泽东同志，抹黑英雄群体的历史逆流，很多年轻人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在我们的民族心态中，几乎已经没有了英雄的楷模、英雄的价值、英雄的信仰、英雄的追随。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在“去英雄化”的历史逆流中，否定毛泽东，抹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革命英雄人物，就是最显著的引人深思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探究毛泽东思想的真髓，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就迫在眉睫。

　　结合当下局势，具体来说，纪念毛泽东同志有四大现实意义：一是敦促政府始终不忘毛泽东提出的“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力”的观点;二是令政府内的健康力量时刻铭记毛泽东时期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三是提醒官员要传承毛泽东同志办事的思想精髓——坚持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四是以毛泽东同志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灵魂。

　　在发言结束前，赵先生情真意切的慨叹：“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振奋中华民族精神这一问题。我的结论是，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包括外来的基督文化，都会对中华文明产生巨大影响，但都不可能激发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只有红色文化基因，才能激发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红色文化基因的核心元素，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首先要恢复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几十年来追求理想信念，最终发现，理想信念的源泉，在毛泽东那里。”

　　在场的群众深以为是，抚今追昔，久久不语。

　　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老师就现今“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所存在的巨大症结”深表忧虑，认为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也就自然而然的背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张老师指出，毛泽东所提倡的“城乡一体化”是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形成社会主义阶段新的工农联盟，这一发展过程表现为：(1)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对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的保护和支持。所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无非是在大于高级社(现在的村级)的乡镇一级的规模上，建立一种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和组织，使其更加适应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便于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利于这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2)国家适当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并且在产业布局上向农村地区倾斜，城市国有经济不断地向农村集体经济转移和扩散工业项目，带动公社工业化发展，使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同步进行产业升级。(3)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公共服务等领域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入。(4)以工哺农呈现两种态势，即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补贴和公社工业化发展后集体经济内部对农业的反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毛泽东主张的“城乡一体化”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城乡经济发展互动的过程，这种体制、机制是以两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家计划调控为主导、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城乡统筹和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依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建成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这里的关键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既是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也是城市吸收农民市民化转移的主要载体;而农村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则是农民就地实现产业转移和城镇化集聚的体制保障和组织载体。改革开放中之所以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并且加快了两级分化，主要是大量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被私有化的直接结果;而过分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使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手段弱化，使城乡关系的演变被国内外资本势力所主导。

　　从北京郊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毛泽东的城乡一体化思想是我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北京的实际情况是，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从来没有停止过。早在1958年3月，市委、市政府为加快农业机械化，从市有关单位调拨了200多台车床、涡轮机等设备，抽调了一批技术工人，帮助农村建立了308个农机修造厂(站)。1958年，市委决定成立区县工业办公室，并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1960社队企业总收入占当年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19.9%。1968年北京市为了支援郊区农业生产，组织城市工业支援农业服务队，实行“厂社挂钩、定点支农”。到七十年代初，先后组织了268家城市工矿企业，抽调2000多名技术工人，组成了1704个支农队(组)，帮助农村建设三级农机修配网点。有些支农单位把本企业的产品带到公社厂(站)加工生产，帮助发展社办企业。故而自1973年开始，至1979年3月，城乡经济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状态。

　　此后，1985年乡镇企业更发展到了15962个，就业农民76.3万人，总收入52.08亿元，为1980年的420%;利润8.61亿元，为1980年的265%;税金4.30亿元，为1980年的520%。这一阶段农村非农产业的各项指标年增长速度均在20%以上，其中税金的年增长速度在39%以上。由于农村非农产业的高速增长，保证了这一时期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农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改善。从城乡居民收入情况看，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差距逐渐缩小的时期。到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比值最低，为1.17：1。

　　以后，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转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北京的情况是：1990年1.38：1，1995年1.83：1，2000年产2.21：1，2005年2.25：1，2008年2.30：1。

　　张老师翔实而又充分的论述，让现场每一位观众都豁然开悟：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恰恰不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而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大面积私有化的90年代以后开始的。

　　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以“关于设立人民节的认识”为核心，提纲挈领，陈述了三点思考：

　　一、设立人民节不只是人民群众的一个重大建议，还是一个对全国性自发的节庆事实的认可。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节，人类社会本来也没有节，过的人多了就成节了。建议把毛主席的诞辰日定为人民节，就是因为过的人多了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对一个民俗应当的国家认可。近些年来，自发地为毛主席过生日吃寿面，越来越成为具有群众性、自发性、民俗性的极其广泛的民间活动，在韶山、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同吃庆生长寿面，不断有各界群众和团体提出把12月26日确定为法定节日。民心就是天意，民意创造历史，中华民族的节日是人民创造的，来自人民的意愿，把毛主席诞辰日当成节日已经是事实，国家认可的条件也日渐成熟。

　　二、把毛主席诞辰日确立为人民节，实至名归，名符其实，是人民在历史实践中得出的政治选择。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人民解放、人民幸福、人民当家作主而操劳奋斗的一生，他被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认为是人民救星、人民领袖。我们都曾经批判过对他的所谓个人崇拜，曾经虔诚地认为个人崇拜不好，但是，批判了几十年个人崇拜，越批人民群众越是无限地崇拜他、信仰他，难道不应当反思一下究竟为什么?是人民错了?还是批他的人错了?难道人民那么傻?崇拜一个不该崇拜的人?绝对不是这样!人民的崇拜绝对是有选择的!自发地为毛主席生日过节，表达了对他的崇高事业、伟大思想和领袖品格的坚决认同与追随。如果不是他对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下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伟大功勋;如果不是他为人民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亲人、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最心爱的孩子;如果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不是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那样廉洁无私阳光灿烂，不是那样公平正义是非分明，而是贪官污吏遍地、黑恶势力横行;如果他自己的家庭和后人不能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而是肆无忌惮地掠夺瓜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让自己的家庭家族变得富可抵国;如果他对外国势力奴颜婢膝、甚至吃里扒外出卖国家利益;如果他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培植一帮打着改革旗号瓜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贪官污吏特权阶层，最后为自己家族后代的世袭利益，又不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进行贪腐黑恶势力的自我政变;如果他不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为了使广大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不受二茬罪、不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不惜把自己摔得粉碎，进行维护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坚决斗争，人民能在他逝世几十年后，还如此忠诚痴情、义无反顾地崇拜他、怀念他吗?

　　三、在毛主席生日设立人民节，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运。当今中国的政治斗争，核心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道路，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民主专政，还是走反共反人民的贪腐黑恶势力、反共汉奸势力专政的道路。从党中央大力反腐抓出来的那些高层黑恶势力的情况来看，真的触目惊心，严重之极，反共右派势力、贪腐黑恶势力、汉奸卖国势力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可能性绝不是没有，而是严重存在。我们今天的体制，离有效遏制他们胡作非为差距还很大，人民的力量一天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反共汉奸势力颠覆国家的阴影就一天不能消失，人民面对他们倒行逆驶时，就难以有所作为。在毛主席生日设立人民节，将会使人民群众极大的团结起来、觉悟起来，捍卫人民共和国的红色江山，清除危害人民利益的敌人，更好地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建设人民幸福的未来，使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千秋万代。

　　话语方毕，掌声雷动。众人齐聚一堂，大多数是凭着对毛主席质朴无私的一份挚诚怀念，以及对现今的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愤懑不满，但听了王立华大校一番陈述之后，颇有醍醐灌顶之感——纪念毛泽东，设立人民节，原来对“反修斗资”有着如此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以“毛泽东与北大精神”为内容提要，作了简短而辨证的发言。程院长认为，北大的“使命精神”铸造了毛泽东，而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则丰富了北大精神，并启示着北大未来的改革创新。

　　毛泽东成长的时代正是北大从无到有、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的过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于毛泽东更是有了直接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毛泽东还没来到北京之前，他就被以《新青年》为主要载体的北大人的思想和精神所感染了。身在湖南的毛泽东，很早就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在湖南一师的五年半时间里，他把立志、修身、求知、务实作为自己学习的基本取向，这个经邦济世的情怀突出表现在他对于真理追求的执着上，“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了北京，不久就职于北大图书馆。从此，毛泽东就与北大结下了历史性的渊源关系。从北大走出的毛泽东，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眼界宽阔的有为之士，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成就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但是，他的学习主要不是固守在书斋，不是主要借助于课堂。毛泽东从一个韶山的农民子弟走到湘乡、走到长沙、走到北大，求学是他原初的目的。可是，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毛泽东没有把课堂、没有把读死书视为求学的主要途径，而是坚持自学、课外学习、自主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作为主要途径，把经世致用作为学习的基本目标、价值取向，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学习的基本内容体系。毛泽东没有正式上过现代大学，他也没有显赫的家学渊源，但是无论是对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都有精深的把握和良好的修养，这是一般的现代大学教育和传统的私塾教育都做不到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和智慧更是一般的学校教育无法能够充分提供的。毛泽东的成才和成功之道给予中国的现代教育无疑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程院长的一番话听来犹如朝闻晨钟、发人深省，现在的中国面临着纠偏规正的大问题，18大以来所做的相关决定无疑是推进中国持续改革的纲领，而教育改革则是这场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这场改革中，北大需要积极回应，做出同百年以前一样光辉伟大、利国利民的举措。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讲师范正美以“把卷悟人生，比肩看青松”为主题，着力总结了毛泽东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范正美表示，毛泽东是一位新时代的伟大圣人，其一生苦苦求索，彰显七大显著特征：

　　一曰：求天下之道，问世界本源。从复杂纷纭的人类思想文化中求索，选择了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认定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共产主义是人类必然要实现的最高奋斗目标，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曰：求大中华发展脉络，问中国国情。从梳理国学，对国情的纵横分析中，选取了中国人民传承中最优秀的思想成果——民本思想、天下为公、古典辩证法和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谋求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三曰：求社会发展前进的诸种活力，问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认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确信人民群众的团结是真正的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笑看敌人只不过是纸老虎;确信共产党人只要不脱离人民群众，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新中国只要实行人民民主，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四曰：求哲学的高度把握认识事物的方法，问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这个根本原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共产党人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谋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

　　五曰：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问人生最高境界。认定一个人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六曰：求学识的不断积累和日益丰富，问博闻广见真知。认定崇高的信仰来源于科学知识的认知和养护;伟大的实践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导和端正;个人身心能力的拔高需要知识激发和提升。谋求学以致用、知和行的辩证统一。

　　七曰：求不断创新，问继续革命。认定矛盾不断变化发展，永不休止，人类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台下的群众认为范正美的总结十分全面到位，可以说正是始终立足于这样七点，毛泽东便始终站在历史巨人的梯肩上，站在人类思想潮流的最前面和道德品格的最高境界上，站在决定历史命运的广大人民一边，顺应历史规律，从而汲取了渊源不绝的最好的素养，形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最强大的智慧和力量。

　　因维护狼牙山五壮士而家喻户晓的著名爱国学者、新闻评论员郭松民就自己近来与洪振快、黄钟二人的“交火”谈了些许感悟，有着切肤之痛的他，深刻的明白炎黄春秋的不轨图谋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遗祸无穷。

　　郭松民指出，这场法律纠纷，完全是炎黄系蓄意挑起的，他们试图用法律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但没有想到飞起一脚踢到了铁板上，反而使历史虚无主义遭遇了自兴起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

　　但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是不会甘心的，只有中国一天没有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通过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以达到否定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学术研究”就不会停止。因此，这次法庭上的小小胜利，不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结束，而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开始。

　　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只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本质上是要否定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所以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并不是在搞学术，而是在搞政治，所以对此感到困惑的人都应该谨记这一点。

　　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强力反击。为什么呢?

      第一，亿万“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必须被尊重。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才使得中国跳出近代陷阱——“革命和先烈”是今天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来源，绝不容许任何人肆意玷污，不能允许炎黄春秋们拿我们心爱的红旗擦他们肮脏的皮鞋!

　　第二，如果历史虚无主义者得逞，中国现行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将会解体，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100多年的奋斗成果将可能丧失，中国将会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夜之间变成类似乌克兰、伊拉克那样的“失败国家”，这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以“人民文艺的方向”为纲，就时下的两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堪称高屋建瓴。

　　一，学界内“贵西贬中”、“自我殖民”的倾向十分严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战争的失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及其学术体系，以西释中，自轻自贱。这种盲目崇洋，自我阉割之态在当今尤为盛行!一些所谓的知名作家，为了趋炎附势、一朝成名，甚至不惜抹黑自己的祖国、诋毁人民的领袖，以符合西方的标准。

　　二，文艺要回归毛主席提倡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言说背后遮蔽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逻辑基础，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才是毛泽东所有文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精神。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当年文艺的基本方向——为工农兵。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如果解决不了文艺为谁服务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让现今的文艺摆脱“万马齐喑事可哀”的窘境和困局。

　　接着，孔庆东表示，虽然现在政治、文艺、学术等各个领域“雾霾重重”，但只要我们矢志不渝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必然能够迎来光明。发言结束前，孔老师还引用了歌剧《江姐》中的选段，朗声诵念：“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沉沉夜未央。待等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

　　最后，会议在慷慨激昂的《国际歌》中宣告圆满结束。